抗战西城：抗战时期的左笑鸿
百花互争艳2018-12-27 11:46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了。为躲避战火，父亲左笑鸿带了我们家人，还有二姨妈、表姐姚家垠先逃到天津，同大姨妈的女儿一一我们的表姐何蕴之、何蘅相会后一同乘火车南下。沿途不断遭受日本飞机轰炸，警报一响，火车停下，大家都向乡间分散跑去，父亲背着右中，母亲抱着薇明。警报解除，再往回走。从江苏向西逃到安徽省安庆，那里是母亲的故乡。父亲在那里天天出去想找事谋生，但时局日紧，找不到职业。不久，日本侵略军打到了安徽，我们又继续南逃。这次外祖母吴马氏也一起同行。到了江西境内，交通条件更差，搭乘不上火车、汽车，只有雇用独轮木车逃难。独轮车脚夫走得慢，又颠簸得很厉害。父亲常气得下车自己步行。到江西省的江家嘴住了些日子，局势再度紧张，于是再向西北逃到武昌。
日军飞机炸到武汉时，我们乘上了粤汉路火车继续南逃。火车走走停停，七天七夜后于1938年初到达了广州，又转乘广九路火车躲到了香港九龙，同一起到达的外祖母、姨妈、三舅和父亲的同事盛世强租住位于荔枝角道和南昌街拐角处的一间房。这间房，总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在一个二层楼上，楼下是昼夜营业的茶馆。我们家四ロ人，三男一家四ロ人，一外祖母、二姨妈和表姐，再加上盛世强伯伯一家四口，四个家庭十五口人住在一起，合在一起吃饭。不久，又添了一口人。1938年6月21日，次子出生。父亲感到中国如此之大，却被小日本欺凌，弄得我们无处藏身，中国人真应再想一想，所以为孩子想了个名字“左再思”。当时华北已经沦陷，报纸办不下去了。
成舍我也跑到香港，办了《立报》。父亲去《立报》当了编辑，每天白天在住处写些稿子，黄昏乘渡轮到对岸上夜班编报，天亮时下班乘船回九龙住处。一次，下班略早，父亲走在小巷里，后边突然有人叫喊:“站住！我是皇家！”回头一看，是个蒙面人，拿手枪比画着。意识到是强盗，只得举起两手。强盗把父亲刚发的一些稿费搜去了。从此以后，父亲在香港再也不进小巷行走了。日本侵略者继续向中国内地深入，就连英属香港、葡属澳门也时常响起空袭警报声。我们住在香港，虽然有父亲在报社工作维持生活，但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张万里伯伯在后方的重庆办了报，希望父亲前去。已经沦为敌占区的北京，管翼贤办了报，也要父亲前去。解放区的延安，张友渔伯伯也从事新闻工作，同样希望父亲前去。
重庆和北京的电报都辗转多日才收到。延安的电报是后来才听说的，当时收不到。作为一名オ华出众、精通古今文学、工作速度又快的青年记者，当然有不少媒体爱用。但父亲已不是独身一人，而是拉家带口的五口之家的唯一劳动力。曾经商议去重庆，但这年秋天大舅到了香港，说前往大西南的路上过于艰辛，路上经常有人饿死、累死。有的人实在饥劳过度，只得把孩子丢下，听其自生自灭。提起前往大西南的事，母亲总是哭着表示自己的三个孩子一个也不能丢。已经沦为敌占区的上海来了信。母亲的中学同学、我们称作干妈的苏燕生请我们先去她家。她的丈夫、干多袁仰安在上海当律师，自己有一幢小洋房，已经生养两儿一女，日子过得还不错。于是，父母亲决定乘船赴沪。
当时，天气湿热，我们都在病中:右中闹腹泻，薇明病得头发脱落，母亲也拉痢疾。10月，买到了从香港到上海的船票。那是英国皇家海运公司的一艘巨轮“皇后”号。我们的经济条件差，买的四等舱。购票时有言在先:发生海难事故四等舱一律不救。由于处在船体的最下层，轮船驶出后，舱门立即上锁，旅客不得出入。在那个舱内，每家人一组铺位，我们的床紧靠船右側，有一个小窗，透过它只能见到海水。父亲风趣地说:“从这儿我们可以看见白天和黑夜。”中途遇到狂风巨浪，船身颠簸不停，大部分旅客晕得呕吐不止。父亲很焦急，但以惊人的毅力保持着镇静，他自己一口都没吐。七天七夜的航行结束了，全船旅客都好似捡了一条命。我们也随着人流出了舱。
一家人暂住干爹干妈家。当晚，摆上一桌饭菜为我们接风。但我们还未从晕船的痛苦中缓解过来，吃不下去多少。日寇占领下的上海，表面上经济繁荣，实际上贫苦人民在挣扎中生存。我们不敢久留，11月底购买船票北上天津。在天津稍作停留，随后立即乘火车到达敌占区的北平。我们智住在西单贤孝里父亲的老朋友张韵宇家。张伯伯、张伯母对我们热情接待。父亲每天出去找房子，在1938年底找到了北池子一处住房，于是搬了进去。北池子这处住房的房东叫李荣庆，是祖孙三代的大家庭。这所房子的南端一个小跨院租给我家，小院曾经是马圈，改造后屋顶是洋灰平台，有南屋、东屋和西屋，北面是一堵墙。我们在这里定居下来，就把离开北平前寄存在父亲老朋友刘雁声家的家具、书籍等全部拉过来。
刘伯伯的家境不宽裕，也曾变卖掉一些书籍。从1939年初开始，父亲就应管翼贤之聘到北平《武德报》当编辑。当年8月，《武德报》停刊。父亲经人介绍，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内务总署当科员。也就是这一年的2月，右中开始上学，进入北京孔德学校幼稚园小班。这是当时中法大学附属的学校，日伪奴化教育的影响不太大。在上学之前，父亲已经教会右中写毛笔字、背唐诗。由于战争环境恶劣，父亲在薇明、再思身上再也无法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了。为了让我们更快、更多地认识汉字，父亲自学了当时出版的字典上通用的国音字母（又称“注音符号”），然后教给我们。伪内务总署待遇很低，养活一家人很难。1940年秋，右中升入孔德小学一年级，薇明也进入孔德学校幼稚园。
从1940年10月起，父亲转到伪日华经济协议会当秘书，收入也不高。1941年初，父亲的老师周作人先生当伪教育总署督办的时候，找父亲去当秘书。日寇占领下的北平，中国人受到日本人的欺压。我们从北池子住家到东华门孔德学校的路上，要经过几处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的住家，里面经常有狗扑出来咬伤中国孩子。我们每次上下学都提心吊胆。碰上狗追来，只有拼命逃跑。我们的经济条件差，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我们三人时常缠着母亲讲故事。1941年起，母亲和父亲为我们连续讲了《水浒传》和《西游记》，我们听得特别入神，印象很深。不久，我们就背熟了108名好汉的绰号和姓名以及《水浒传》的回目。再思于1942年秋进入孔德学校幼稚园，以后升入孔德小学。在入学前，已经熟背兄姐用过的教科书。
再思智商高于兄姐，在班上成绩始终最优。姨妈等三口人从香港去了昆明，因水土不服加上经济拮据，外祖母和姚家垠表姐相继去世。姨妈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母亲和女儿痛不欲生，后来到重庆去住，靠念佛吃斋寄托哀思。为了养家，父亲天天要到宣武门内的教育总署上班。那时的公共汽车经常停运，父亲时常要步行来回。晚上回家还要应张慎之伯伯之邀为南京《中报》写连载小说，先后写了《小公馆》《标准丈夫》《嫂夫人》《金鱼》《云雾》等，笔名“林凤”。伪教育总署几次更迭督办，父亲都捏一把汗。因为新任督办都要带来一些自己的人，裁减一些日人。当周作人卸任、更换苏体仁时，父母亲一夜未睡。后来苏体仁将父亲调任统计科长。
苏体仁卸任、王谈接替，王谟卸任时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兼任，最后由文元模接任。文元模深知父亲的文字功力，所以仍然用父亲当秘书，当时叫“简任秘书”。日伪期间，父亲的老朋友江汉生在北平东安市场开了一家小型咖啡店叫“沙漠咖啡馆”，还创办了《沙漠画报》月刊杂志。父亲常为这本杂志写些杂文，笔名“章非”，稿费弥补一些家用。该杂志还为父亲写的《嫂夫人》出版了单行本。抗战后期，物资紧缺，物价不断上涨，我们由吃细粮改为粗细搭配，以后全部吃粗粮，盘中的副食也越来越次、越来越少。我们兄妹三人都因营养不良而身体瘦弱、身材矮小。1945年8月，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到街上欢迎中国军队。看到那些横行一时的日本小孩，我们都扬眉吐气地唱出抗日歌曲来。但是不久，父亲失业了，家庭没有了经济来源。父亲和江汉生、张铁生等几个老朋友商议创办了小报《民报》。抗战胜利后的北平，出刊的报纸有《华北日报》《新生报》《明报》《经世日报》《北平日报》《益世报》等。《民报》出版不久即停刊。1945年10月，原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返回北平，重新出版《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父亲再度回到这家报馆，担任《世界晚报》总编辑。在晚报的副刊夜光版“灯下闲谈”专栏每天发表一篇杂文，笔名仍叫“双枪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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