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辰生忆郑振铎（一）从在上海到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长
澎湃新闻2018-11-27 11:55
今年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郑振铎（1898-1958）是中国文学家、翻译家、藏书家，曾担任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对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博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他将自己收藏的大量古代陶器和近10万册古籍全部捐献给国家。“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日前正在故宫博物院开展。
本文摘自郑振铎秘书谢辰生的口述回忆《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谢辰生口述、姚远撰写，三联书店2018年版）。谢辰生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他以自己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回忆了郑振铎生平、经历和他对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博事业作出的贡献。“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经授权刊发。本刊将分三篇陆续刊发，此为第一篇。
郑振铎
郑振铎在上海
1946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我跟着谢国桢到了上海。到上海的第三天，徐森玉请我们吃饭，郑振铎作陪，他们都是老朋友，多少年没见了。郑先生是大学者，我那时高中还没毕业呢，对他很崇拜、很向往。吃饭的时候大家聊天，郑振铎说他现在太辛苦了，又要接收文物，那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委托他接收敌伪的文物；又要搞民主运动，搞上海的进步杂志《民主》《周报》，很需要人来帮忙。徐森玉说：“谢辰生刚到，他一年轻人什么事儿也没有，又是刚主的弟弟。这个年轻人给你帮帮忙不是正好吗？”我说：“那太好了，我太赞成了，那不等于给您当学生吗？”郑振铎说：“那好啊，就这样吧”。接着徐森玉跟我说：“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你还不能老在郑家。因为现在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要搞一个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的目录，拿这个目录追索、讨要文物。”这是徐森玉接的这个活儿，他对我说：“我也需要你这个年轻人。”郑先生就说：“那你明天就到我家来吧。”我那会儿没事儿，后来就上半天在徐家，下半天在郑家，一半儿一半儿。这是见到郑先生第一面，谈笑风生，说话很痛快。那时候他名气很大，他能要我，我说：“那我一定干啊，我就是给您当小学生，帮您忙。”
这就开始编这个《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怎么编呢？就把所有出版的目录，日本出版的书，中国出版的书，只要知道在哪儿的，都编一个目录。一开始有三个人，我、吴静安、程天赋，他们俩干了一个来月，觉得这个活儿太累，另外也没太大兴趣，就走人了。但我有兴趣，毕竟过去在家里知道些文物知识，字画也好、善本书也好，都明白点儿。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就留下来了，一个月以后就剩我一个光杆儿司令了。谁来管我呢？是顾廷龙，合众图书馆馆长，他来主持。我们就找各种书，除了合众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也找，上海四马路的书铺也找，私人收藏也找，弄了很多书。结果在这些书里面把这目录誊下来，注明哪年哪月哪本书出的。怎么写呢？就是写复写纸，因为人家要好几份，一次写四篇，得写两次。 那时候真是累得够呛，天天吭哧吭哧地写。可也有好处，对文物知识熟悉多了，目录里各种文物、善本书什么的都有。书完成后交给教育部，留下了几本。这部书前后搞了九个多月才完成。 当时做完了就完了，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完了以后就在郑先生那儿管郑先生的事儿了。目录编好以后，交到教育部，最后文物索讨也没索讨成。
完成编《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的任务后，我就一直帮郑先生做事，就住在他家，在静安寺庙弄。1947年，郑振铎让我和孙家晋，还有个中央图书馆的人，一起去迎接王世襄从日本押运回国的善本古籍，一共107箱。后来这些书大部分被国民党运到台湾去了，剩下的几百本留在上海。 那几年，郑振铎太忙，有很多书和资料需要整理，就让我先帮忙把他的书好好地都整理好，编成目录，他需要什么材料的时候再查一查，帮他找出来。他出书要下厂，我就去下厂。那时也没有什么薪金不薪金，就在他家吃饭，每个月给我点零花钱，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还零零星星地在他家里干点琐事，后来他小孩郑尔康上学，还兼职给他孩子补些课。
曾任郑振铎秘书的我国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
在这阶段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郑振铎在政治上是反对国民党胡作非为的。他家是一个小楼，有个客厅，我就在客厅办公，来来往往的人都见过。郑振铎发起的民主促进会，就是在我待的那个客厅成立的，他是民进的发起人，后来倒是不怎么参加了。他搞民主运动，民进在家开会都在那个小客厅，我都在旁边听着，听他们讨论怎么实现和平，怎么搞建设。民进里面我最熟悉的就是周煦良，他是周叔弢的侄子、周学熙的孙子。政治倾向方面我受郑振铎影响很深，因为我想参加革命，在政治上我跟他是一致的。郑振铎来往的人全是郭沫若、翦伯赞等名家，我也经常给他们送信。我知道郑先生跟共产党有联系，好多往来的人我也叫不出来名字，那时候他们名字都是假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是给郑振铎的民主事业工作，我过去一直没有强调这些经历，其实我参加革命工作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郑振铎书龚自珍诗句
那几年，我在郑振铎身边耳濡目染，加上我哥哥谢国桢是搞历史的，也喜欢字画什么的，在家读书时他时不时地跟我说说些相关知识，我也开始对文物感兴趣了。郑振铎的那些资料都让我保存整理，由上海出版公司给他出书。我帮郑振铎编辑出版了张珩藏品所集成的《韫辉斋所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和《域外所藏中国名画集》。他编这两部名画集，都是因为中国文物大量外流，想通过出版图集作为我国文物被掠夺、盗卖的历史记录，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怀。郑先生天天跟我说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事情。别看他年纪很大了，但天真得很，激动起来非常生气，非常痛心。他写了很多文章，抨击文物走私外流。当时很多文物从北方出土，从上海流出国外，让他生气极了。他是国民政府接收文物委员会的委员，接收的时候他发现有些文物没了。到哪儿去了？就是国民党很多高官拿走了！所以他就写了文章追问：这些东西都跑到哪里去了？他写文章向政府要求他们赶快归还，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
到1948年，中共中央通知郑振铎去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当然这是极端秘密，我一直知道他要走，但具体的时间一直不知道。一直到走之前三天他才说：“我就要走了，这是绝密，你不仅不能跟别人说，即使是你哥哥也不能说。”他给了我一个秘密通信方式，跟他联系。他的老母亲、夫人和孩子都在上海，他关照我说，他走后家里给他家照顾一下，同时让我帮他继续把一些资料搞好。这段时间，他编写的很多书中最重要的一本是《中国历史参考图谱》，是我在上海帮他弄完的。 这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参考图谱，用文物说话，来说明我们的历史。他说：“这事还没有完成，你以后把这个书继续完成，整理好将来好再出书。”《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一共24辑，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才全部出齐。
郑振铎参加新中国首届政协筹备工作期间与文艺界部分代表合影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我在上海继续给郑振铎搞《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在上海出版公司出。上海出版公司总经理刘哲民看我干得不错，就想留我干脆在他那儿干。后来郑先生给我来了封信，一方面让我继续搞《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同时叫我早点来北平，说北平还有事情，有什么安排来了再说。他也写信给了刘哲民，意思是叫我来北平，不太想让我在他那儿干。这样就把我调到北平去了。 因为他挺喜欢他外甥女，就让我把这小孩也带上了。到了北平以后，他告诉我，新中国要成立文物局，以后他就要搬到北京了，叫我也跟他去文物局工作。我是9月份到的北平，还没开全国政协会议。政协开会以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郑振铎的女儿打电话让我过去，说是赶快去报到。那时候还是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正在筹备建立文物局，王冶秋正在负责筹备的事。郑振铎就给王冶秋打个电话，介绍说是有这么个人，是他带过来工作的。王冶秋同意了，郑先生就让我跟王冶秋接洽。那时候他们在中国大学的军管会那儿筹备，就是现在的教育部那儿。我去军管会报到的时候是9月，具体办事的是罗歌，他告诉我文物局是要成立，但是现在还没成立，得等到建国以后。我说：“那我得先回家。”罗歌说：“没关系，我们十一以后才能成立，那时候我们也搬家了。你的情况都是郑先生电话通知的，你回去以后可不可以让郑先生给我们写封信，说明个情况。”回来我就跟郑先生说了，郑先生后来写没写我就不知道了。这都是建国前的事情，所以我离休的时候，就是从报到的1949年9月算起。
到军管会文物部报到之后，郑先生叫我赶快回去，把上海家里的事情弄一弄，准备搬家。我就又回上海搬家，过了一个多月回来。从上海搬家时候，我还给周作人带过一封信，给周总理的。周作人从监狱出来以后，住在上海他的学生家。我认识他的那几个学生，也结识了周作人。11月，我已经在北京上班了，周作人给我写信，附上一封给周总理的信，请郑振铎转给总理，我记得信的最后写的是“附致吾家某公函，恳请西谛先生代转为感”。我就给了郑振铎，但是郑振铎第二天带着信上上海出差了，还没来得及给总理。郑振铎到了上海，把信给方行看了，方行当即就抄下来，然后就被人转抄散了出去，大家都知道了。郑振铎回到北京之后，才把这封信上交的。
文物局首任局长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文化部，设立文化部文物局。当时文化部下面设一厅六局，文物局是其中之一，主管业务有文物、博物馆事业，还有图书馆事业。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郑振铎是著名的党外民主人士、大文化人，除了担任文物局局长，还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民政协文教组组长等职。王冶秋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是鲁迅的晚年挚友，跟鲁迅有过很多通信往来。他做过冯玉祥的秘书，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做情报和统战工作，为革命出生入死。
1955年，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参观波罗浮屠（宝塔）
新中国成立前，郑振铎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准备去哪儿干。他说：“我把你带过来，是准备让你到文物局去的，但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愿意搞什么？”因为我家里头都是搞学问的人，我也觉得应该搞学问，做研究。所以他把我调到文物局之前，我就讲了我的想法。我说：“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您是大学者，我也想当个学者，也想搞点学问，跟您学习。您不是搞学问嘛，是不是我可以到研究所去？文学研究所我也可以去，考古研究所也可以，都可以啊。”他说：“你哪儿都别去，你就在文物局。”我说：“怎么啦？”他说：“现在文物局里完全懂的人还不多，你就在这儿搞。”那时候，文物局刚刚筹建，总共没几个人，他对我说：“文物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你搞文物的保护也是个重要的事，就在这儿干着吧，现在人也缺。文物保护很重要，你不要认为这不是学问。”他说的这些对我很有启发，给我定了终生。我一辈子都坚持郑振铎对我说的话，“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
1949年11月，我按照郑振铎的意见，从上海搬家回到北京，去新成立的文物局上班，担任文物处业务秘书。我刚到文物局的时候，人还很少，大家们都还没来呢。只有从解放区来的五六个人，像于坚、王毅、李枫、罗歌、王宏钧，就这么几个人。文物局一开始分为文物处、博物馆处、图书馆处、资料室、办公室。文物处就我和林开建，后来林开建调走了，王宏钧在图书馆处，于坚在博物馆处。那时候各个处还没有处长，后来陆续开始找处长。郑振铎曾经设想过文物局人事安排谋划，图书馆处由向达负责，博物馆处由裴文中负责，古物处由夏鼐负责，但他这个设想后来没有完全实现。
在文物局刚刚建立的时候，文物处一开始叫古物处，后来考虑到古物无法涵盖革命文物，就改名为文物处。古物处处长，其实最早想让徐森老（徐森玉）来，但他在上海，来不了。后来又考虑夏鼐，但夏鼐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副所长，也来不了。因此文物处处长暂时空缺，只任命书画鉴定专家、张静江的侄孙张珩（字葱玉）任副处长，大概是1950年才来的。1950年以后陆续来了些人。古物处来了罗哲文、陈明达、徐邦达，还有傅熹年的父亲傅忠谟、罗振玉的儿子罗福颐、王冶秋的学生谢元璐，都是后来一个个陆续来的。还有一位女同志臧华云，是桐城派后人吴闿生的学生，跟齐燕铭是同学。后来在50年代中期，老干部陈滋德从西南大区调到北京，任文物局的文物处处长，此后一直由他担任。业务处长职务中，只有他一人是行政干部任处长。像后来成为著名专家的罗福颐、徐邦达、傅忠谟、陈明达、罗哲文、顾铁符、马耕渔等，当时都只是文物处的业务秘书。谢元璐在文物处当行政秘书，因为他比我大，所以我被称为“小谢”。罗哲文为什么叫“小罗”呢，因为罗福颐比他大。
各处的处长和主要业务干部，几乎都是根据郑振铎建议安排选用的，可谓汇集了全国的文物专家，学术气氛很浓。但郑振铎先生最初设想的处长，只有裴文中一人到文物局任博物馆处处长。他是国际上有名的考古学家，主持发掘过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我去的时候，裴文中已经到了。后来的博物馆处副处长是博物馆学和古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字天木），博物馆处后来还有佟柱臣，是搞考古的。1954年，裴文中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任职后，由王振铎任博物馆处处长。王振铎是国际上有名的科技史学家，英国学者李约瑟很佩服他。图书馆处想请向达来，向达因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来不了，于是请了万斯年任副处长。办公室主任是贺泳（字孔才），是个学问家、收藏家，是吴闿生的弟子。后来来了孙家晋，孙家晋半道到办公室当秘书去了，写文件。资料室的负责人一开始是王冶秋的爱人高履芳。大体就是这些人。
1953年春，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同志与郑振铎局长于北海团城合影。前排右起为姚寿璋、罗哲文、陈明达、张珩、郑振铎、谢元璐、丁燕贞，后排右起为臧华云、徐邦达、谢辰生、张金铭、罗福颐、郑云回、傅忠谟、张良竹。
文物局主管全国文博事业，专业性很强，用的都是这样一批具有相当专业水平的业务骨干，担任业务处的正、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初的文物局很有特色，除了王冶秋，处长以上（包括办公室主任）没有一个是党员，而且很注意对专家学者的统战，一点儿都不含糊。直到后来，办考古工作培训班的时候，调了庄敏到文物局来，他是党员。郑振铎不是党员，是党外人士，可他是有职有权的，业务方面大的事情都是他做主。当时党外人士当部长的好多，现在你不可想象。王冶秋是1925年老党员，但是他不摆老资格，很尊重郑振铎，大政方针都听郑振铎的。他们俩都是文人，关系非常融洽，观点很一致。文物局在北海团城办公的时候已经逐渐发展到一百二十人左右，仅文物处就有二十多人，大多数是专业人员，副研以上八九人，专业水平相当高。1956年文物局搬到文化部之后，人员减到五十多人。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大跃进”，那时候压缩编制，文物局只剩下18个人，其他人都“下放”到北京市的其他单位了，专家这么被“下放”后，就没回文物局。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整个社会风气的确令人心情舒畅，实在难忘，我们这社会风气若能回到50年代就好了。
新中国成立初，文物局的名称发生过几次变化。一是1951年10月1日，文化部文物局与科学普及局合并，成立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副局长还是郑振铎、王冶秋。在主管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之外，增加了文化馆和电化教育。由彭道真任增设的文化馆处处长。二是1955年1月15日，文化部成立文物管理局，主管文物、博物馆事业，划出图书馆、文化馆事业，仍然由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管理。1955年8月，王冶秋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升任文化部副部长，还是直接管文物局。三是1965年8月23日，文化部再次将图书馆事业划到文物管理局，改为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这已经是“文革”前夕了，到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一开始，文物局在北海团城办公，后来搬到东四头条5号文化部大院，后来地址叫朝内大街203号，一直到“文革”。办公地点用的是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的旧址，现在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房子太棒了，结实极了，旧金山大地震之后盖的，特别注意防震，唐山地震时纹丝不动。“文革”期间，文物局才搬到老北大的红楼。文物局在团城的时候，我住故宫筒子河的单身宿舍，后来到了黄化门大街文物局宿舍，原来的莲子库，然后搬到朝内大街203号文化部大院。
捐献陶俑，制止文物走私外流
1949年我刚到文物局的时候，郑振铎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文件，起草保护文物的政令法规。一是关于禁止文物出口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二是关于保护古建筑和考古调查的《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郑振铎明确提出来，先搞禁止文物出口、考古调查这几个单项的文件。他说：“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斩断魔爪，不能再让文物大量外流，所以头一个要做的事是禁止文物出口令，同时草拟关于考古发掘的办法、古建筑保护的办法。”
“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展示的郑振铎捐献的陶俑（图片来自中国网）
郑振铎自己带头身体力行。他担任局长后不久，就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把他收藏的几百件汉魏六朝隋唐的陶俑都捐给了国家，这些文物都是他在上海倾其所有买的。他还跟王冶秋共同倡议，从事文物工作的人，都不要去购买和收藏文物。文物系统工作人员自己不收藏文物的传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形成了。1981年国家文物局颁发《文物工作人员守则》规定，文物工作者严禁利用职权，为自己收购文物，禁止买卖文物从中得利。这就是坚持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来形成的规矩。“文化大革命”抄家，王冶秋家里一件文物也没抄出来啊！那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啊！现在呢？多少人往自己兜里揣！
从1840年以来，我国文物大量地被掠夺到国外，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有的是战争的掠夺，像前些年拍卖的圆明园兽首；有的是外国人以文化的名义，实质是施行掠夺行径的所谓“考古”活动；有的是与古玩商勾结，导致大量文物悄悄地流出国境。因为当时海关不在我们手上，所以好多珍贵文物都出去了。中国自1840年之后逐渐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被压迫被欺负的民族，我们国家命运是很悲惨的。中国一百多年来深受列强的欺负和压迫，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逼迫我们割地赔款，我们中国文物的命运跟自己的国家有着共同的遭遇，也都是被大量地掠夺。帝国主义对中国文物的掠夺，是物质上的掠夺、金钱上的掠夺、财富上的掠夺，更是精神上的掠夺。文物是我们的精神财富，盗掘盗运文物出境就是掠夺精神财富！我们国家是这样的被掠夺的命运，我们的文物、我们的精神财富也是这样。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
我在上海帮郑振铎做事的时候，他面对大量文物不断外流的情况，就感到特别愤慨。他在1947年写过一篇文章《保存古物刍议》，猛烈抨击那些把重要文物私运出国的人，“简直是卖国行为，而应该处以叛逆的罪名”，“其行为可恶、可恨，其居心更可诛！”“我们应以全力来打击那些盗卖古物的不肖子孙们！”他还驳斥卖文物换外汇的说法，认为那些人盲目无知，没有常识。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郑先生马上就提出来要搞《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他对我说：“马上要堵住文物外流的口子，文物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堵住口子，不能让文物继续外流了！”这个《办法》的草稿是我起草的，后来文件上报政务院的时候，我已经去革命大学学习了，我只是写了初稿。
一开始，我对文物法规也是一无所知，是郑振铎把他收集的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比如《古物保存法》，还有外国的一些法规材料，等等，给我作参考。如果不是郑振铎的具体指导，我也写不出初稿。虽然是我在起草，但是实际上郑振铎是“头儿”，言传身授。他是大人物，事情很多，他不光是文物局局长，还是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文学所所长，所以他特别忙。他把起草文物法令的具体事项落实交给了我，后来亲自改了几次，又让王冶秋、裴文中他们俩来指导我，直到完成。起草过程中，每次讨论都是王冶秋主持，定稿之后送给郑振铎审定。 文件初稿弄完以后，我就去革命大学学习去了。当时，文物局人员逐渐多起来，所以到1950年，要求我们这些没经过训练的人下到革命大学学习。我去的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二部，在北京西郊的西苑，孙家晋跟我一块儿去的。关于文物的几个政务院的政令最后出来的时候，我正在革命大学学习。
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规，像关于文物出口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关于考古调查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古建筑保护的《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这几个文件的文号是政文董字，董是董必武签发的意思。可以说，从50年代新中国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等第一批文物保护的法令之后，文物大规模外流的情况很快就被制止了，那时外国人还想往外带珍贵文物，就不行了。这标志了过去听任中国珍贵文物大量外流的时代的结束，近代以来中国文物被破坏、被盗掘、被走私的历史的结束，在一定意义上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面前站起来了！就跟卖淫嫖娼、吸毒等丑恶现象一样，全没了。三年就一点都没了。可以说从50年代起，文物走私、盗窃等文物犯罪基本杜绝了，一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又沉渣泛起。到90年代更不得了，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一直没得到解决。
我在文物局建立之初办的第二件事，是跟王世襄、史树青一起到山东省、平原省、河南省考察文物保护情况，同时为刚刚建立的历史博物馆选调文物，搞些文物到北京来。主要是在三省跑了一圈，重点调查了济宁的东汉武梁祠。当时，大家担心武梁祠到底存在不存在啊，保护情况如何啊？我们在现场看到现状，跟日本出版的有关武梁祠的书一对照，情况还是不错的。郑振铎原来说，如果保护得不好，干脆迁到北京来。我们一看，保护得挺好，根本用不着迁。 我和王世襄、史树青看了济宁武梁祠，我们一路都很高兴，还联句做了一阙《虞美人》。此外，我们仨还联了一阙《浪淘沙》、一阙《临江仙》。
（注：部分图片来源自网络。原文有注释，本文未予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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