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奴”樊建川的“生死嘱”
广州日报2018-11-27 04:59
樊建川
辉煌巨变：1978~2018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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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川博物馆一角：“中国壮士”广场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日前，樊建川被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推荐为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之一。
在改革开放的40年时间里，他从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到一名军校老师，再从一名政府官员成为一名房地产开发商，最后成为一位博物馆馆长，每次都踩着改革开放时代大背景“节拍”。
樊建川曾立下遗嘱：死后将估值高达80亿元的博物馆全部捐给国家，“我一直认为，我积聚的这些钱财，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他说，我们顺应了时代，响应了时代的号召，感知到时代的浪潮，但实际上，总的来说还是时代把我们推到这里来。“如今再让我去创业开一个面馆，或开一个旅馆说不定都会开垮了。”
文、图、视频/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丹
在今年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中，又多了一位“新成员”，就是“辉煌巨变：1978～2018”纪念馆。游客在其中感受到时代巨变的同时，找回了曾经的“个人记忆”。
在接受采访的那天中午，樊建川迎来了一些年轻的“老朋友”——他们都是建川博物馆的“粉丝”，有的来自重庆，有的来自成都，有的来自香港，都相约来拜访樊建川。
一桌人吃饭像“打仗一样”，樊建川夹菜时不小心将一块火腿掉在了桌子上，夹了两次没有夹起来。火腿掉在一位香港“粉丝”面前，她面露尴尬地说，“掉桌子上就不吃了。”樊建川毫不在意，用筷子第三次夹起了火腿，放到了自己碗里，然后扒拉了两口米饭吃掉了，“没事，不能浪费。”
军校恢复建设带来人生机遇
广州日报：改革开放初期，你在做什么？
樊建川：我是1957年出生的，过了年就62岁了。在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只有21岁，当时还在部队守卫边疆。
广州日报：那时的生活是怎样的？
樊建川：我当兵的那个地方特别冷。可能是内蒙古最偏远的一个地方，在乌兰察布盟的化德县。那个地方既是一个风口，又是内蒙古高原凸起的一块，冬天的时候就算户外是零下40摄氏度，我们也在外面站岗、打坑道。
1979年，我上了军校。其实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才能够上军校。在改革开放之后，整个部队开始正规化建设，恢复了100多所军校。我上的是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主要就是培养指导员，教导员。我所在的学员队是教员培训队。
因为当时解放军军事院校都在恢复当中，改革开放后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非常需要老师。我们那个120人的教员培训队，就是为军校提供教师的培训队。我当时学习的是政治经济学。
广州日报：毕业后就到军校当老师？
樊建川：1981年毕业后，我当时由于成绩比较好，被分配到了第三军医大学任教，一直教到1988年初。当时重庆还属于四川省，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重庆有着许多亮点。当时我虽然是在军校里面教书，但是也会经常参加地方举办的经济学学会。不断地在钢厂、糖厂等地方企业搞调研，然后将这些调研结果结合教学。
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的思想特别活跃。我当时也发表了许多具有先锋性的文章。
因想更接地气选择转业
广州日报：之后为什么转业了呢？
樊建川：军校转业是因为我不想教书了。我个人觉得已经“教无可教”了，写论文已经写到十几二十篇，发表在业内最权威的杂志；讲课也都不用备课了。
从部队转业到宜宾市，实际上我是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从高收入到低收入。当时重庆算是一个大城市，而宜宾当时还是一个小城市。当军官，实际上收入还是比当一个普通的公务员高上不少。
广州日报：那为什么还要出来呢？
樊建川：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是要更接地气一点，在军队里面还是有点飘在半空中。我也不想年复一年地过教书生活。我觉得是改革开放给我带来了机会。改革开放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涌动的浪潮，同样也带来了很多机会。很多人不了解或者不理解，我为什么要从高收入到低收入，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干的是我喜欢的、接地气的工作。所以也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常务副市长下海经商
广州日报：转业之后在宜宾市什么单位工作？
樊建川：我到宜宾市纪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然后逐渐提拔为副科长、科长、副主任、副市长、常务副市长等职位。大概在五年的时间里，我就换了五六个单位，从一个普通公务员成为常务副市长。
我是在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后，递交了辞职报告，在1993年正式辞职离开的。
广州日报：为什么要辞职呢？
樊建川：我觉得还是在改革开放这样的大背景下，我才会有这样的“觉醒”。因为当时尽管我是常务副市长，但是工资也只有200元一个月，实际上还是有些窘迫的。而且自己如果要搞一些收藏的话，也会觉得不方便。
而1993年我到成都打工的第一个月工资就有5000元了。打工打了一年之后，我就开始自己经商，大概用了七八年左右的时间，就让自己的企业成为一个比较成功的房地产企业。
曾登上胡润百富榜
广州日报：你做房地产还是赚了不少钱的，为什么后来又不干了？
樊建川：我是在2003年离开房地产行业的，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在做房地产，当时成都的房子是1000多元每平方米，最高时候能够卖到3000元每平方米。所以我们一个平方米也赚不了多少钱，最多也就赚几百元。就这样，还上了胡润百富榜。实际上从2003年到现在的15年间，我就没有在做房地产了。
当时我们的企业做到了整个四川的“前十名”。但是这在当时也不算很“稀罕”。如果做博物馆的话，就很稀罕了。因为之前没有人来做这件事。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离开房地产行业，现在看来是非常应该的。
广州日报：那时就开始建博物馆了？
樊建川：从那时开始就一直在搞博物馆的建设。到现在为止，已经建成了大大小小50多个场馆。在中国的民营博物馆中，也算得上是“排头兵”了。在世界范围内来讲，能够拥有50多座场馆的博物馆也是非常少见的。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藏品数量多。对外公布的我们的藏品是800万件，国家一级文物就有400多件，这在民营博物馆是非常少见的。
到了今天，我们作为民营博物馆的“排头兵”，我觉得是改革开放有本事，是改革开放的功劳，这是这个时代的伟大变迁带来的。
500亩博物馆捐赠政府
广州日报：2007年，你进行了遗嘱公证：死后将估值高达80亿元的博物馆全部捐给国家，为什么？
樊建川：改革开放前，是我身强力壮的时候，更有干劲的时候，更有青春活力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成为所谓的“富豪”，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钱财。所以我一直认为，我积聚的这些钱财，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愿意把它做成博物馆，最后把它捐给国家。
当时我拍卖下来的这片500亩地建成建川博物馆聚落，如今已经价值连城了，但是我还是将它捐给了成都市政府，包括500亩地上的建筑、绿植等。
因为没有改革开放的话，我也许还在生产队，当年是挣八分钱，现在说不定能挣一毛多。虽然我们顺应了时代，响应了时代的号召，但实际上，还是时代把我们推到这里来。
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再让我去创业。也许我开一个面馆，开一个旅馆都会垮了。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创业方式和创业机会，所以我们这代人应该从心里面感谢改革开放。
广州日报：改革开放的社会浪潮中，有的人可能迎潮站在了浪潮的尖上，而有的人也可能被浪潮拍到了岸边。
樊建川：我觉得改革开放是这样的：不管有没有人被这个浪潮拍到了岸上，它都消灭了绝对贫困。改革开放带来的伟大变迁，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没有改革开放
就没有民营博物馆
广州日报：如今博物馆建设情况如何？未来有什么发展？
樊建川：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15年的时间，我们转入文化产业做博物馆，一分钱没赚。不但没赚，每年还要投许多运营费进去。
我们成都这边有32个场馆，重庆有8个场馆。这四十来个场馆是我们自己管着的，一年的运营费大概都要四五千万。你想想这十几年下来是什么概念？光运营费就花了七八个亿。但是现在比较欣慰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博物馆现在能够做到自己养活自己了。
在1978年，如果有人告诉我，樊建川你这辈子会建一个博物馆，我会认为他是个疯子。在改革开放十年之后，我的收藏已经有了一定的气候。但如果还有人这么跟我说，我还是会觉得他是个疯子。
到了1998年，那时如果再跟我说同样的话，我就会回答，“对！我可以建”。因为在1998年的时候，已经有了民营博物馆。所以，从1978年到1998年，从民营博物馆建立的“轨迹”来看，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民营博物馆。
我觉得，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民营博物馆未来会有更好更快的发展。因为改革开放带来明显的变化，就是人们对于文化的追求、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层次的变化。
广州日报：在汶川地震中幸存下来的“猪坚强”怎么样了？
樊建川：“猪坚强”住在专门的“猪坚强之家”，在汶川地震博物馆的对面，已经由过去的一百多斤长到了现在三百多斤，现在正忙着减肥，但是现在比较冷，它动得也比较少了，整天都在“家”里躺着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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