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生献给中国菌物学——余永年先生访谈｜朝花夕拾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2018-11-26 15:39
余永年先生（1923.4-2014.8）
我们余氏家族大约500多年前就定居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了，是当地有名的“九子十进士”的后裔。我家历代行医，祖父和父亲是中医，我妹妹和大儿子也是中医，是个中医世家。我三个儿子，在“四人邦”被粉碎后，同年考入大学本科，现在一个居重庆，一个居新加坡，一个居美国。
1929年我六岁的时候开始上学，那时在家乡私塾就读，后来进万县市市立环城路小学初小和鸡公岭小学高小，离家很远，只能住校，半年才能回家一次。小学毕业后，我考入金陵中学和重庆南开中学完成初中和高中学业，这些学校在当时都是名校。高中毕业后，我考进了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并于1949年7月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当助教。年底，成都解放，原来教真菌学的教授何文俊调到重庆筹建西南农学院，川大要培养我教真菌学，系主任杨志农教授要我外出进修两年以回校开设真菌学。他亲自联系了清华老同学邓叔群，他们都是留美学农林科学的，还在甘肃天水、洮河一带共过事，所以他决定送我去沈阳农学院跟邓教授学习，邓叔群还回信问给我100元路费是否够用。后来，教我植物学的教授方文培知道了我要去跟邓叔群学习，又介绍我到北京农大拜师戴芳澜，因为他是戴老在东南大学时的学生。我在1951年9月到了北京农业大学，由戴老指导我学习。52年院系调整，我被分配到重庆西南农学院，53年在北农大学习结束后我就到了西南农学院。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戴老是所长，向全国招收研究生，那时党号召我们向科学进军，于是我报考了戴老的研究生，被录取了。那时我刚结婚两三年，妻子沈明珠也支持我去，33岁了，还去当学生。因为我从12岁就开始住校，一直过集体生活，当研究生时也还在住校，所以我还是很喜欢学校生活的。研究生结业后，我留在所里跟戴老工作，就这样混下来了。
其实当年到所里来工作也不顺利，学校不同意我考北京的研究生，我的老师、副院长何文俊先生也不太愿意我离开，不过没有明说，只是说要当副博士的话，在西南农学院他也可以培养我，我说不是要当副博士，我就是喜欢真菌，不想搞植病，坚决要去报考，但报考需要单位介绍信，单位不给我开，我就直接写信给招生办，他们让我报考了；考上了要单位的鉴定，学校又不给，最后还是西南农学院的党委书记，一位延安来的老干部说要支持中央单位，这才放了我。读完研究生以后，所里要留我，学校又说边远地区需要人，也还是不同意放。因为两边都不放，我的家属也就长时间没能和我在一起。
我读研究生时要确定论文做什么，但迟迟没有定下来。与戴老讨论，戴老比较重视系统发育，开始我想做半知菌，因为土壤中半知菌丰富，戴老说半知菌太杂，不好研究系统发育；我提出做白粉菌，戴老又说专性寄生菌难于培养，研究不易深入；最后我提出研究腐霉科，因为我在大学毕业论文做过霜霉目的工作，有点基础，从水里分离过真菌，而且沈善炯和相望年在昆明也搞过水生菌，戴老同意了。其中还有个插曲，戴老说研究系统发育要补缺，要我去做捕食真菌（Predacious fungi），1957年4月我在中关村地里的小麦烂根上分离到了吃线虫的真菌，定名虫生串胞壶菌（Myzocytiumvermicolum）。因为要研究它们的生活史，要看他释放游动孢子的过程，有时连吃饭睡觉也顾不上，这个工作后来发表在《微生物学报》上了。后来戴老又说这种研究没有经济价值，不做了。有经济价值的课题做什么呢？当时所里建议我去筛选产抗生素的真菌，找出一个比赤霉素更好的抗生素来，我说世界上这么多研究真菌的，多少年才搞出来一个赤霉素，研究生就只有3年时间能做出来吗？那时我们既没有筛选方法，具体目标也没有，这个题目太难。后来戴老叫我做腐霉科，从里面做有经济价值的，我就顺便做刺激生长的，到研究生学习都快结束，还没有找到刺激生长的，后来找到茭白黑粉菌，因为茭草受黑粉菌刺激而顶茎膨肿形成纺锤形肥大部分而成为茭白，这是我们熟知的蔬菜，所以我就决定寻找促进形成茭白的活性物质。这样才完成了毕业论文。做这个工作时需要做许多化学方面的工作，戴老说学植物保护的人化学基础差，说要做深入的工作要学化学，于是1959年就安排我去北大跟吴相钰学习，吴老师说要先学有机化学，我又到化学系学习有机化学，先后在北大学习了两年化学。本来进修学生只能听课，不能做实验，但因为戴老在北大兼了微生物教研室的主任，就给他的研究生特殊待遇，可以做实验，所以我和北大学生们一起做实验，有时晚上还要到北大去做化学实验，我们所的孟广震和彭学贤就和我一起做过生化实验，一天站下来真够累的，那时他们年轻，和我同班。他们奇怪我这个老头也来这里做实验。后来我体会到戴老的远见卓识，但现在我对那些分子生物学还是搞不清楚。这项工作后来在《植物学报》上发表了文章，叫“茭白黑粉菌刺激生长物质的研究”。因为这项工作有许多化学问题，如有效成分的代谢途径，所以戴老还请李禄先先生兼我的指导老师。
1960年粮食困难时期，忽然所办公室打电话叫我，我一去，看见戴老、林一夫和方心芳3位领导坐在那里，林一夫就告诉我，为应对粮食困难，所里决定暂停原来所有研究课题，成立两个新课题，一个是人造肉，一个是代饲料。因为当时我们所实验农场里养着100多头猪，每头猪有百来斤，还不到宰杀的时候就宰杀可惜，要想法让它们安全过冬，所以有个代饲料的任务。林一夫说，代饲料要有懂真菌的人来搞，说我的知识能力能够承担这个任务。我说这是大任务，我从来没有搞过代饲料，还是个研究生，搞饲料应该让工微室的人来承担，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方心芳说有问题他可以帮助。戴老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说：“要你搞你就搞吧！”导师、所长开了口，我只有接受。从找菌种开始，筛选、搞毒性试验等，完成了这个任务。当时我们这个组有很多人，下马的课题组的人都分来做代饲料的工作。不久以后院里又要求我们搞科研，我就把研究木霉代饲料的固体发酵生理工作整理出来，在《植物学报》上发表了，题目是“纤维素分解真菌——康氏木霉的生理特性”。
我对中国腐霉属(Pythium)的研究比较全面深入，除形态、分类（我建立了8个新种）外，并对其生理、生态等也进行了研究。为了国际交流的方便，我曾将“中国腐霉属志”《The genus Pythium in China》写成英文稿，得到国际腐霉权威、英国国际真菌研究所Grace E. Waterhouse博士等的评阅和赞许，于1989年正式发表，文图并茂，共110页。尔后，首届国际腐霉研讨会（First InternationalPythium Workshop）邀我去日本东京参会，我因缺乏川资未出席，寄去的文章“Advances inPythiun Researchin China”（中国腐霉研究进展）很快被接受发表。有一位印度人和一位美国人，合作写了一本《印度的腐霉》，邀请我为该书稿进行评审并要求引[借]用我书中的数幅图。韩国农业科学技术院举办了一个全国腐霉学习班，邀请我去主持该班、讲学，我为学员准备了《Outline of PythiumIdentification》(腐霉鉴定大纲)，13页，每人1册；并在全院大会上作《Pythium and Fungi》(腐霉与真菌)的学术讲演，一年后正式发表了该讲演稿（共9页）。
1972年我从动物研究所所长陈世骧教授处获知，美国生物学家R.H.Whittaker(1969)发表“生物分界新概念”(New Concepts of KingdomsofOrganisms)，将生物有机体分成5个界，其中将真菌独立成界，即真菌界(Kingdom Fungi)。将真菌在自然界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这对真菌学工作者来说是个极大的喜讯和鼓励。在1973年左右，英、美著名菌物学家如G.C.Ainsworth 和 F.K.Sparrow等（1973，1974）, 出版了《真菌进展论文集》(The Fungi—An AdvancedTreatise) 4卷集中的新资料、新观点、新成就，对被封锁10年不闻域外事的科学工作者来说，特别感到新奇、兴奋。
1973年初，戴芳澜老师仙逝，为了纪念和宣扬戴老在菌物学领的光辉业绩和杰出贡献，结合上述的新资料、新观念和新成就，我向真菌室部分轻年同仁进行宣传和普及。最初听讲者约10人左右，后来其他研究室的年青人也自发纷至沓来，连所外的人如北医三院皮肤科的的陈学荣、雷鹏程等大夫也闻风前来听讲, 说明当时人们对新知识是何等的如饥似渴。
自1974年起，辽宁大学生物系、各大学和科研单位相继邀请我去讲授菌物学，如兰州大学、南京农学院和华中农学院联合、北京大学一分校、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北京农大研究生院、云南大学和韩国农业科技院等。此外，南开大学、河南农科院和北京大学真菌和真菌病研究中心亦曾邀请我讲学，因故婉拒。讲授大纲最初是油印和石印的，后来铅印了《真菌分类学大纲》，绪论部分“真菌的形态和分类”被刊登在由樊庆笙和陈华癸主编的《微生物学进展》上。1983年中国植物学会50周年大会在太原迎泽宾馆召开，原定由王云章在大会发言讲真菌，后因王突然缺席，大会主席王伏雄教授临时要我上台讲真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也无佛脚可抱，硬着头皮上台应付了约两小时，但反应却出乎意料地好，导致后来植物所的研究生向科学院研究生院提出，请我在研究生院为他们开设真菌学课程。
我研究生毕业后做过的科研工作，都集中在两本书里，一本是我七十岁时出的《余永年菌物学论文选集》(1993年 564页化工出版社)，一本是八十岁出版的《余永年文选》(2003年 458页学苑出版社)。这里就不重复了。
除了科研外，还做过几件事，现在讲一讲。
第一件事，参加编著工作：协助戴老整理、编著《中国真菌总汇》，我花了整整5年（1969～1974）时间，1979年出版，我在整理小组中排名第一人；参加编写《菌物学大全》，1998年出版，裘维蕃是主编，我是唯一的副主编；现在我又作为主编，组织编写《中国菌物学一百年》（暂定名），已经征集了30多篇文章，争取今年出书。我觉得这是我国真菌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目前一般读者认为戴芳澜教授的《中国真菌总汇》(viii + 1527页)是第一里程碑，裘维蕃教授主编的《菌物学大全》(x + 1121页)是第二里程碑，现在我们争取《中国菌物学一百年》成为第三里程碑。
第二件事，我编写出版了一本科普书籍《真菌与人》。那是1960年代初，整风运动之后，中国成立了一个知识出版社，要求科学院各学科带头人介绍自己学科，真菌学要戴老写。那时我们在戴老指导下有个读书讨论会(Seminar)，参加的主要成员有刘锡琎、郑儒永、胡馥媚和我。戴老在学习班上问我们谁愿意承担，结果大家都说太忙了，因为既要工作，又要读很多外文书，读完后还要总结综述，在会上作报告，所以写书的任务就推掉了。隔了两三个月后，出版社又通知我要我写，我想是戴老推荐的，因为我那时是无名小卒。我把出版社的意见告诉了戴老，他说接受这个任务对我是个锻炼，可以扩大知识面；我又征求方心芳先生的意见，他也鼓励我写。我花了一两年时间写好初稿，1964年秋天参加“四清”之前将初稿交给了戴老。等到我66年“四清”回来，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文革后，那个出版社也没有了。我去了解出版的情况，接待我的人说，时间过了这么多年，内容陈旧了，说要出版需要补充新内容。戴老看过初稿以后说写得太具体了；我又请方心芳先生看，他的意见跟戴老正好相反，说要写得具体些，读者可以照着做，又说外国的材料多，中国的材料少。这样我就决定按自己的想法写，兼顾两位老师的意见。直到四人帮垮台，科学的春天到来，我这本书才在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1980)。出版后反应较好，不少单位或读者还写来感谢信(信件迄今仍保存着), 如有位浙江读者(韩省华)，他写信和见到我后都说，读了这本书决定终身搞真菌。现在还有人要我出第二版，我实在没有精力了。
第三件事，是研编《中国真菌志》。搞真菌志的事，还要从1958年说起，那时戴老的好友，植物所的老所长钱崇澍要搞植物志，便要戴老搞真菌部分，但是戴老说中国的植物大约70%～80%都搞清楚了，而我国的真菌知道的可能只有20%～30%，不能写，所以没有参加进去。不过戴老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很重视我国真菌标本的采集，他向南京农学院魏景超那里分来了原来金大的一部分标本；1958年又安排了很多来所的复员转业军人到真菌室来采集标本。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曾呈奎和魏江春建议中国科学院应成立《中国孢子植物志》编委会，院有关领导与戴老谈妥，戴老同意出任编委会主任，科学院准备72年底在广州召开“三志会议”(三志：动物志、植物志、孢子植物志)，后来会议因故延期至73年春召开，戴老不幸于73年1月初溘然辞世，只好请王云章代孢编委主任。我被孢编委1～3届(1973年4月～1986年10月)聘为常务编委；第4届(1986年10～2007年4月)聘为副主编，无论是常务编委还是副主编，30多年一直分管中国真菌志。我想到中国没有人搞水霉，应该搞，正好所里开始招研究生，真菌室有4名，我带两名，庄文颖和梁枝荣，我让庄文颖搞疫霉，梁枝荣搞水霉，梁枝荣踏踏实实工作，不投机取巧，先搞了颐和园昆明湖的，毕业后还在所内工作了两年。梁枝荣离所后，其他人都不愿意接着搞，说是没有经济价值。
因为我一直分管《中国真菌志》，作为主管，我统管全部工作，应该参加编写实践，以便今后更好地领导编志工作，首先由我主持真菌志第一卷《白粉菌目》的研编，按规定最后署名孢编委为“主编”。从第二卷开始改为项目主持[负责]人当主编。后来我又主持、主编了《中国真菌志霜霉目》。志书是代表国家水平的传世之作，现已出版43卷。
1961年微生物所整风后，戴老叫我写一个真菌学的“发展规划”，我写好后交给戴老，他看后退给我并对我说，真菌学要发展，学报、学会和真菌志等都要做，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这件事后来我了解到，戴老只对我说过，我体会到这是给我一个任务。改革开放后，戴老已过世，我就开始独立活动。正好1979年中国科协发了文件，原有的学会要恢复活动，有些学科没有学会的可以申请成立。我就在那时写了一个成立“中国真菌学会”的申请书，同行中不少人都看过，最后让室秘书陈俊湘代为传递传阅，帮助修改润色腾清上交。但因中间出了一点问题，被耽误了，半年后申请时间截止了。但是为组织学会，已经通知全国开会，就只好附在植物学会作为它的二级单位。开会的时候，我是主要召集人，到会者决定投票选举领导人。我几乎得了全票。但考虑到王云章先生资格老，让他当头，王云章要我当秘书长。我说二级学会无专职干部，我要带研究生、要搞真菌志，实在无法兼顾，王先生就说事情是我发动起来的，现在我不能不管，没有办法，就当了理事。在第二届我当了副理事长，第三届当了理事长，不过还是二级学会，“二等公民”。后来魏江春找了汤佩松、吴征镒等三四位院士建议成立菌物学会。1990年前后，我受国家基金委员会的委托，在中国微生物学会的协助下，为中国菌物学的发展所写的“战略研究报告”(约54,000)就是根据戴师当年的指导思想进行的。
1982年我们又创办了《真菌学报》，请资格最老的王云章当主编，王先生说我是只挂名，不干任何具体工作。相望年只管英文把关，魏江春管拉丁文，剩下的全是我的事，连发稿的签字都是我(理应由主编签发)。那时只有孔祥荃，张绍凯负责编辑部，我承担了大部分工作。那时只有一级学会才能办学报，办《真菌学报》必须植物学会盖章，植物学会说你们是微生物所的，拒绝盖章，后来我才知道是孔祥荃自作主张找微生物学会的秘书长王大耜盖的章。学会、学报、真菌志等都是戴老交代的事，万事开头难，我为此付出了不少精力。
1995年夏我退休时已年逾古稀，体弱多病，视力锐减，家庭空间小又无显微镜，不宜继续搞业务，只好选几项未尽事宜度晚年。退休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主编了我们四川万县后山余家镇的《余氏新谱》(2001年出版, 537页)，这是从同治二年（1867年）起一百三十多年后重修的家谱。第二件事，是我主编了解放前我大学时的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老师、系主任及解放后西南农学院副院长、植病教研组主任《何文俊教授纪念集》(2005年, 485页, 彩版16幅), 他在十年浩劫中(1967年)无辜被迫害身亡。第三件事，为张树庭出书写“前言”：2000年6月初，我收到世界著名的澳籍华人真菌学家张树庭教授一个电邮来信，说他的中国朋友和学生为了庆祝他80岁生日(2000/09/30) ，准备出版两本书作纪念，其中一本名《足迹五大洲，传授蕈菌学》(Travel over the fivecontinents, teaching mushroom biology), 邀请我为该书写个“前言”(Foreword)。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写了个约1,500字的前言。后来该书出版时改名为《疏桐流响》。张教授是英国、瑞典、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地）的五院院士。他特别热心于祖国食药用菌事业的发展，经常回国讲学和传授技术，为菇农的脱贫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表彰他为祖国所作贡献，中国国务院曾两次颁发给他奖励：“国际合作奖”(1988)和“国际友谊奖”（2009）。
第四件事，学习试笔咏诗填词：古诗词一直是我的业余爱好，只是以前仅限于朗读、分析、背诵和欣赏，对创作不敢问津。现在有了时间，也有一定的基础，兴趣盎然，买来入门书籍，订阅《中华诗词》等刊物加以学习，并试笔创作，己完成数十首（附录），曾两次获奖。
前面说到的《中国菌物学一百年》, 是组织国内外华人(裔)菌物学家撰稿, 由余永年邀卯晓岚共任主编, 庄文颖和刘杏忠任副主编,编著的菌物学综合性巨著，稿件快收齐了，我希望该书成为中国真菌学第三里程碑著作。
回顾我五十多年的研究生涯，前一段花在会议和学马列主义的时间很多，解放初期连英文书刊都不能带到办公室去看。后来到所里来，是戴老培养了我。我跟戴老工作的时间比和我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还长，从1957～1973年，前面还进修两年。戴老夫妇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我们的小孩也经常到戴老家里去玩。戴老很严肃，全靠戴师母，戴老当年在清华大学每月工资600大洋，但一生没有积蓄，他谢世后，我们去装殓他，翻遍了他家箱子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我做菌物学研究的时间，在改革开放后更多一些了，但我一年比一年老了。不过我自以为还是勤奋上进的，一息尚存，就不会忘记戴芳澜老师给我的教导，为我国的菌物学奉献力量。
（作者：微生物所“足迹”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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