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今天的上海，1990年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从负担沉重的全国“后卫”，一跃变“前锋”，实现大变样。浦东开发的高楼大厦背后，张江、金桥、外高桥开发的规划政策背后，开发开放的高速进展背后，有着怎样的大胆尝试、奋力进取的故事。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采访了部分上海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们讲述上海改革开放那段激情澎湃的历史。该系列文章将收录于即将出版的《口述上海 改革开放》系列图书中。

澎湃新闻 刘筝 图

叶龙蜚（曾任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徐建刚、范永进、谢黎萍、李汉国、黄金平、唐旻红、沈霞、黄啸、龚思文

黄金平、龚思文

2018年8月5日

改革开放40年，对上海来讲真正起步是30年，差不多是从1988年、1989年开始的。1990年4月，党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但是，大规模启动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其实，在这之前作了很多准备。

所以，历史的机遇有历史的铺垫，除了人的因素，还有各方面的条件和时机。上海城市发展为什么会“后来居上”？这与上海的历史人文，与上海历届的领导所做的工作，与外部机遇，都有很重要的关联。此外，推进工作要有一支队伍，有这样一批人去干，否则也要错过机遇。这样回过头去看，我们能够赶上改革开放这一大好时期，在历史进程中参与了一部分工作。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上海并没有先发优势。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央的步骤首先是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所以上海是后发的。为什么上海后发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上海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影响太大，如果拿上海来做试验，成功当然最好，万一有什么挫折，会影响大局。上海当时承担的财政收入是全国的六分之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上海的发展和建设；加上体制机制变革等多重因素影响，上海的传统工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大，经济状况愈加困难。即便如此，在引入先进技术方面，上海也没有去走类似于“SKD”（Semi Knocked Down）、“CKD”（Completely Knocked Down）等“三来一补”搞加工的路子；我们是努力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力争让自己做出来的产品也不比国外的差。这样一步一步、艰难而扎实地巩固自己的工业根基。从现在来看，这是为上海“后来居上”和持续发展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贯彻干部“四化”方针，一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得到培养、锻炼成熟，并走上了领导岗位。在当时背景下，“专业化”主要就是“数理化”，那批领导干部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专业技术人才。从思维模式上看，他们是“连续性”而不是“跳跃性”的；从工作实践上讲，他们更是注重传承、讲求“轨迹”的。对于上海的建设发展思路的一脉相承来说，这是具有关键性作用的。

我们上海能够持续发展，直至今天取得辉煌成就，更离不开上海的历届领导高瞻远瞩、统筹谋划。他们个个都在为上海的今天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首先是我们的汪道涵老市长。汪道涵认定，我们上海这个城市一定有她发展起来的某一天。上海有这个潜力：有历史的沉淀，有那么好的教育；上海人聪明、肯干、勤劳。但他也认为，上海发展起来不是在他在任的时候。那在什么时候呢？也不知道。怎么做呢？当时也不太清楚。但是上海必须要做一件大手笔的事情。上海浦东500平方公里，汪道涵那个时候就看中了：他认为上海有这500平方公里开发，是上海将来有机会成为国际性大城市的基础；再加上上海人文、历史、教育、文化、人才这些因素，终有一天得以发展。所以，在老市长的亲自推动下，围绕上海改造振兴、浦东开发等主题，上海在1984年和1988年先后召开了两次重要研讨会，还建立起相关的研究咨询机构。当时，开发浦东的观点得到了贝聿铭、林同炎等著名专家的高度赞同。

到了1980年代中期，虽然中央还没有把上海推到第一线，但是上海已经开始做铺垫了。江泽民在上海任职期间，1986年，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要尽快修建黄浦江大桥及隧道等工程，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文教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此后，上海先后编制完成《浦东新区规划纲要》和《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这些综合性的发展规划，经过咨询、论证、座谈、研讨，应该说浦东新区整体性的社会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形态，以及所有的基础设施、功能布局、所需资金等等，都已经有一个框架了。到1990年代初，在国际国内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开发浦东从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被提上议事日程。

上海的改造振兴和浦东开发，离不开大量资金支持，尤其是迫切需要吸引外资。正如刚来上海工作的朱镕基坦言：上海靠一年14亿元解决不了大问题，不采取大动作把上百亿美元外资吸引进来，上海的面貌根本改变不了。然而，上海虽然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在利用外资工作上，与走在改革开放最前列的东南沿海城市和地区相比，差距却也十分明显，传统计划经济的禁锢和束缚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如何从体制机制上“破题”，成为了上海对外开放的首要任务。

朱镕基同志来上海工作之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曾经对他说，上海这个地方搞1个项目，100多万美金，要盖100多个图章，这是不行的！要简化审批手续，搞一个“一个图章”机构，以方便外商在上海投资。他反复叮嘱朱镕基，上海的前途就在改革开放上，你去上海要做一些突破的工作；要开放，就一定要把投资环境搞好！

谷牧同志说的这个问题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就拿一个100多万美元的投资项目来说吧，它的审批至少要经过20多个不同的委办局、加盖40多个公章，多的竟然要盖126个图章才能完成，这样的“经典案例”早已“名声在外”了。外商本来对中国上海就了解不多，等他们20多个部门一路跑下来，100多个图章一个个敲下来，投资热情早已凉了一大半！所以当年流传一句话，叫上海人“精明不高明”（clever but not smart）。要对这种形象加以彻底改变。政府部门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怎样从一个“衙门”变成一个服务机构，怎样从实际行动上体现你的“高效”。

其实早在1986年12月，我们上海就已经成立了“外国投资事务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最初的设计，是简化外商投资的审批手续，为外商提供“一站式”服务。想法是很好，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不改变，势必带来“政令不一”“政出多门”等一系列问题，层层请示、反复协调让这个办公室举步维艰，预期的“一站式”服务目标成为空中楼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了醒：虽然政府需要履行服务职能，但光成为一个服务机构是远远不够的。你除了“高效”之外，还必须“权威”。

朱镕基刚到上海，就对建立一个既高效又权威的外商服务管理机构进行了构思。但他最初找我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我却完全没有思想准备。那时我还在工业系统工作，担任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局长。1988年4月的一天，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他就单刀直入地问我，“你说，‘一个图章’机构怎么搞？”我说，我实在没想过这个问题；之前听到比较多的，是“一条龙办公”“一站式服务”，从没听说过“一个图章”机构。然而我发现，朱镕基对“一个图章”机构的设想早已构思成熟。“我们搞的就是一个图章，而不是联合办公。联合办公是不会成功的，我们就是要把权力集中起来打破现有的局面。”然后他说，“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5月12日晚上，朱镕基市长召我去康平路开会，时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黄菊同志也在场。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市外资委第一次预备会议。就在那次会议上，朱镕基指出，“振兴上海的希望很大程度寄托在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上；要下决心投入力量，把最强的干部调到这个机构来，一下子搞上去，改变上海在外面的形象和信誉”。朱镕基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外国人是很敏感的，他要看什么人下决心，怎么样的人马、什么方式来办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了转机，外国人对上海的信心提高了，要因势利导，在涉外方面一个接一个出大措施，扩大影响，建立信誉。”他还特别强调，“宣传部门不要泼冷水，外国人相信上海的投资环境在改善，来一个就报道一个；吸引外资上去了，上海才有希望，浦东才能真正开发。”

那天刚到会场时，我还坐在市仪表局的席位上；我一开始还有个“幻想”，以为我可能就是到外资委做一些协助性的具体工作。突然听到宣布：市外资委由朱镕基兼任主任，黄菊兼任副主任，我担任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还有四位委员，分别是市计委副主任吴祥明、市经委副主任明志澄、市建委副主任叶伯初、市外经贸委副主任陆国贤。朱镕基当选为上海市市长后的第一次市政府办公会议上宣布上海市外资委成立，并于一个月以后正式对外开张！

一看这个架势，外资委规格那么高，我又是主持外资委日常工作的负责人，马上就要筹备起来了，否则就来不及啦！所以会后，我赶紧申请辞去市仪表局局长职务，然后和四位委员立即开始分工协作——吴祥明管项目，陆国贤管审批，明志澄管协调，叶伯初管配套。立刻从市计委、建委、经委、外经贸委抽调人员，组成项目审批部、配套设施部、管理协调部、综合事务部等四个办事部门，综合事务部的负责人请市建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沛萍来担任，既管后勤服务等综合性事务又管纪律检查和廉政工作。因为我们要跟外国人打交道，自己“身正”“名正”才能做事呀！

“一个图章”机构，在“条条块块”的机构体制里必然是独具一格的，对此我们更是深有体会。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谁来批准你这个机构成立呢？也没有哪个文件里说你们可以这么搞。于是，我跑到市人大去反复请求他们说，请你们给我一个临时批文，给我6个月时间，如果我干好了，你们就给我正式批文；干不好，你们就撤销！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外资委的全称里有“工作”两个字的缘由。只有获得批文、刻了图章，我们的机构才能正式对外开张呀！

第二，“一个图章”机构从本质上说，要求将引进外资有关的权力职责从不同部门中剥离出来，然后重新组合，这可是一个“大动作”。例如，原来对外经济贸易的许多事情归我管了，所以后来又任命我为市外经贸委副主任。在整合重组的基础上，我作为外资委常务副主任，要主持外资委常务会议并协调多个市级部门之间的工作，因此又任命我为市政府副秘书长；而我这个副秘书长在市政府大楼里没有办公室，却又是直接向朱镕基和黄菊汇报工作的。这样的情况，大概也属于独具一格吧。

此外，我们的办公地点，在全市政府部门当中应该也属于“另类”的。我不想把外资委设在市政府办公大楼里，和其他部门设在一块儿，不容易找，机关大楼出入不方便，也会让来访的外国人产生一定心理顾虑。我们选在位于外滩中山东一路33号一号楼——一栋百年历史的老建筑里。这栋建筑原来是英国驻沪领事馆，优雅的建筑风格、优美的花园环境，可以很好地显示出上海对中外来宾的友好和欢迎。所以，我们外资委就以中山东一路33号一号楼作为我们的办公地点。

位于外滩中山东一路33号的市外资委办公楼。

1988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锦江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会员会”即“一个图章”机构正式成立，并于同日对外开展工作。发布会上，朱镕基市长对外宣传外资委的工作人员将二十四小时待命，全力做好服务工作；还将我的电话号码当场公布给在场的所有人。当天发布，外资委工作守则是“二十四个字”：“微笑待人，和气生财；有问必答，有信必复；通力协作，高效服务”。我想当天出席发布会的中外人士，一定感受到了新事物带来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崭新印象。

来自全市许多部委办局的领导也来参加了发布会。我记得当天晚上，时任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的卢莹辉同志从报纸上看到了我们外资委成立的新闻，第二天就主动找到我，愿意为我们提供法律服务，做好我们的“后盾”。市政府办公厅、新闻办、财政局，还有其他兄弟部门，它们对新成立的外资委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外资委筹备初创之际，我曾向市人大承诺用6个月时间打开工作局面；不出6个月，我们“一个图章”机构还真是“名声在外”了。要知道，我们不仅要打响“外资委”这块牌子，更重要的是要扭转我们上海这座城市以及政府部门在外商心目中的形象。这就要求我们通过细致入微的工作，体现出“服务、高效、热情、周到”的行为准则，让外商通过我们这“一扇窗口”真正看到我们这座城市的开放和包容。

“开门第一件事”就是做好“推销员”，让驻沪外商机构尽快认识和了解我们外资委。我大量印制了我们外资委成立的广告、传单，带领同事们来到外资机构和外商办事处集聚的联谊大厦，一家一户地敲门、问询，挨家挨户地拜访、发送。外商一开始还真以为我们是哪个公司推销产品的销售员，几乎每家商户都在问，你们推销的产品是什么？我告诉他们说，我们推销的是上海改革开放的思想和理念；我们来听听你们有什么意见、建议，看看怎么样来帮助你们，更好地为你们服务。请看看我们的资料，有事随时来找我们。有人就问，那你原来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原来是市仪表局的干部，现在就在干这活儿。他们又问，那你是什么级别的，处级有吗？我说，我是正局级。他们惊讶地说，你是第一个到我们这栋楼里来的正局级领导。对于他们提出的意见建议，我们逐条归类、整理，逐项研究，并协调有关部门和区县予以解决。与此同时，我们还到区、县去现场办公，建立他们的队伍，每个区县也都有外资办。

其实，不光是我在“推销”，外资委的“一把手”朱镕基市长也是最优秀的“推销员”。1988年6月，他在对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介绍外资委的情况时说，如果你们到上海来投资，要找伙伴，找陆国贤先生；投资伙伴找到了，谈判快成功了，要批项目的时候，你们找吴祥明先生；当你们的项目进入实施阶段，要征地、建设，要用水、电、煤气等公用设施，你们找叶伯初先生；你们的项目投产了，如果不能正常生产，缺电、缺原材料等，找明志澄先生。

除了做“广告推销员”外，我们还要为外商做好“后勤服务员”。后勤服务工作都是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小到什么程度呢？我举个例子吧。有家生产小型仪器的德国公司，写信向市长反映它工厂旁边垃圾成堆，影响了公司形象。朱镕基市长看到信后立刻批示：“请龙蜚同志亲自处理”。那里属于卢湾区。当时许多外资的生产性企业还是借用位于市区的街道工厂里运营的，还没有都往开发区集中。我过去一看，那个工厂的大门口是一个城市垃圾中转站，垃圾在倾倒和清理运输过程中容易散落在外面。我于是找到了当时卢湾区分管外资工作的副区长周禹鹏，刚巧这个批文他也收到了。他说，老叶你厉害呀，亲自来督办这件小事。我说，这事情是小，但是必须解决的；如果你能解决，你就为上海各个区县做一个榜样，表达出上海改善投资环境的决心，也让外商看到在上海投资的希望和信心。周禹鹏亲力亲为，两个星期以后，工厂门口已经是清扫得干干净净，我邀请《解放日报》《文汇报》一起到现场拍照，作宣传报道。那位德国商人心中觉得很不好意思，嘴里反反复复念叨，上海办事真的好，区里领导真是重视！我不应该去告状的，即使不告状，你们也会帮我解决的嘛！

我们外资委在办公地点也设立了外商投诉中心，让外商“投诉有门”，无论是在生产经营还是生活上遇到了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就会上门服务或现场办公，总之哪里有投诉，我们就去哪里进行解决。我们还依托海外联谊会，成立了“太太俱乐部”，为三资企业家属开设书法班、唱歌班、舞蹈班、旅游班，让他们全家都能在上海过得开开心心。

当然，我们外资委的工作在外商心目中并不是仅限于“推销”和“服务”；作为“一个窗口”，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承担着向外界传递改革开放信息的“信号员”角色。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对外开放是一步一步放开的。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尚有许多“限制性项目”不予审批，还有许多行业（如服务业等）不予开放。当时只听说过“中外合资”，对于“外商独资”的议论，更是莫衷一是、褒贬不一。日本服装拉链品牌YKK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时候上海所有的出口服装上，100%都是用YKK的拉链，因为你用中国的，外商订货不能接受，只接受YKK。YKK的负责人就跑到我们办公室，提出，我卖给你的拉链百分之一百地做出口的，那么既然这样，我把百分之二十的生产能力搬到中国来制造，怎么样？这在当时竟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找到了上海拉链工业协会，说“日本帝国主义翘着尾巴回来了”；质问“你们要把民族工业放到哪里去？”我们外资委内部讨论认为，以前YKK不来，你还是要问它买；现在它来了，对你又有什么影响呢？在取得市经委理解后，我们外资委专门向朱镕基进行报告并获得批准。这件事向外界释放出的信号就是：“限制性项目也可以批，外商独资也欢迎”。

我们还有一项经验，就是用外商在沪投资的直接体验和感受作宣传，这比我们自己去讲，效果要好上十几倍。有一次我们外资委在日本组织了一场四、五百人规模的推销会，当时我邀请神明电机、三菱电梯和尼塞拉这三家在沪设立分支机构的日本企业总经理和我一起来到推销会现场。一开场我就说，“谢谢诸位热心朋友出席推销会。我们到日本来，我是来推销的；但我就这样讲你们不太想听。我今天改变方式，我不讲了，开个场把讲话交给我们三位总经理，请他们讲讲上海的经验。事先我跟他们申明过，好话要讲，坏话更要讲，实事求是地把上海的情况讲给你们听，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他们，不用问我；如果他们解答不了，我再告诉你们。”这场推销会开了两个小时，而且开得非常成功。

我们外资委将原本外资审批需要的几十个甚至一百多个图章集合在“一个图章”，又通过“一个窗口”的独特形式帮助解决外商遇到的相关问题。但是，我们的使命不止于此。接下来我就来介绍我们从事的几件人们不太知道的，而且看上去与外资委“没有关系”的“分外之事”。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外资委帮助解决南浦大桥筹集资金难题这件事情。

上世纪80年代末，市委、市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在黄浦江上建造南浦大桥，但上海财政十分困难，资金迟迟得不到解决。那年应该是1989年吧，有一天正值午休时分，我和市外经贸委主任沈被章等几位同志一起，坐在中山东一路12号市政府办公大楼夹层的沙发上聊天说话。这时候朱镕基走过来，叹了口气说，唉，建造南浦大桥的钱到现在还没落实啊！外经贸委能不能想想办法？沈被章说，我们外经贸委只管政府贷款，外国政府贷款现在没有一家有这个意向，我们连可以接触的地方都没有。“那么亚洲开发银行呢？世界银行呢？”有人回答“亚洲开发银行我们已经去信表示了意向，他们回信说不考虑，项目需要同时符合要与人权、环保有关等几个条件。”朱镕基坐在那里，沉默片刻，突然朝着我说，“老叶，成立外资委是干什么的？外资委就是：别人干不了的事，就是你们干了！”我说，朱市长，不是我不肯干，我愿意去试试；但是我既没有联系渠道，又没有上级批文，再说我也不能破这个规矩啊。“上海不破规矩怎么做成事啊？都是破了规矩才做成的嘛！你回去想想办法，把这件事解决了！”

我回到办公室后，找到了吴祥明，对他说，老吴，有这么一件事，朱镕基叫我去要贷款的事情，我看我们或许是有点机会的。但是，必须要有人跟我一起，我才能去；所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你祥明。当时，有许多国际金融机构都想把钱贷给我们，但又受到种种制约。我们中国在亚洲开发银行有位执行董事叫魏本华；通过与他联系以及其他途径，我们了解到人权与环保项目可以成为亚洲开发银行贷款的突破口。于是，我们找来两份材料：一份是当年上海黄浦江轮渡口因大雾而发生拥挤踩踏事件的案例和照片；另一份则是关于浦东急需发展的报告；我们带着这两份材料飞去马尼拉。到了那里之后，亚洲开发银行的美国董事、日本董事还有其他国家所有董事，我一个一个去见面，对他们讲，是你们说的噢，人权项目可以支持；我这个项目关系到人的生命，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人权吗？如果上海再有大雾，这种事情还可能发生；但是如果有个桥，这样的事情不是完全可以避免了吗？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们得到了亚行所有董事一致支持。亚洲开发银行不仅贷给我们2亿元，还给我们出主意，还有2亿元可以把商业银行拉进来参与贷款解决；剩下的4.2亿元，是由上海市政府自己筹集。这样，南浦大桥8.2亿元的建设资金总算有了着落。

建成通车后的南浦大桥

于是我们就回来了。可是人还没回到上海，中国人民银行的通报就已经到了上海，说上海有个叫叶龙蜚的人，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不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居然跑到马尼拉申请贷款！现在想想，整个过程还真是挺有趣的。我们当时也不计较这些，说干就干，没其他想法，只要事情办成、问题解决就好了。我们外资委当年“主动请缨”做了这件引起不小争议的事，却是为上海腾飞开了个头、立了一功吧！

除此之外，我们外资委还参与了土地批租的试点工作，但这项工不是由我们牵头。当年土地批租第一单批给了日本孙氏集团，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对此提供过巨大帮助。当时批准之后，朱镕基对孙氏集团法人孙忠利说，有什么问题的直接找叶龙蜚。就这样，土地批租试点工作又跟我们外资委产生了联系。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星级酒店和公寓楼经营很困难。如，锦明公寓，外商在虹桥开发区投资建造两栋公寓楼，其中一栋，因为交通银行借钱给他，交通银行拿去了；另外一栋也是向交通银行借的钱，后来连房子也租不出去，更还不出银行的贷款了，怎么办？要帮帮他。这个外商是个爱国商人，对我们国家的建设发展也有贡献。所以我们外资委就讨论形成了一个方案：“补地价”。我们对他说，你可以按照当时市场的价格补了地价，补了地价你就可以出售，出售就有钱回来，回来就可以还银行贷款。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可是，他连补地价的这笔钱没有，本来借了钱就没钱还，怎么办？我们又为他出了个主意：“卖一套、还一套”。后来，这个事情解决了，“解套”了。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土地批租的模式了，可以这么做。

所以从这件几件事情来看，但凡涉及改革创新、具有一定突破性的工作，不管它同引进利用外资和服务外商有没有关系，只要这件事与“对外开放”相关、别人又做不了，那就很可能通过我们这“一个图章”机构来处理和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一个图章”更像是一个无形的动力引擎，推动着上海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的是，后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我这个外资委的常务副主任还为我们主任当过一次翻译官。那是在1991年，朱镕基最后一次以上海市市长的身份出访，我是代表团的秘书长。当年的随行人员中还包括徐匡迪同志；我和徐匡迪同志就是在那一次出访过程中相互认识的。期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开会时，朱镕基突然拉住我，说，老叶，帮个忙。什么事呢？做一次翻译。给谁做翻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朱镕基本人的英文水平很好，只不过在当时情境下，他不想用英文直接跟基辛格交流，可是翻译人员又一下子找不到，所以我就在他们之间临时“客串”了一次翻译官。就是在那次出访期间，我们得知朱镕基同志已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了。

我们外资委无论是直接参与政府重大涉外项目，制订实施引进外资、利用外资的政策，或者同国际组织与机构打交道，都是上海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机遇和平台。外商也好，国际组织也好，他们找到我们，不仅是找到了“一个图章”，更像是找到了“一扇窗口”，从中可以看到上海改革开放的壮阔波澜。很幸运的是，我们为此做过几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诞生于1989年10月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这个会议的设立，源自中国国际咨询公司董事长经叔平向朱镕基提出的一个建议。早在朱镕基任上海市市长以前，经叔平就对他讲，我看上海有基础，可以以市长的名义搞一个咨询会议，找一批外国人专家做你的顾问，请他们来上海看看，对上海未来发展提些建议；同时也能让世界上大企业集团更多了解上海。经叔平还说，这主意我可以给你出，但事情我没办法帮你做。朱镕基对此表示同意，说，那你推荐个人吧？他就推荐了安达信公司麦克米伦来做（麦克米伦是安达信公司亚太地区的管理合伙人）。说外面就找麦克米伦，我们这里就找外资委叶龙蜚。于是我和麦克米伦两人合作，起草整个市长咨询会议的章程、架构等等。经国务院批准后，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从1989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每次一个主题，聚焦上海经济发展中的一到两个突出问题进行讨论；麦克米伦、经叔平担任会议顾问，我担任会议秘书长（一直到1995年）。至今，市长咨询会议已经成功举办了29次，今年年内将举办第30次，每次都是由上海市市长亲自主持，从不间断，这在全世界是没有先例的。咨询是免费的，贴了钱的，对一个大公司总裁CEO来说，这是很大的承担。他们能够一年一年的来，这就是体现出上海是中国的缩影，而上海市长咨询会议是他们观察上海和中国的一个窗口。

2017年9月，第29届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举行。

第二件事，是在1990年，当时世界银行想上海召开研讨会。要知道，在这之前，世界银行只与国家发生联系，从来没有跟一个地方城市搞活动的；这次是世界银行唯一的一次。我们马上认识到，在利用外资的形势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这次研讨会的举办，是宣传上海、展示上海的一次突破性机会，同时也引发了对上海如何推进高层次对外开放的重大思考。的确，在参与了这件事以后，我们又陆续举办了国际金融研讨会、国际证券研讨会等一系列国际性会议，同样取得很大成功。通过这些会议，让外商更加及时准确地了解到上海改革开放的动态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

还有，是1991年，外资委“走出去”宣传推广上海的工作。在这之前，上海在境外已经开设了一些办事机构，如在纽约、悉尼等等，它们对宣传上海、吸收外资做了一些工作；但其首要任务是完成经营指标，所以上海改革开放的信息很难得通过它们到高层次、全方位的推广。朱镕基在前往美国、欧洲、日本、新加坡等世界各地访问后，回来交给我一个任务。他对我说，将来浦东如果真要“动手”（开发开放）了，我们这个推广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噢。老叶，你去做个方案吧，看怎么弄。根据他的设想，上海是要在海外建立一个由市政府直接联系的机构，以打通上海与海外信息直接沟通的渠道。我说，建这个机构给多少预算？他说，一分钱没有。我说，行，“有钱”做“有钱”的方案，“没钱”做“没钱”的方案。后来形成的方案是通过我们的机构与人家的机构合作（合作对象必须拥有全球网络，否则无法将上海在全球推广）；派去那个机构的干部需要同时具备的自身条件包括：正局级、会讲英文、有独立工作能力；而工作条件则是：没有预算，不带秘书，不配车，一个人去“闯江湖”。

方案形成后报市委常委会讨论；所有常委都表示赞同，都说这个机构要设立，这件事情必须要办。可关键问题是，派谁去？哪里有符合条件的人呢？市委组织部先按要求，找到一位候选人，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市委组织部长罗世谦说，其他人是有的，你们放不放？市委常委们问，是谁？罗世谦回答，“老叶”。朱镕基立刻讲，去征求一下老叶意见，如果老叶说去，那马上就去；如果老叶不去，不要勉强，这件事情就不办了。于是，罗世谦就来找我。我和罗世谦很熟悉，我俩原来在市仪表局是一个班子的。我说，这个方案是我做的；现在你代表市委来征求我意见，问我去不去，我如果说不去，行吗？你们会怎么看我老叶这个人？你来找我，我没得选择，必须去啊！

所以我带着市外资委常务副主任、市外经贸委副主任这两个职务，几乎没带钱，跑到香港去“闯江湖”，做“推销员”去了。市政府在香港开设的“窗口”——“SHANGHAI DESK”就这样诞生了。当时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大气候，又正好是上海发展和腾飞的时候，机会非常好，我在香港工作，可谓如鱼得水。我利用安达信的全球网络，向全世界发email，告诉世界各地的大公司，上海需要些什么，你们有没有供应？他们很快就反馈了，把我当成他们的合伙人一样。收到反馈后，我陆续前往欧洲、北美等地他们的公司总部进行洽谈。像SHANGHAI DESK这样的独特“窗口”，不仅在中国是首创，而且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在安达信全球网络的支持下介绍和推介上海，让那些境外的高层机构、高层人士即便不来上海，也能直接了解上海改革开放的最新动态，并纷纷要求我带他们来上海和浦东考察投资。现在看来，这一下子，上海的形象“精明也高明”啦！

2008年，在走过30年的辛路历程后，上海市外资委完成了历史使命。从打造“一个图章”到打开“一个窗口”，外资委坚持不懈地推动上海高层次、高质量对外开放；与我们这座城市一起，共同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探索和蓄势待发，共同见证了上海振兴腾飞的荣耀与辉煌。

“莫为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期待上海在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新征途中，以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书写改革奋进新篇章，不辜负历史赋予的重大机遇！

叶龙蜚，1942年3月生。曾任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局长等职。1988年5月起，负责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筹备工作；1988年6月至1995年3月，任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期间先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为上海市的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做了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