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4日，中国学界代表不同流派和专业领域的28名学者签名发表了《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因为文本内容是该年8月在牛津大学威克里夫学院（Wycliffe Hall）的会议现场拟定的，因此又被称为“牛津共识”。5年之后，2018年8月25日，参与当年文本撰写和讨论的学者在北京再度汇聚一堂，纪念共识发表5周年。

“牛津共识”的诞生初衷，是希望缓解、弥合中国思想界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多年的撕裂与对峙。国内新左翼、自由派、新儒家、基督教研究几大领域的代表学者能够坐下来共同起草、签署一份关于中国社会的共识——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从2013年到2018年，从牛津到北京，短短5年的时间，人们生活的环境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再次审视文本，是否需要更新对“牛津共识”和当下现实之间关系的看法？应遵循一种怎样的实现路径？是否依然认同一种可能性，即存在为思想界所普遍接受的共同理念和价值观？在当天的会场上，30多位学者、专家对“共识”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细致探讨。

会议现场图

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中国当下社会思潮中，“左”与“右”两大阵营之间的分歧和争论聚焦了最多来自公众、知识界及舆论界的关注。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左右两派常因不同的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案而彼此争论不休。但在“牛津共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来自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黄纪苏看来，中国在2008年之后进入一个高速发展和变化的时期，不论是世界时局还是国内社会矛盾都发生了复杂的演变，也颠覆了国内思想界自1990年代起形成的意识形态分野。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用“左中右”的标签去标榜不同流派，显然是靠不住的。

黄纪苏被看作是“牛津共识”阵容中代表国内“新左翼”的学者，但他却在会上一再表示自己“代表不了什么”。知识精英的感受和观察未必能准确反映真实社会面貌或问题，但却经常带着偏见陷入相互攻讦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结成“共识”的意愿便显得格外珍贵。“最起码大家都在追求一个共同表达的机会和平台，这是正面的、值得向往的。”黄纪苏提到，尽管各派对社会未来的具体蓝图有不同的描画，但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不妨团结起来，达成行动上的共识。

另一位主起草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会上提到，思想学界各阵营在具体理念上看似互相排斥，但追溯其历史根源，却往往多有交叉重叠之处。如今被认为是“右派”诉求的很多东西，如自由民主等等，在19世纪西方前宪政条件下其实正是左派在拼命追求。当年马克思、恩格斯都要求欧洲学美国，甚至学美国基本不设常备军而让老百姓持枪：“如果每个公民家中都有一支枪和50发子弹，哪个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那时左派是比右派更彻底的小政府主义者。后来左派倾向于大政府，反对自由放任，那是在政府完成转型以后。此前左右首先要求的，都是权力受限、责任可问的政府。在秦晖看来，中国当下社会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的诉求纷繁复杂，其中问题和矛盾胶着的状态大不同于今天的西方，却和十九世纪的西方颇有相似之处，因此他确信国内的”左中右”具备达成共识的基础：“我们在做的无非就是捍卫常识和底线。大家通过共识想要争取的那些东西，是包括左右的所有人都需要的。”

“牛津共识”全文不到900字，是由分别代表自由派、新左翼、儒家、基督教的四位学者——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共同定稿的。文本分为上下两部分。前半部介绍共识出台的社会背景，即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与外部世界相互之间的关系和认同方面发生的变化，并且出现对应的社会问题。后半部则提出了四点包含治国理念、社会原则、文化氛围、国际关系方面的共识。据说在拟稿过程中，曾经被细化描述的一系列棘手难题，如发展不平衡、城乡分裂、环境破坏、食品安全……最终被浓缩为一句“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5年过去，再次审视当下中国，会发现这些问题依然突出地存在着。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以右翼的角度去观察左翼人士在社会民生问题上的具体诉求，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致性，如都追求以人为本、法治社会等等，这便决定了无论左右，大家都应抛弃过去十几年间经常发生的“一地鸡毛”式的争执，坐下来就这些诉求进行沟通，并建立共识。

会议现场图。

不同派别的思想阵营之间固然可以达成做为一种抽象理念的“共识”，但其中包含的价值观应该如何落实？这关系到政治制度框架和社会体系建构问题。在周六的会议上，很多学者分享了对于规则的制定，尤其是法治社会方面的观察和思考。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表示，政策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应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前提来实现，是更具体而关键的问题。他强调“社会契约”对于推动中国多元社会治理，增进人与人之间互信程度的重要性，并提出实现契约社会的五个要素：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最终目标、对多数人负责的立法机构、人民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法治。在这样一个制度框架下，任何派别的思想交锋将有别于互相打击和排挤，将形成真正的社会资源和公共空间。

会上的部分学者还表达了对当下社会思潮中“国家主义”（注：在中国语境中应更偏向于一种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国家主义statism的融合）的关注，担心这样一种思潮过度盛行将带来负面影响。

“左右之争”或许符合大多数公众和舆论界对近当代中国思想潮流分歧的普遍认知；然而在“牛津共识”发表五周年的会场里，醒目的“无问西东”四个字却点出会议方想要提倡的主基调：脱离东方、西方的条框和冲突，畅所欲言。不过这也从侧面提醒大家，伴随着近10年来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崛起的，还有一种在文化和制度上超越（由西方引导的）传统东-西方叙事的强烈愿望。如一位参会者所言，“我们不能想象没有基督教的美国，同时我们也不能想象没有儒家的中国”——以蒋庆、陈明、康晓光等人为代表的 “大陆新儒家”在近十年间逐渐形成一套强有力但也极富争议性的话语范式，或许可以看作是对以上愿望或者说身份焦虑的一种回应。

陈明教授也是牛津共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在五周年会议上，他从儒家角度审视“共识”发表5年来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认为这种变化有着某种历史必然性。“今天中国试图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帝国政治遗产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高度异质的社会，从文化到政治。这一点加上救亡图存的近代处境，决定了中国需要一个治理的中心，也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陈明看来，以“阶级”为核心概念的左派政治哲学和以“个体”为核心论述的右派政治哲学，某种程度上都被意识形态化了，“本土化才是最终的出路“。儒家以“家国”为核心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在这里就可以清楚彰显出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教授韩星进一步指出，恢复儒家自尧舜禹、孔孟以来的“道统”理念（注：简单概括，即儒家认为的自上古时代形成的一套 以“圣人之治”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和思想体系），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是凝聚当下共识，结束民族文化传统“一盘散沙”现象的关键。

大陆新儒家所提倡的“回归道统”引发了在座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尤其是新儒家将传统儒家“入世”的观念和当下政治结合起来，要求参与制度设计，这在儒家内部及整个思想界都尚存争议。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全喜谈到，儒家说历史道统没问题，但是如何面对“新旧道统”的转型问题，或者说如何面对一种现代文明中的开放性，在这一点上，儒家可能会缺乏警醒意识。而在场的更多基督教研究领域的学者指出，教条化的儒家主张，会进一步排斥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和宽容的心态。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瞿旭彤甚至认为，儒家在讲普遍的人文主义时，所关注的往往是水平层面的问题；即使涉及垂直的问题，强调更多的不是差异、而且合一。这样就使得儒家难以像基督教那样在“垂直”维度上开启一种批判和启蒙的力量。

但也有在座参会者指出，人们过多争论新儒家的政治诉求，却忽视了儒家文化传统中的一种道德担当。萧三匝提醒大家注意，孟子所讲的“舍我其谁”精神，和基督教的社会关怀、拯救意识其实有相似之处。而所谓“道德担当”不是某家某派的理论问题，也不是理性能解决的，它可能是一个诉诸情感的问题。在当下中国社会环境中，儒家和基督教的这种道德的、情感的维度非常重要，不可或缺。

事实上，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儒家的”道统”，各个流派之间枝蔓错杂的关系、渊源和演变轨迹本来就一言难尽；如今要让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学者彼此认同，更绝非易事。尽管肯定的话语占据多数，也有不少与会学者觉得这份共识目前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一团和气。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学者周濂在会上直言不讳，说在他看来牛津共识的历史文献意义，要远大于现实政治的效果。学者坐而论道，讨论抽象的理念，无助于解决具体的问题。与其谈共识，不如增进理解:“共识比真理更重要，理解比共识更重要，自由比理解更重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不同于萧三匝所讲的“思想者应该有现实感，应该尽量与实践者接触、交流，并试图与实践者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周濂认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应始终对新鲜的社会事件和潮流保持距离和审慎态度，而不是立刻去赞同或否决。

同样对“共识”持批判态度的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研究院祝东力。他的观点来自于日常的观察和经验积累：“真正的社会群体，包括一般知识阶层、老百姓、小商小贩，甚至出租车司机，你跟他们聊天会觉得，他们对大是大非，对一些最基本的国家和社会的事实判断，是有共识的。反而理论界或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最缺乏共识。”祝东力因此判断，思想界有无“共识”这个问题本身可能都不重要。

不过，在“牛津共识”第一稿的起草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何光沪教授看来，5年前”共识”诞生，5年后大家再度友好、文明地对话，这都从事实角度证明这种凝聚团结的努力是成功的，有回报的。不同观点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坐在一起畅谈，仅仅这一点就可以意谓着一种珍贵的共识。为大会陈词时，何教授强调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所讲的“容纳批评”以及习仲勋提出立法保护不同意见的重要性，提出这大概是论坛在座各位不论左右、无问东西都会同意的最起码的共识。

本次会议的发起人王文锋也是一名基督徒。他也是5年前促成共识起草、签署、发表的关键人物。王文锋认为，尽管争议纷纷，但共识是一定存在的。“就牛津共识的四派来说，自由主义强调的自由、新左派强调的公平、新儒家和基督教所注重的道德伦理，我想至少从这些词汇上来说，大家不应该反对吧”。至于牛津共识是否具备对当下现实的积极意义？王文锋表示，他所设想的五周年论坛，其实更接近一次对文本的回顾和对话。“毕竟想再以另一种理由组织思想界各派的交流和互动实在太难了，从主客观环境来说都不现实”。长远地来看，他希望将牛津共识论坛运作成一个中国思想界的固定论坛，不论是偏向思想交流或现实关怀，抑或是二者结合运作，最终都可以成为各派“师出有名”的定期相聚。

会后，黄纪苏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段“左边的朋友”的参会感想：“说到寻求共识，各派都要有所进退：左翼要警惕权力，反思国家主义；自由派要节制资本，反对新自由主义；新儒家不能一昧强调卑尊有序，而要重视平等，关注弱势群体（向左翼靠拢），同时要重视个人权利，宽容多元和异端（向自由派汲取）”。尽管参与人数最少（本次座谈只有2人），发言次数也很有限，左翼人士依然积极表达出对宽容、融合的肯定态度——这不仅令人遐想：或许中国不同思想阵营之间撕裂和隔阂的局面，真的已经在发生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