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曾赴泰参与善后工作的心理医生：他们要游过悲伤的海洋需要共情的安抚更需要时间与坚强
浙江日报2018-07-31 07:15
2018-07-31 07:03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陈伟斌 黄小星
悲痛是无力的——当一位事故遇难者的家属双腿瘫软，必须倚靠旁人才能支撑身体时，45岁的心理咨询师邹展平感觉到，对方似乎丧失了全身力气。
悲痛又可以是瞬间迸发出来、强劲迅猛的，那天，家属们集结在查龙码头祭奠，有几位遇难者家属，突然挣脱旁人，嚎啕大哭，向着大海扑过去……
距离普吉游船翻沉事故已近一月，海宁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咨询师邹展平以及她同事朱世敏依旧关注着海宁的那些遇难者家庭——事故发生后，她和同事曾随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普吉岛参与善后工作，她们的主要职责，是对遇难者家属及幸存者进行心理疏导和跟踪。
回国后的这些日子，邹展平和同事们还曾前往遇难者家庭进行后续疏导。在她看来，要让这些家庭完全抽离那场令人扼腕的噩梦，需要的，或许远不止是时间。
前所未有的考验
悲伤很快从海洋蔓延到陆地：7月5日下午，两艘载有中国游客的游船在泰国普吉岛海域发生倾覆并沉没，事故造成47人不幸遇难，其中18人来自海宁。
海宁市在第一时间派遣一支工作组赶赴普吉。工作组成员中，就包括了邹展平和她同事朱世敏，她们的任务，是时刻关注所有家属和幸存者的心理状况，一旦发现问题，立刻介入疏导。
“还未接到前往泰国通知时，我们医院就预先组织了一场针对处置这类事件的心理疏导培训。”邹展平记得，就在7月6日晚上，医院确定让她和朱世敏前往普吉，一方面是因为她们都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及医学背景，另一方面，女性的性别优势在此类事件中会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工作。
7月7日，邹展平和同事随工作组出发，一同前往的还有部分家属。
邹展平和同事很忐忑。从业23年来，她们工作中常常和精神疾病患者打交道，被患者咬、抓、打、骂是常态，甚至有一次，有位患者抓住邹展平的头发死死不放，等到患者情绪平静时她才挣脱下来，头顶少了一大片头发。但这样的场面，对她而言却是第一次经历，“最棘手和困惑的问题，除了以什么身份介入、以及是否会被服务对象接纳外，还需要考虑在服务对象处于悲痛情绪时，要以怎样的语言模式去应对。”邹展平说，一路上她就和同事预判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应对办法。她们想象的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现场很多人同时处于崩溃状态”，届时，她和同事两个人很可能应付不过来。
“出发那天我们就进入角色，进入了工作模式。比如安排车子座位时，我们建议工作组将家属安排在中间位置。”邹展平和同事像两个“潜伏者”：她们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只说自己是志愿者——在当时的境况下，透露真实身份反而会不利于疏导工作。直到工作结束她们回国前，才有家属获悉，邹展平和她同事其实是心理咨询师。
“从工作层面而言，此次海宁市政府的工作很高效务实，涉事企业当即安排人员一对一陪伴的模式很得力，这些对于家属来说非常重要。”邹展平觉得，正是基于此，很多潜在问题能及时解决消除，她们能更顺利地开展疏导工作。
然而当时的复杂状况，并非邹展平如今说的这么简单。
最困难的是体力消耗
7月25日，我们和下班后的邹展平约在海宁图书馆：这一面见得并不容易，当我们赴普吉岛报道时，也曾想和邹展平见上一面，而她忙于工作，婉拒了采访。
在普吉期间，对于邹展平她们来说，最困难的反而是体力考验，“有的服务对象需要力量去支撑，当服务对象需要舒服的姿势时，哪怕我们的身体是扭着的，我们必须以那样的姿势给予我们的服务对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们需要依靠。”
在悲情消息不断传来时，很多家属支撑不住。当服务对象情绪极度悲痛时，邹展平会选择默默支持，给服务对象倒一杯水，或者伸出手，轻轻搭在服务对象的肩上。有时，有的服务对象会靠在她们肩上，一靠就是大半天；还有的服务对象，会把脚搭在他们的膝盖上，这带来了巨大的体力消耗。日常心理咨询工作，会要求心理咨询师和服务对象保持距离，“但她们的这种行为，也说明我们已经被接纳了，被信赖了。”
面对同样的灾难，家属或幸存者的心理状况，和其年龄、性别、性格、文化程度、家庭关系、亲密程度、家庭地位以及伤亡情况等相关。除了陪伴和支持，邹展平她们还运用生活化语言和风俗习惯来转移注意力，争取服务对象的周边资源，所体现的效果也很明显。她更倾向于让服务对象们合理发泄情绪，指导和挖掘他们运用自己的力量去处理心理问题，“每个人都是处理自己心理问题的专家，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是可以有这个能力去处理应对。”
不仅如此，有的家庭内部会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意见不统一，她们就还得像“老娘舅”一样去缓解，让他们当时能将注意力转移，将目标一致化。
随着搜救行动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确切消息传来，很多家属或幸存者的心理状况逐渐显现出来——紧张、害怕、焦虑、期待、迷惘、无助、自责、抱怨或者手足无措，“一会儿哭一会儿不说话、特别淡定的、特别啰嗦的、啥都不说的以及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步不出门的，都需要重点关注。”
确实如此，就在工作组组织家属前往码头祭奠那天，邹展平和她同事就预估到了一些问题，事后证明，她们的预估完全正确，也因此做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保证了所有人员的安全，“情绪失控的四五位家属，有的昏厥，有的嚎啕大哭，拼命要往海边去。”
这些都需要邹展平她们以专业的觉察力和敏锐度发现与介入。她们还会找寻服务对象的情绪变化，以此来确定哪些人需要尽快进行心理干预，并引导服务对象一小步一小步来咀嚼问题，不让他们想太长远的事情，甚至于一口口地给服务对象喂食，从而确保工作顺利进行，“我们买了一些维生素，在几个有需要的服务对象那里，我们告知他们是安眠药，事实证明暗示还是有效的。”
心理医生还需服务自己
除了服务对象和自己，工作组一些人员，也会因为压力、疲劳、情绪等需要心理疏导，这也是邹展平她们必须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
另一个情况便是在当时的境况下，虽然是专业心理咨询师，但作为一个正常情感的人，也会受到一定的情绪感染。即便受到触动，泪水湿润眼眶，邹展平她们只能尽最大努力去冷静克制，保持情感上的中立。
每当晚上回到房间，她和同事除了要完成后续任务和安排次日工作外，还需要服务自己——和同伴间相互督导，说出彼此的困惑和情绪上的影响，互相解决。有时还就一些具体问题，与院长保持沟通解惑。
特别是事故善后工作进入第三天，是邹展平她们最紧张的一天——已经和家属熟识、搜救及遗体情况基本明确、自身体力精力消耗越来越大以及服务对象数量增加……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让邹展平不得不提前与医院院长沟通，提醒可能需要增派人手。
幸运的是，虽然挑战很大，但她们在各方的互相配合下，顺利渡过难关。
回国后，邹展平及同事受到三户家庭的邀约，上门做后续心理疏导。按她的评估，服务对象能否消化悲痛，至少还需要两到三个月的观察时间。
现实中，一些事故或灾难发生后，很多当事人由于对于心理援助的理解与关注不足，甚至缺乏这方面意识，所以很多人都不会主动联系心理咨询师。而接受过心理咨询或治疗的服务对象，后期跟踪工作又是以诸如社区人员、家庭成员等汇总信息为主，因而也缺乏一定的有效性。这也是像邹展平这样的心理咨询师面临的现况，“很多人都需要心理疏导，心理医生就像摆渡人。但要游过悲伤的海洋，最终服务对象需要依靠的，还是自己。”
（本文原载于《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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