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个令人欣喜也让人感叹的日子。相识时风华正茂，而今王曾瑜先生已到八十高龄。同王先生交往多年，自以为对他相当了解。王先生道德高尚，学识超群，原则性强，富有正义感，是我从心底里佩服的学者。这些天，我常想：王先生哪些地方值得我学习，值得青年学友借鉴？长话短说，就我所知，仅凭记忆，举些例子吧。

王先生治学，至少有三个优长之处：

一是厚积薄发。在我的印象中，王先生40岁以前基本无论文发表。他在干什么？坐冷板凳，埋头苦读。“文革”期间，不少朋辈难免卷入，而他默默无闻，闭门钻进故纸堆，成天研习多达八大厚册之巨的《宋会要辑稿》，同事给他取了个“王会要”的绰号。1978年，王先生40岁，党中央号召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年春天，科学大会召开，郭沫若先生热情欢呼：“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正是这年，王先生如坐东风，爆发了。他的《岳飞之死》《王安石变法简论》《宋朝的差役和形势户》等多篇重磅论文接连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历史学》等顶级刊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王先生顿时名满学界。真可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此后势头更猛，锐不可当，新见迭出，著作等身。相信将来会有《王曾瑜全集》出版，据我估算，应当超过20册。不少学者认为，王先生“是继邓广铭先生、漆侠先生之后，又一位被国内外宋史学界公认的宋史大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才济济，王先生脱颖而出，被遴选为荣誉学部委员，绝非偶然，实至名归。改革开放年代与“文革”期间迥然不同，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臭老九”脱帽加冕，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学者们意气风发，独立思考、自由探索蔚然成风，从而造就了一大批成功人士。“时势造英才”，成名于改革元年的学者为数不太少，王先生只是其中的一位。

二是点面结合。断代不可为史。记得王先生曾说，断代探讨无非是通史研究的突破口。他研究面广，既注重纵通，上自汉唐，下及明清；又注重横通，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涵盖辽、宋、西夏、金。他的专著《辽金军制》在辽金史专家看来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没有重点，很难深入。王先生的重点无疑是两宋，并且在社会结构、军事制度等诸多领域披荆斩棘，获得多项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成就。《宋朝阶级结构》、《宋朝兵制初探》是其享誉学界的两部代表作。宋代往哲前贤的警句名言不少，如范仲淹曰：“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岳飞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对于这些警句名言，王先生反复述说，并予以阐释。岳飞是他潜心研究的宋代重点人物之一，有《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等多种论著问世，取得引人注目的突破性成就。2003年，王先生满怀深情，为《中国社会科学报》撰写《纪念伟大的爱国英雄岳飞诞辰九百周年》一文。2006年，又在《求是》杂志、《北京日报》发表《天地有正气，凛烈万古存——纪念文天祥诞辰770年》、《岳飞、文天祥不该称为民族英雄吗》两文。王先生还致力于普及历史知识工作，出版《靖康奇耻》《河洛悲歌》《大江风云》等七部系列宋代历史纪实小说，讴歌英雄，宣扬正气。

三是史论并重。王先生视史料为治史的根基，力图竭泽而渔，一网打尽，其学术成果素以史料详实，征引宏富著称。并从事古籍整理，参与校点《名公书判清明集》，独著《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王先生同漆侠先生一样，格外强调理论的重要性，认为研究水平的高低往往取决于理论水平的高低。针对较长时期以来某些轻视理论学习的现象，他开导引导、勉励激励晚生后学选读马恩经典著作，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如此看重理论，在宋史学界，王先生只怕是继漆侠先生之后的第二人。他以身作则，老来还每天一页一页地精读《资本论》，在今天太难得。

2016年端午节，王曾瑜先生（左）、张邦炜先生（右）在北京潘家园王先生家中合影。（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王先生为人，也有三个优长之处：

一是忧国情怀。王先生身在象牙塔，超乎象牙塔，继承发扬我国读书人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宋人楼钥诗云：“一片忧国心，辗转中夜思。”王先生身患失眠症，自有其缘故。王先生爱憎分明，他憎恨为富不仁的“山西煤老板”，憎恨恶贯满盈的贪官污吏。他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陈毅元帅题杜甫草堂联）的气概，奋笔疾书，90年代有《腐败就是今天的国耻》、《用巴黎公社原则根治当今腐败》等警世宏文刊载于《北京日报》、《北京观察》等报刊。王先生心向平头百姓、热爱普罗大众，并见于行动。十年前，汶川大地震，他要到四川参加抗震救灾，被我以年纪不饶人为由劝阻。王先生当年不知为地震灾民流了多少眼泪，并不富裕的他不用动员，多次主动为灾民捐款。

二是不好名利。本世纪初期，王先生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任特聘教授期间，分文不取，将全部收入悉数捐给贫困学生，作为奖学金。此事在学界传为佳话，博得赞扬。我亲历亲见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著书不当空头主编。我们五人合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分明是王先生领来的项目，他出力最多，写得最多，理当出任主编。但他执意不肯，定要以年龄为序，五人共同署名。按照这一原则，朱瑞熙先生应当署名第一，署名第二者非王先生莫属。他又不肯，坚持名列末尾。另一件是讲课拒收课时费，那年在四川大学弄得大家很为难，只能将已经领下来的这笔课时费用于师生共同考察三苏祠。像王先生这样的自愿义务劳动者，在当今学界有几人？

三是提携后学。我读到不少王先生的弟子和私淑弟子们写下的许多动人记述，有关学友自会现身说法。王先生在年龄上是我的朋辈学友，但在学问上是我的半个老师。他乐于助人，有求必应，毫无保留。特别是1982年春天在上海师大、1983年上半年在历史所，与他共事相处，他给了我许多帮助，我深受教益。

2008年初冬，王曾瑜（中）、刘复生（右）、张邦炜（左）三位先生在眉山三苏祠合影。

王先生有缺点吗？当然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王先生是个耿直的人，他品评别人，即便是好友，也往往一分为二。记得王先生在祝贺张泽咸先生八十大寿时，高度肯定张先生的贡献之后，赓即指出张先生的三个不足之处（《汉唐史专家张泽咸的学术成就与不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8日第18版《书品》）。这里我只说一个，如果高标准、严要求，与漆侠先生相比，王先生在理论修养与运用上还有一定差距。人都老了，就让这个遗憾随风而去吧。可是王先生很有自知之明，而今还在细读精读《资本论》。王先生老而弥笃，活到老，学到老。这种毫不懈怠的精神尤其值得我好好学习。

俗话说：“高官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祝愿王先生天天高兴、天天开心，高寿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