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亚莉丨“有情”的切近和遥远
诗翼阅读工作室2018-05-24 10:37
蓝花
人文专栏
诗翼阅读出品
作者简介：裴亚莉，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美富布莱特研究学者，学术研究领域是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和电影美学。出版有译作《当代美学》，学术专著或合作著作《电影、政治、知识分子和产业》、《政治变革与小说形式的演进》、《电影语言现代化再认识》、《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散文集《只有松鼠了解我的心——纽约漫游随笔》、《停止与继续》、《舞缘》，是陕西师大《呼吸》杂志和“呼吸”书系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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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正月初三，沈从文正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这一天晚上，因为宿舍隔壁一个妇女彻夜“骂她的肺病咳喘的丈夫”，另一个隔壁也还住着一个患哮喘的“少壮”，所以经历着一个无眠之夜。他“在塘房外垃圾堆中翻出一本《史记》”，“就把它放在老式油灯下反复来看，度过这种长夜”。在他读过一些人物列传之后，“竟仿佛如同回到了二千年前的社会气氛中”。由此，他开始了对于“事功”和“有情”的辩证。“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在沈从文看来，那些在政治上能够对自己的时代、甚至对历史发挥作用的人，是“事功”的人，而搞文学创作的人，则当然是有情的人；由于在文学上成功的人，在政治上常常是失败的，所以这些人，看起来也就是“无能”的。
然而，沈从文毕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明白在文学上的真正的成功，是不容易的。回到《史记》，他说：“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什么是这些“特别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沈从文看来，就是“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就是“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所以在他看来，“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学！”这就是作家的感受。伟大的作家是需要将自己全部的情感都倾注到自己的时代和人物上面的。因为这是一种全部的倾注，所以时代的巨变，改变的其实是作家爱的对象；而因为他倾注的是情感，所以说到底是一种最本质的生命意义的消耗。这就是有情，是那种即便掌握了某种“材料”和处理材料的技术也无法真正实现的人生境界。而这也仅仅是有情而已，所以在那些根本不在意情为何物的人那里，在那些以事功为人生目标的人那里，有情也仅仅是“无能”而已。
这其实是无所谓的。有人以事功为满足，有人以有情为满足，随他的便呗！但问题在于，在一个以事功为主流的社会里，对于那些以有情为满足的人来说，怎能才能做一个有情的人？如何处理事功与有情之间的矛盾，这才是一个具备永恒性的难题。这不仅是沈从文的难题，而且也是所有时代既不能完全放弃功名，又愿意保留有情之本心的知识者的难题，只不过，在沈从文那里，对这个问题的体验，更激烈、更极端而已。我们体会不到沈从文那样的激烈和极端，说明的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经验这二者之间的矛盾的深刻性，也没有勇气揭开这二者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王德威老师2006年“在北大的八堂课”后来结集成为《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详细的回应，而复旦大学学者张新颖在2014年出版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人、文和事”，也是从“事功”和“有情”的辨析开始的，他甚至将这一本书的书名定为“有情”，可见在他那里，现代文学那些最能穿透历史、最能打动我们的人、文与事，首先是那些有情的人，有情的文和有情的事。
所以，“有情”其实是一种理想，是多数人难以做到的事。但尽管我们很难做到，但想一想，试着做一做，在人群中多看一眼那些有情的人，也许多少可以安慰我们日渐衰弱的心脏。
2016年1月1日那一天所经历的事情，直到今天依然历历在目。
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天而已。
那些天，西安地区持续雾霾。天上明明有太阳，但阳光就是无法穿透霾的厚度。这无疑是挑战了人类以往所有的感知经验和书写经验的经验。因为人类从未经历过没有太阳的晴天这样的经验，也从来确信太阳是带给我们幸福的终极源泉。但这种经验和认识在今天，都被改变了。擦亮近视眼镜的镜片，试图远望，但没有视野；打开门扉，走到户外，但不敢呼吸。秦岭就在不远处，为何不去看看秦岭，这横亘祖国南北腹地的广袤山脉，在和雾霾的PK中，到底还能不能给我们一点信心和安慰？——没有约朋友，没有带老人孩子，跟着那个和我构建了最基本的家庭结构的人，我们到了沣峪口里面我们常去的大蒿沟。——在我们所知道的秦岭北麓的浴和沟里面，大蒿沟是我们所认为的阳光最好的一个，山路又缓，山顶上还有村子，村子里的水管上写着“西安市长安区饮水工程”。尽管村子已经没有几家住户，但水管里的水依然丰沛清洁。每当我路过山顶的时候，看到带着酒精炉，从水管里接水煮面泡茶的游山客，都会感念这个“饮水工程”。它是一个政绩，是“事功”的，但它更是一种对人在最需要的时候的需要的满足，是一个典型的“有情”的存在。
——同时，在这个因雾霾而近于绝望的新年第一天，秦岭以及秦岭中的大蒿沟，再一次给了我们希望：越往上走，空气越来越清洁，以至于在还没有走到山顶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尘不染的蓝天，看到太阳普照在冬日的座座山头，不时有鸣叫的大鸟在晴空中盘旋飞过。这是真的吗？离开城市仅仅十几公里，伟大的秦岭就足以施展自己的力量，给我们以向死而生的启迪。2008年上海世博会，听说有些场馆门前的队伍要排到几个小时。那些个场馆是展览什么的这个问题有意义吗？“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作为上海世博会的主题词，是大家都没有异议的吗？雾霾是一种城市病，这个还用说吗？城市扩张造成环境恶化，这与生活美好之间，哪儿跟哪儿呢。在这个时候，以规模取胜的城市建设是“事功”的，但情在哪里？只有备受威胁的秦岭，它还在勉力地体现着“有情”。
其实霾一定不是新事物。
1991年，我从临汾转学到北京，突然间感到呼吸通畅，这显然是因为，那时的临汾，早已经在霾中。不过那时候人们不使用霾这个字，人们直接说：被污染的空气。但也许那仅仅是临汾的事情，是山西的事情，受不了被污染的空气的人，离开就是了。在那几年，因为依旧有朋友和工作上的关联在临汾，所以常常要回去。回去的时候，呼吸着那种特别浓的人人都认为“临汾就应该如此”的被污染了的空气，心里想，反正我在这里的时间并不长，反正我很快就是要离开的。但是逃离的结果，就是在我所选定的西安，并没有逃离霾的笼罩。
这种能躲就躲，能逃就逃的心理，到底存在在多大面积的中国人的心里？随便和某个北方省份或者城市的人聊一聊，都会发现身边的朋友，不少都在南方置办了房产，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工作在北方，但是心不在那里，不爱那里，随时想要逃离那里，这应该是一种“大面积”的心态。这说明，在霾的笼罩下，我们积极改进身边环境的决心和勇气，并不是那么充分。似乎这种改进的工作，是要靠别人来进行的。这说明，我们的内心世界里，其实早已经雾霾重重。获得一个怀抱着清晰的愿望的内心世界，是多么重要啊！可是这一件本来很自然的事情，现在看起来，并不常见，因为人们总是说：“我正在做的事情，跟我心里想要的事情，是很不相同的。”
现在是2017年，冬天和雾霾，再次携手光临了我们的生活。不过让人们感到稍许欣慰的是：也许因为煤改气的推行，在西安（我所能体会到的真实的体验），雾霾只来前半天，到了下午两点以后，它就不见了，空气重新进入“良”的状态。在这样的时候，心里想：能不能再好点？这样写着，不由得想起，在2016年冬季的一个雾霾天，和从事环保事业的林老师（林宣雄）一起吃饭，他说，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为消除雾霾的。问他：“雾霾到底能不能治好？”他说：“五年以内。”这个预计，会是真的吗？林老师明显是一个“事功”的人；可是他也写诗，出版了自己的诗集，所以，他也是一个试图在“事功”的同时“有情”的人？
然后又想起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作家杨道尔吉老师。杨老师是蒙古历史文化题材小说作家，是激情饱满的诗人，他在萨拉乌苏地区从事古生物发掘遗址的保护和自然环境保护工作，是法国哲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在中国的积极阅读者和推动者之一。2015年9月，杨老师曾在萨拉乌苏接待过我们一行数人前去参访。在地幅广阔的萨拉乌苏地区，他和他的朋友们开着各种车辆，来回接送不同时间段落到达的访团人员，沿途将自己的知识、情感和态度全部传达给我们。他似乎也是“事功”的人，但更是有情的人。而我们，那几天的行程，从榆林到萨拉乌苏，从萨拉乌苏到宁夏水洞沟，沿途全部是丽日蓝天。想起那几天的时间里所经历的思想世界的净化和所领受的大自然的洗礼，想起从沈从文那里所抓取的“事功”和“有情”的辩证，它是这样遥远又切近地存在在我们的身边和心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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