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什么要设“言官”？浅谈明朝言官的罪与罚
董狐笔2018-05-16 13:43
在中国古代皇帝当中，朱元璋受教育不多，却极富想象力。在其任期内，朱元璋搞出了不少新花样，比如八股取士，比如废除丞相制度，比如用职业强制固定户籍。
以上无一例外，都是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加强皇权采取的有效措施。为了实现这一既定目标，朱元璋还屡兴大案，屠戮功臣，成为中国古代集权最为严重的皇帝之一。
可就是这位对权力控制达到变态程度的朱皇帝，却作茧自缚，设立了一整套制约机制，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上，时时刻刻掣肘皇权，这就是“言官”制度。
言官又称“谏官”“谏臣”，以向皇帝“风闻言事”“直言规劝“为主要工作内容，职业就是反映问题，说对了有赏，说错了也没关系，不必承担“妄议”责任。
言官并不是朱元璋首创，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齐国有“大谏”，赵国有“司过”，都属于言官性质。
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屡次向楚怀王提出反对意见，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与世风格格不入，而是因为他所担任的楚国“左徒”，也属于言官，提意见实乃职责所在。
汉有谏大夫，唐朝有左右拾遗，左右补阙，宋朝有司谏，正言，后又设置谏院，设左右谏议大夫统管。大清官包拯，就曾“知谏院”，以言官之便，多次弹劾权贵，并由此获得皇帝赏识。
可到了明朝，言官才算是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明朝言官，不仅职业化，还越来越规模化。其成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品级不大，权力不小，上至国家大事小到市井传闻，大到皇帝小到草民，看不惯就上朝奏报。言官只负责上书，对与错由皇帝自己判断，错了也不用负责任。
朱元璋之所以赋予言官这么大的权力，是因为明朝初年，功臣勋贵满朝，朱元璋需要鼓励言官告状，达到其铲除功臣势力的目的。唐朝武则天重用酷吏，折腾李唐宗室，也与此异曲同工。
武则天用完酷吏，就将其扔进了历史垃圾桶。而朱元璋却将言官确定为制度，终明朝始终。
明初，言官对皇权的制约并不明显。除了周观政等少数人敢对朱元璋本人放炮，其他多数时候，言官都和皇帝穿一条裤子，一唱一和，让无数位高权重的大臣身败名裂。
言官不同于酷吏，他们都是读书出身，有比较稳定的价值观，有明确的是非判断标准，在明初到中叶很长一段时间里，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王守仁参刘瑾，夏言疏陈明武宗弊政，杨继盛死磕严嵩，海瑞上《治安疏》骂嘉靖，无不直陈时弊，令人肃然起敬。许多言官都是通过上书言事，让朝廷和天下人知道自己的文韬武略，后来成长为一代名臣。
榜样的力量无穷大。到了明朝中叶，言官的耿直勇敢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甚至不惜一死以获直名。皇帝的廷杖，算计，威逼，利诱对许多言官失去了威慑力，言官逐渐成为约束皇权的一股强大力量。
嘉靖时期的左顺门事件，万历时期的争皇储事件，言官都是主要力量，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对皇帝非暴力不合作，数年如一日，把绝顶聪明的皇帝弄的狼狈不堪。
皇帝或大臣整治言官唯一的方式，是给其升官或调动工作岗位。不是言官，再敢乱说乱道，收拾你就容易了。可一个言官被收拾，又有一个言官又被任命，有可能比上一个还要“耿直”。
直到此时，言官的形象都是正面的。其对皇权的约束，让权力少了很多任性，令达官贵人不敢胡来。
言官成为一大害，始于党争。
顾宪成等人打着高尚的口号，笼络文人士大夫，议论朝政，并逐渐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东林党。而其他与东林党格格不入的官员，为了对抗东林党，也纷纷结为楚党，浙党。。。。。。
这一时期，无论是言官还是非言官，都在政治上站队。
我看过一本书叫做《乌合之众》，其主要论点，是说个人入了群体，智商会被拉低，良知会被泯灭。
明朝党争中的一班人，准确诠释了这本书的论点。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政治诉求，个体无不泯灭良知，罔顾事实，动辄向对方发起各种人身攻击。严于律人宽于待己，明朝文官集团从此陷入到无休无止的口水战中。
其中的不少御史和给事中，由有良知的言官，蜕变为无良知的喷子。
言官参与党争，将严肃的政治生活演化成一场场闹剧，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最近十年，我眼见明朝言官被许多历史小白骂的一无是处，其实大谬。作为读史者，我们必须知道，在党争出现之前，耿直的言官，曾是明朝专制黑暗中的一股清流。
污染这股清流的是党争，让其断流的则还是专制。
清朝入主中原，康雍乾将中国君主集权制推向顶峰，众奴才信奉“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做官宗旨，遇事无不下跪应“喳”，御史们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摆设，言官和言官精神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金銮殿，从此成为皇帝的一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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