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辛亥革命陕西先贤后裔数十人,在陕西泾阳李仪祉纪念馆祭奠追思中国近代水利学家、教育家、“一代水圣”李仪祉先生。斯人已去80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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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8日,噩耗从西安传来,泾阳、三原、高陵等县百姓以泪洗面悲痛难抑。他们心中的“活龙王”李仪祉积劳成疾,不幸病逝,终年56岁。几日后,灵柩运至离李仪祉故土蒲城不远处的泾阳县,大雪纷飞,当地及邻近县城的百姓一路相随至泾惠渠畔,挥泪送葬。 国民政府命令褒扬,蒋介石、邵力子等发来唁电,悼念一代“水圣”。李仪祉生前挚友、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更是为其手书挽联“殊功早入河渠志,遗宅仍规水竹居”。 《大公报》、《申报》等刊文哀悼追忆,八百里秦川在哭泣。
今年适逢“中国近代水利之父”李仪祉逝世80周年,提及祖父,其嫡孙李先生喟然叹道:
“我于北京国家图书馆搜集祖父资料已近两年,多为记载称颂其水利贡献之文献。他的日记书信,也几乎都是工作记录,对生活情感流露甚少。
我想着治学必须客观,不能因为是后人就扬善隐恶,所以试图挖掘一点负面材料。就拿《申报》来说,我翻遍了该报对祖父30年的追踪报道,结果依然一无所获。
祖父才高八斗,创造了中国近代水利史上的诸多‘第一’,但他却两次放弃学位,说自己求的是学问,不图虚名。学成后,他一生所任职务超过80个,每个职务的任职时间再短,他也会实打实地做出业绩来,不允许自己务虚懈怠。为了能去一线干实事,好几次主动降职降薪,在所不惜。甚至迁怒于当局不重民生而屡屡罢官辞职,非一般人所能为也。
故仰其厚德高才,羞于为人子孙,吾已脱离开先生后人这个范畴了。”
我求的是学问,不是学位
武昌起义的枪声传到了柏林工业大学中国留学生们的耳朵里。学子们热血沸腾,一下课就聚在一起谈论革命,气氛一天比一天热烈。某日,两个年轻人因政见不合而扭打在了一起。此时,一个又高又瘦的男青年站了起来,说道:“要革命就回去革,在这里打架吵嘴算什么本事。”不日,此君竟买了一把手枪,辞别师生,真的启程归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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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就是日后的中国近代水利之父李仪祉,也就是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活龙王”。与那时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李仪祉心系国运,关心国民,最难得的是他从不说空话,说干就干的务实精神。
李仪祉,1882年正月初三出生于陕西蒲城富原村的一户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李桐轩、伯父李仲特,都是清末在关中地区很有影响力的学者,同时也皆为立志爱国的同盟会会员。
李仪祉秉承家学,16岁考取了省试秀才第一名,随后先后考入泾阳崇实书院和三原宏道学堂。1904年初,22岁的李仪祉由宏道同窗于右任举荐、陕南商州知州杨宜瀚礼聘,同茹欲立任商州中学堂教员。
是年秋,李仪祉考取北京京师大学堂预科德文班继续深造。他是与其兄李约祉同时被录取的,遂成当地一大新闻。按当地督学朱益藩的讲法,李协(仪祉)与于伯循(右任)都是旷世奇才,文采出众,思想敏锐,独树一帜,日后必成就大事业。
26岁那年,李仪祉由京师大学堂毕业,于次年由西潼铁路局公派赴德留学,进入柏林皇家科技学院土木工程科,攻读铁路专业。然而如前文所述,辛亥革命爆发后,李仪祉放弃了参加毕业考试的机会,随身携带一支在德国买的左轮手枪和一些子弹,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国征途,参加革命。
老师和同学们都没想到李仪祉会真的回国干革命,都劝他等到毕业考试结束后再回去。Mr.李成绩那么好,这当口放弃学位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况且他都已经拿好了offer,柏林东方学院已经与之签好了合同,李仪祉毕业后就可以去那里当老师了,大好前途在等着他呢。
李仪祉的回答是:“我不远万里来到德国,求的是学问,而不是学位。学位对我丝毫没有用处。”
归国后,时任交通次长的于右任举荐他担任津浦铁路局局长一职。李仪祉婉言谢绝后,回陕同诸位志士创办”三秦公学”。
31岁那年,李仪祉以而立之年再抒少年之志,返德进修水利。在轮船上,他有幸巧遇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郭希仁。郭希仁发觉这个小老乡与自己可谓志同道合,便邀请李仪祉以德文翻译的身份,一同前往欧洲考察水利工程。郭希仁回国后,李仪祉留在德国在丹泽工程大学专攻水利专业。
哪知毕业时,李仪祉又成了学校里的新闻人物,他竟然又主动放弃了学位考试,然后又向老师同学解释了一遍:“我是公费学生,我学习的钱是老百姓给的,参加学位考试还需要交500马克考试费,能省一文是一文。”
校方被李仪祉的“学位无用论”感动到了,特别授予了他“特许工程师”的荣誉称号。
他冯玉祥和刘镇华有何两样
他(冯玉祥)亲口答应却迟迟不肯拨款,现在竟然一走了之!为什么当官的都会利民工程如此漠视?他们不为民办事,那还要这官何用?冯玉祥这东西和军阀刘镇华有何两样?!
1915年,李仪祉学成归国。是年北方大旱,南方大涝,灾害频发,国内急需水利人才。清末状元张謇在南京开办河海专门学校,以求育才救国。收到邀请后,李仪祉欣然应允,任教务长、教授一职,一干就是7年。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令他十分感慨。
南京城,从北边下关到南边雨花台这一条主干道基本平坦顺畅,唯独鼓楼处地势突然高起,导致车祸频发,伤及民众。有关部门一筹莫展,听说河海专门学校有个懂土木工程的李教授,便寻上门来。李仪祉顾及民生,欣然揽下这桩“闲事”,设计了鼓楼公园,解决了地势问题。事后,他不禁思虑,比起教学育人,替民众解决实际问题在当下更为紧迫。
恰巧此时,时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郭希仁的健康状况日渐堪忧。事实上,自从欧洲一别,郭李二人依旧保持着书信往来。郭希仁的心目中,俨然已经把这个小老乡当成了自己理想的接班人。
于是,经郭希仁大力举荐,已经四十不惑的李仪祉,辞职离开南京,回陕西任省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局总工程师,从科研教学正式进入工程行政领域。 李仪祉回陕后积极网罗人才,并取得了陕西某机构的支持,组织引泾灌溉工程的勘测设计。短短两年就完成了两套设计方案。然而,当时主政陕西的军阀刘镇华却阴奉阳违,从中作梗,始终不批经费。
刘镇华表面上给李仪祉设宴接风,在酒桌上拍胸脯说,只管放开手脚去干,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实际上,他和普通军阀一样,一有钱便购置军火扩充部队,以期占据更大地盘,哪里会把民生问题放在心上。李仪祉只得三进北平两下南京,四处奔波,争取社会捐助。
就在此时,同为陕西蒲城人的老乡杨虎城打跑了刘镇华,开始辅佐冯玉祥督陕。他对李仪祉治水的决心表示支持,禀报给了冯玉祥。冯玉祥读了李仪祉的呈文后,立即接见了他,并当即表示次日就请李先生陪同前去泾河视察,李仪祉仿佛看到了希望。心思单纯的他急忙把喜讯告知百姓,荒地就要变良田了!
可是,冯玉祥答应拨款的承诺到冯离开陕西都未见兑现。话说李仪祉开始疑心,想着上门去问冯玉祥到底几个意思。那天正好友人茹欲立来访,见李心急出门便问何事。待到茹欲立将冯玉祥早就离陕去沪的事实说出,李仪祉这才如梦初醒,连声大骂冯是“骗子”。事后,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协(李仪祉原名“李协”)所虑者政治设施举凡一切倾于革命一端而于增加国家生产,减轻人民痛苦之道,曾无一注意及之者,则不但训政时期无以见革命之真旨,抑且革命时期亦将大失国人信心也……协生于此国,长于此乡,救危定难,自愧无方,爱国悯人,亦何能后。”以文痛斥当局后,愤然辞职,拂袖南下。
关注小编,一起观热点他们不干,我还是要干!从此,李仪祉开始了高密度高强度的实干阶段,在每一个岗位上都用极短的时间创造了极大的业绩。
李仪祉去到上海,任港务局工程师、局长,同时兼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教授。随后,他又千里迢迢去四川任重庆市政府工程师,设计了成渝公路重庆市郊老鹰岩盘道工程。1928年至1930年,他先后担任华北水利委员会主席、兼北方大港筹备处主任、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和浙江省建设厅顾问。在此期间筹划了白河水利,倡办了华北灌溉讲学班,设置了黄河水文站,亲自勘察了运河和淮河,拟定了导淮计划,设计了杭州湾新式海塘,还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水工实验室。
其中,在“导淮”这个项目上,李仪祉不畏强权,一个小小的官居然对宋子文拍起了桌子。蒋介石的“思路”和刘镇华、冯玉祥其实并无不同,李仪祉再次愤怒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对宋子文拍起了桌子
蒋介石最在乎的是什么?当然是钱。他倒不是要用钱去搞腐化享受,战争年代,购置军火巩固政权才是当局者内心最大的渴望。因此如何搞到钱,才是政客脑子里的重中之重。刘镇华是这样想的,冯玉祥是这样想的,蒋介石当然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他们看来,民生是可以先放一放的“小事”。但这个“潜规则”,李仪祉这样的一介书生一个实诚人是无法接受的。
1928年,蒋介石为了向列国追讨“庚子赔款”,想出了“导淮”这个名义。明眼人都知道,蒋介石重视导淮工程为虚,想得到资金为实。李仪祉是个不谙世事的知识分子,只知道自己是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成了蒋介石的“财神爷”。李仪祉接到指令后,很认真地作了方案。方案公布后,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一致认可。于是,蒋介石顺利讨回了赔款。接着,自然是故伎重演,上演有关方面迟迟不拨款的戏码。
时任南京方面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自然懂得蒋介石的心思,面对李仪祉的“拎不清”,宋子文一开始还用些官话来搪塞,怎料这个不懂“潜规则”的李仪祉不厌其烦,一次接一次地来催上司。最后宋子文也乏了,不再装腔作势,索性跟他挑明“经费无着,导淮工程暂缓”。这下,李仪祉怒了,对着宋子文就是一顿指责。李仪祉不是那种拍拍桌子发发脾气就结束的人,是个不“辞职”就无法安心的“愣娃”!
第二天,他就当着蒋介石的面拒官,说:“我不懂经济,更不懂什么政治,只懂修水利,那样的高官我做不了!没钱治淮,那我在南京还有什么意义!”说罢就走了,气得蒋介石半天没有说话。更牛的是,李仪祉连请辞报告都没有递交就离宁返陕了。
宋子文实在觉得“此人神奇”,对杨虎城“吐槽”李仪祉说:“你们陕西人怎么这么胆大!敢向我拍桌子!敢向委员长大不敬!如此胆大者,天下大概只有陕西李协一人了!”
宋子文对杨虎城说:“我给他讲了,眼下政府确实有困难,一年多来,庚子赔款退还的问题还没有交涉出一个结果,钱还没有真的要到。况且当前国内政局如此混乱,冯玉祥、阎锡山倒戈反对政府,共产党也到处搞暴动,政府实在无力顾及导淮的事情,委员长心有余而力不足,还让我向李先生致意,一定要谅解政府的苦衷,导淮工程要向后缓缓。
本来我是要安抚李协,谁知我的话还没说完,他竟然说,委员长的缓后,不过是不实施的借口而已。他还指责我们,说来说去,你们考虑的仍然是争权夺利,哪怕拿出少量的款子也好像抽你们的筋一样。你看这话说得难听不难听!
他越说越激动,站起来就跟我拍桌子说,这点事你财政部长都做不了主,我去找委员长!”
于是第二天,李仪祉真的去找了蒋介石。宋子文打圆场说是误会,李先生昨天还没有等我把话讲完就走了,委员长已向中央提名李先生为政府委员,政府已经决定聘任李先生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是委员长对李先生格外器重。谁知,李仪祉丝毫不动容,说出了上文那段“不懂经济不懂政治”的惊世骇俗之语。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生气归生气,事后又喃喃说道,政府再多有几个像李协这样的人,国家幸甚,民之幸甚。
关注小编,一起观热点李仪祉先生陪同杨虎城将军视察洛惠渠工地
杨虎城听罢宋子文的“吐槽”,哈哈大笑说:“见识了吧,这就叫陕西愣娃!”
怎会有人主动降职降薪
同事们都不理解,李仪祉在南京的月薪是每月800大洋,加上去大学兼职授课的收入,一个月可达1000大洋,绝对属于金领。而陕西建设厅厅长的月薪只有区区200大洋。人家都是奔着高官高薪去,怎么会有人反其道而行之?
黄河,是中华儿女引以为傲的母亲河。五千年来,她见证了华夏文明的辉煌。然而,日渐年迈的老母亲却也久病不愈,变得越来越喜怒无常。
作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输沙量最大的河流,自古黄河就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据史书记载,黄河决堤次数高达1590余次,洪灾殃及25万平方公里。到了近代,黄河下游决口有54处,受灾面积1.1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360万人。黄河母亲,已病入膏肓 。
眼看黄河灾害一年比一年严重,国民政府终于开始行动。1929年1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条例》,任命冯玉祥为委员长,马福祥(安徽省政府主席、马家军首领马鸿逵之父)、王瑚(山东省省长)为副委员长;冯玉祥、孙科、宋子文、李仪祉、阎锡山等17人为委员,组成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班子里哪个不是重权在握的高官啊?只有委员李仪祉是个例外——他留学时主修水利,又曾做过五年的陕西省水利局局长,是名单里唯一的“技术流”,所以委员之外还兼了总工程师一职。
李仪祉幼年目睹听闻西北多旱、华北多涝的景象,早已树立效大禹之业、求“郑白(秦时有郑渠,汉时有白渠)”之愿的鸿鹄之志。怎奈同样的问题总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个黄委会,仅停留在一纸公文上,“旋以经费无着,而当事者又牵于其他职务”而迟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措。一直等到杨虎城开始主政陕西,治黄一事才有了转机。
1930年,新上任的陕西省主席杨虎城意识到重修水利的重要性,热诚召回李仪祉,提请国府,任命其为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李仪祉欣喜若狂,他本来就已经和蒋宋撕破脸了,但那次拂袖而去没有递交辞呈,不作数的。如今为了名正言顺给家乡百姓干点实事,他立即给导淮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正式的请辞报告。
蒋介石当然不会批准,说导淮工程刚有起色,小局要服从大局。杨虎城着急了,他清楚,没有李仪祉,陕西水利绝无可能兴建,根本治不好。于是杨虎城急赴南京面陈蒋介石。但蒋介石就是不松口,杨无奈返回陕西。此后越想越不对,再次去南京找到于右任和张季鸾,请他们游说蒋介石,并让李仪祉去做宋子文的工作。
最后陕西方面总算想出了一个办法,由李仪祉的伯父写信请求南京方面批准他回陕。蒋介石是个尊重传统孝道的人。如此这番,总算松口肯放人了。李仪祉便叮嘱好家人自行回陕,只身回陕西建设厅就任。
杨虎城力挺不讲情面的李仪祉
刚一开会,李仪祉便冲着杨虎城高声指责:“如今整个国家陷于民穷财困之中,外寇欺凌,陕西今年又是荒年,而西安的军政人员却撂下公务去花天酒地!”
1930年5月底,李仪祉写成了一部详实细致极具可行性的工程计划。
1931年春,在杨虎城的大力支持下,李仪祉在华北水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提出了《导治黄河中上游》的议案。这一议案随即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 此后,《大公报》又刊登了李仪祉的《治黄研究意见》。这几篇“干货”文章赢得了水利界的一致赞誉,称其“指破数千年治河之弱点,祥示筹款之根本办法,意至善也”。
在舆论的推动下,国民政府磨磨蹭蹭拖到11月,总算在南京开了个大会研讨呼吁。然而,会后此事又是进展缓慢,眼看就要不了了之。杨虎城和李仪祉再次“犯上”,治理黄河的第一步“泾惠渠”工程总算开工了。
杨虎城很是高兴,帮助李仪祉发动国外华侨提供赞助,解决了开展工程最要紧的钱的问题。结果,由陕西省政府筹款40万元,华洋义赈会筹款40万元,美国檀香山华侨募捐15万元,朱子桥先生个人捐助水泥两万袋,各方共筹集百万余元,计划于当年就开工建设泾惠渠一期工程。
可是开工不久,又遇到了重重困难。旱灾和瘟疫肆虐,经济萧条,建筑材料奇缺。李仪祉倡导就地取材,拆庙宇,收碑石。这一“工科男”提出的建议遭到了不少没有“西学”思想的保守乡绅们的反对,开始煽动部分村民阻拦工程队拆庙修渠。 李仪祉清楚,跟他们讲道理是行不通的,要“眼见为实”。他用纸浆泥制作了一个引泾工程大模型,让人抬到县政府大堂上,请乡绅和群众观看,并现场讲述修建泾惠渠的好处。他说:
“我是陕西人,我没有二心,决不会把水利变成水害,坑害百姓。要是咱们早能把渠修成浇地,哪会有死尸遍地的民国十八年大旱的悲惨景象啊!”
李仪祉的真诚说服了反对者,打动了群众,工程得以继续。
同时,李仪祉意识到要从教育上着手,从根本上破除迷信,宣传科学。于是。他在西安创办了水利专科班并言传身教教育学生:“要作大事,不要作大官,一切事情要讲求实际,不要争虚名。”
李仪祉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对上司也敢说敢批不留情面。就在修建泾惠渠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段,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到了陕西。他曾是杨虎城的顶头上司,杨虎城派了几名高官隆重接待。
这当口,李仪祉却心急如焚。原来引泾工程的材料眼看就要用完,工程款再接济不上就得停工待料。而且当时渭北发生了瘟疫,泾惠渠建设工地上已经有民工因此死亡。所以李仪祉心急火燎地从泾阳赶回西安,紧急找财政厅和民政厅厅长催款,但二人均不知去向,经询问才知原来都去接待何成浚了。
据时任杨虎城将军秘书的米暂沉回忆,几天后适逢省政府召开会议。刚一开会,李仪祉便冲着杨虎城高声指责,说他们不顾民穷财困,撂下公务去阿谀上司花天酒地。
杨虎城听了面有愧色忙回应解释说:“李厅长误会了,何主任来西安,是我让他们做接待工作……”
话未及半,李仪祉即厉声骂道:“什么何主任!什么接待!都是些混账王八蛋!”
杨虎城听后低头一语未发。李仪祉接着说:“我今天就辞职,这个厅长我不干了。”然后夹起皮包就走出了会场。
李走后杨虎城只说了一句“李先生脾气真大”便宣布散会。杨虎城到底是杨虎城,当天晚上就到李家登门拜访,并当面承认了错误。李仪祉转怒为喜,第二天照旧到建设厅办公,以后两人一直合作得很好。
我不能一生一世做官,但我却要一生一世做人
我不能一生一世做官,但我却要一生一世做人。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忘了大众的利益,忘了做人的根本!
1932年6月,泾惠渠第一期工程完工通水,实现灌地50万亩。20日,举办放水典礼。正午时分,随着李仪祉一声“开闸放水”的口令,涛涛泾河水顺渠而下。孩子们喊叫着、奔跑着,村民纷纷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大碗舀水畅饮。忽然,其中一名老农用衣袖把手中大碗擦了又擦,迈向渠水,满满舀起一碗水,举过头顶,挤开人群走到李仪祉面前说道:
“ 我们世代给庙里的龙王烧了上千年的香、磕了几百年的头,保佑我们不要受旱灾,结果顶个啥用。现在咱们把庙拆了没神了,今后李先生就是我们的活龙王。”说着老泪纵横,跪下就要叩头。
李仪祉赶紧接过水碗,扶起老农,然后对大家高声说道:“这次我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先生,不惜拨款40万金钱,又承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华北慈善联合会、美国檀香山华侨捐款合起来有百万元,为我们三秦父老兄弟办成了大业,大家需向各捐款人表示感谢!”
他没想到的是问题在庆典过后接踵而至。有人开始种植罂粟牟取暴利。李仪祉得知后着人张贴布告称:“以后若有人再偷种鸦片,便是破坏水渠的第一大罪,便是渭北人民公敌。五县人民当将其驱逐出境,田产充公。” 然而这些地方豪绅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和往常一样,找人脉通关系备厚礼,试图向李仪祉行贿开后门。李仪祉勃然大怒,轻则令其拿走,重则绳之以法。他说:“我不能一生一世做官,但我却要一生一世做人。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忘了大众的利益,忘了做人的根本!”
在招募班子时,李仪祉也明确规定,管理人员必须经过民众选举产生,并严禁吃过官司、抽过大烟、当过军阀走狗、做过地方官吏的四类人进入到监督管理队伍。
稳定下来后李仪祉思考的是如何进一步治水。他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泾惠渠由公手而成,亦复有意再成洛惠渠乎?”杨虎城欣然同意继续治水,两人相约同到大荔县铁镰山视察。当即杨虎城就批准成立了引洛工程局,预算投资121万元。
此时,继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是邵力子,他也是支持引洛工程的。于是,工程于1933年当年顺利开工。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老天爷在这当口又降临了一场大考验。
水和财都要从那个“孔”里流出去了
孔祥榕将委员会的一切人事、财政大权都握在手中,将李仪祉架空。工程总共106万元的开支里,不乏猫腻。
1933年8月初,黄河中上游流域普降暴雨,各支流河水位急剧上涨,洪水泛滥。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等省受到严重灾害,淹没农田8500多万亩,273多万人流离失所,伤亡1.27万人,财产损失2.07亿元(银元)。
据《长垣县志》记载,“凡水淹之处,茫茫无际,只见房顶树梢露于水面,特别在决口门处,洪流倾斜、房塌树倒、人畜漂没、一片惨象”;“人民竟趋高埠、或蹲屋顶、或攀树枝、馁饿露宿。器皿食量,或被漂没,或为凐埋……情况之惨,不可言状”。
洪灾已然上升到了国难级别,国民政府怕了,马上成立了一支崭新的“黄河水利委员会”队伍。来看新名单:委员长兼总工程师李仪祉、副委员长王应榆(安徽省保安司令、军事参议院中将)、副委员长孔祥榕(据说是孔祥熙的同族中人)、委员沈怡(德国德累斯顿工学博士、国防部设计委员)、许心武(水利专家、教育家)、陈泮岭(水利专家、教育家)、秘书长张含英(水利专家),之前那批大官都不见了踪影。
关注小编,一起观热点李仪祉先生勘察泾河
9月1日,李仪祉临危受命,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分别于西安、开封设立办事处。赈济灾民、堵口复堤,李仪祉亲领同仁,日夜奋战在抗洪救灾最前线。一干就是两年整。
然而,新团队里的某某人却按捺不住了。身为副委员长的孔祥榕和孔祥熙一样,最擅长敛财。他闻到了利益的气味,开始对李仪祉的工作处处掣肘。仗着孔家“上头有人”,他不把委员长李仪祉放在眼里。孔祥榕利用“金龙四大王”进行占卜为名头,使李仪祉许多治黄方案不能实施。孔祥榕将委员会的一切人事、财政大权都握在手中,将李仪祉架空。工程总共106万元的开支里,不乏猫腻。
道不同,不与谋。李仪祉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辞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请辞报告,但未得到批准。于是他在其位,继续谋其职,提出因势利导的主张,建议向东开一道引河。
1935年8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在济南召开堵口会议。会上,李仪祉正式提出“开挖民埝”的主张。怎料孔祥榕联合韩复榘共同反对。李仪祉据理力争,双方相持不下,最后报至行政院。令人扼腕的是,行政院居然支持了孔祥榕的意见。 次年3月27日,决口被堵合。国民政府又开始喜滋滋庆功了,宣告二期工程完工,泾惠渠扩灌至65万亩。只有李仪祉知道,表面上堵上决口是治标不治本。只堵不疏将使黄河又一次失去了根治之机。他不愿与唯利是图者共事,于是再次辞去委员长兼总工程师一职,回陕西继续担任水利局长。
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辞职。李仪祉义愤填膺地说:“以孔理财,以孔治水,水和财都要从那个孔里流出去!”
临终前竟将10年的引水工程都规划好了
此时,有一个老农民突然站了起来,说:“大家都不要哭了。活龙王已经被上天召回去了,他要去干更要紧的事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事后,杨虎城被迫出洋,欢送会上,杨李二人相对凝视,双手紧握,不能言语。
回到家中,侄子李赋林向李仪祉询问有关杨将军出洋考察的事,李仪祉沉重地说:“你杨叔早有思想准备,这次出国不是好征兆……”话没讲完,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没有再讲下去。
诀别好友后,李仪祉告诉自己,哪怕只身一人,也要保持廉洁。他回到水利局后,坚持“世人皆醉我独醒”。身为局长的他依旧公私分明,连办公用的稿纸都坚决不准家中的孩子使用。每次吩咐秘书寄信,也是坚持私人信件的邮费一定要自费。 有次12岁的小儿子李赋洋发高烧,烧到40度,家里着急打来电话求助。正在水利局办公的李仪祉,叫来侄子李赋林,拿出两块大洋,让他赶紧乘坐“洋车”(两轮人力车)回家带李赋洋去医院看急诊,就是不肯动用就停在水利局机关大院里的公车。
还有一次,当年还很年轻的李赋林希望能在叔父手下工作。尽管李仪祉手握大权,安排工作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但他因为不了解李赋林的工作能力,拒绝了侄子的求职要求,毫不徇私。一直到后来李赋林展示了才干后,他才高兴地接纳侄子成为了治水大军中的一员。
最难得的是,李仪祉将廉洁奉公一直保持到了生命的尽头。不图私利,勤管“闲事”。
李仪祉在陕西省水利局任职期间,被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为议员(后改称“院士”),他还兼任中美工程师协会董事及清华大学名誉教授。此时,李仪祉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但他依旧延续了超高效能为国为民爱管闲事的作风,不曾在家安心休生养性。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惊动了华夏。三天后,生病住院的李仪祉在医院里实在待不住了,提前出院,抱病投入抗日运动。他加入陕西抗敌后援会,在报纸和电台发表文章和讲话,宣传抗日,组织募捐。他不但带头捐出自家全部积蓄500大洋和夫人张孟淑的玉镯一对和金戒指一枚,还专程前去哥哥李约祉家,动员嫂子张季珍(张季鸾之妹)捐献出了她的全部金银首饰。同时李仪祉积极组织渭惠渠、织女渠的施工,以富国强兵的实际行动,支援抗日。
1938年1月4日,李仪祉抱病去眉县参加渭惠渠拦河大坝南土坝合龙工程。
2月18日,李仪祉在《西京日报》上发文呼吁社会出资认养流落街头的幼童乞丐,让他们住进孤儿院。并在发文同时带头捐出了50元大洋。
2月19日,李仪祉急性胃炎发作,病倒。
3月7日,李仪祉病情危重,脸色蜡黄、骨瘦如柴。他嘱咐家人道:“处此国难时期,身后葬礼,须力求简约,尸体送医院剖验,以探病相之究竟,为医界做一贡献……”3月8日,积劳成疾的李仪祉病逝于西安,终年56岁。弥留之际,竟然还在学生手上写下“大坝”二字。
同样,他所心系的百姓也在记挂着他。
自李仪祉病倒后,各大报刊均发文刊登,民众闻讯后自发赶至先生在西安静修巷寓所外祈福探望。有的送佛念经,有的求医问药,有的甚至还在院子里搭起了帐篷,日夜守护,不愿离去。先生去世当日,沿街更是哭声一片,群众们也没有离去的迹象。
家属见状无不动容,劝说大家都赶紧回去,但民众依旧沉浸在悲痛中无法自拔。此时,有一个老农民突然站了起来,说:“大家都不要哭了。活龙王已经被上天召回去了,他要去干更要紧的事了。”
听罢此言,人们才意识到,人死不能复生,李仪祉是真的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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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西安大雪,天地素白。日寇的飞机在城市的上空隆隆飞过。炸弹落下来,房子一排排地被炸毁。人们在李仪祉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张《十年规划》,先生竟然已将1945年前的引水工程都规划好了!令人嗟叹,德厚才高,方为“水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