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写下时代的尴尬
三联生活周刊2018-04-03 21:11
“我通过这些写作，一方面处理历史，一方面是希望看清历史当中的我。”
一个人、一个流派和一个时代
西川在北京望京花园的工作室，看起来更像一个艺术家杂乱的活动空间。地板和书桌上到处堆积着各种各样的书籍，墙上挂着一些他自己的画稿，角落里一不小心就会碰到几件他的收藏品：一块上面压有梵文的南诏国佛塔基座的砖头，一组按年代排列的青铜戈，一尊春秋时期的墨玉砚。聊天的时候，他会停下来让我们感受一块砖头的分量，抚摸一下孔子时代的砚石，无疑，这些都是他写作现场的一部分。
最近，他刚刚出了一本解读唐诗的小书：《唐诗的读法》，起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在攻击新诗。然后我说那咱们不谈新诗，谈点古诗，古诗也不是你们理解的写法。”对于一个持续写作新诗30多年的人来说，西川在解读唐诗的过程中，试图体会当时人如何落笔的那种现场感，越过某个门槛他发现古人并非如此高不可攀，一切正如王充在《论衡》中所说的那句话：“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
《唐诗的读法》（西川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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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当时光闪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那个刚在北京大学英语系开始新诗创作的西川，尚且不具备如此充沛而自信的历史意识，可以将不同历史与时代转化为自己的写作现场。那时的他，如后来在诗集《大意如此》自序中所写，多少带着一种现实经验的匮乏感：“我生于1963年，这意味着我经历有限。事实也的确如此：我既未插过队，也未当过兵，也未做过工……由于我在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中长大，又渴望了解世界，书本便成了我主要可以依赖的东西。”
尽管并不沉湎于80年代的怀旧，但很显然，西川感念于那个时代的诗歌氛围。那时，诗歌是整个思想启蒙过程中的先锋力量。仅在北大，就有许多不同的诗歌小圈子。法律系有《沉钟》，中文系有《启明星》，外语系则办了一本叫《缪斯》的杂志。那是一个不写诗反而荒唐的时代，正是在那时，西川结识了后来与他生命发生重要关系的中文系学生骆一禾和法律系学生海子。
西川的结交范围不止于校内，当时也跟社会上，尤其是圆明园画家村一批诗人、画家如镂克、李杰、华庆、大仙等人混在一起。“那会儿圆明园也没有围墙，我一个朋友在食品店工作，他从店里偷出食品，我们一夜一夜地在里面混，点堆火，喝点酒，读点诗，晚上困了就靠块石头睡到天亮。”有时，他也会去一些画家朋友那过夜，一帮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年轻人混在一起，没有钱也没有名声，对艺术、文学的那种热爱，却让他们结成兄弟姐妹一样的关系。
在80年代初开始写作的一批诗人中，西川的特异之处是他并未怎么受到其时正火的朦胧诗影响。就读英文专业的他，更多受到老师所讲的威廉·布莱克、华兹华斯等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有次，一位中文系同学读了他写的诗，说你的这些诗有点像朦胧诗，他才知道了朦胧诗，找来他们的作品读，慢慢有了一种认同感。
今天人们很少能读到西川早期未收入各种选本的诗歌。西川告诉我，在早年五四文学社为他油印的诗集《星柏之路》中，他最早写的那些东西和海子挺像，虽然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但也写点农村有诗意的东西。“不是说谁有才华，那会儿都那么写。学生之间的互相模仿，我自己觉得特别丢人，因为还不是你自己。”西川说。
但是，在很早的时候，西川便和身边的朋友确立了一种观念：不写那种自传性的作品，关心比自我更大的事情，那些环境、环境本身的来龙去脉、历史的纵深感。西川至今还记得骆一禾当年对他说的一句话：“生命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
这种文学抱负所带来的写作上的高蹈，事实上也被一批北大诗人甚至北京诗人所分享，比西川更年轻的“70后”诗人姜涛将其描述为：“让人想到《圣经》的口吻，你读一读同时期的西渡、清平、臧棣，早年都有这种高蹈的口吻，都是相当于一个人面对一个世界讲大道理，西方哲学家的口吻，那个时候也是一种校园里边的诗歌风格。这点在北京是特别独特的，南方没有这样的写作。”当然，这种高蹈后来在上世纪末的诗歌论争中，被于坚等南方诗人所批评，则属于后话了。
诗人西川，现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黄宇 摄）
大量的阅读之外，诗人西川的成长还有赖于几次远游。1985年，已经大学毕业的西川参加了北大的支甘服务团，去兰州帮当地培养师资力量。回来后他进了新华社工作，但除了偶尔写点新闻稿外，大半年时间是在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等地漫游。他穿着一双球鞋，一天到晚一个人在小县城里走。“火车一过乌鞘岭就是戈壁，开了一夜第二天还是戈壁，空间感一下就有了。后来发现我整个行程都在黄河两岸。上了山西南边风陵渡1000米长的大铁桥，就我一个人，风恨不得把我掀到黄河里，太厉害了。对土地、河流、黄河上那种风的理解，黄河中游那种宏阔，整个把我打开了。”
正是在那次远游中，西川写下了早期代表作《在哈尔盖仰望星空》。“我抬起头仰望星空/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马群忘记了飞翔/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风吹着未来也吹向过去。”写的正是他住在青海哈尔盖火车站附近，夜间出来撒尿时看到满天星斗的震撼。回忆起这首少作，西川有些不好意思：“没有那么高大上了，如果现在写一定把撒尿和仰望星空写到一块。”
中国古人历来有所谓壮游的传统。远游，也是80年代一代文学青年的成人礼。姜涛回忆，自己虽然没有赶上那个时期，但90年代初到四川九寨沟诺日朗瀑布下，背诵杨炼的《诺日朗》，正是奔着那种感觉而去的补课。
随着一批日后被称为“第三代”或“新生代”的诗人成长起来，在80年代，某种对朦胧诗写作中沉重的历史感的清理开始展开，大家改用口语来写市民生活和市民情感。然而，这些诗人逐渐分为两个群体，用西川对于口语的甄别来说就是：一种是市井口语，它接近于方言和帮会语言；一种是书面口语，它与文明和事物的普遍性有关。由于对用市井口语描写平民生活的厌倦，西川自觉选用了后者，并在1986年提出“新古典主义写作”，稍后更提出“诗歌精神”和“知识分子写作”等概念，以作品承认形式的重要性。
这些落实在写作中的观点，日后被他总结为：“我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是希望对于当时业已泛滥的平民诗歌进行校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表明自己对于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正统文学和以反抗的姿态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朦胧诗的态度。从诗歌本身讲，我要求它多层次展出，在感情表达方面有所节制，在修辞方面达到一种透明、纯粹和高贵的质地，在面对生活时采取一种既投入又远离的姿态。”
这段总结无疑是对80年代“西川体”的最好描述。在1988年出版的那本当时有“诗歌写作红宝书”之称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中，西川以“西川体”写作，一个人代表一个流派。于坚对此也颇为欣赏，无疑，那种能够发出独特声音的语感，标志着一个诗人开始走向成熟。
“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
激情洋溢的80年代是伴随着时代的阵痛而结束的，用西川自己的话来说，“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与同代诗人有所不同的是，西川还经历了两位诗歌挚友，也是和他并称“北大三剑客”的海子和骆一禾的先后意外死亡。
1989年3月26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两个多月后，骆一禾死于脑血管大面积出血。一系列死亡随之而来。1991年9月24日，西川年轻的诗友戈麦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1992年秋，西川最早的诗友张凤华在深圳跳楼自杀，在电话里听到消息的他完全木然：怎么又死一个？海子去世后，西川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整理他的遗稿；骆一禾走的时候，他亲自把他送进火化室；在戈麦的告别仪式上，他第一个走进去，见到一个人溺水而亡时可怕的面孔。
对西川来说，整理海子的手稿更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那时由于尚无电脑输入的便利，他需要打开一捆捆的手稿和信札，用笔抄写下来。由于事情发生不久，海子诗歌本身的意象，有时甚至会让他产生某种幻觉：“我抄写他的一首《叙事诗》中的一个章节，里面写到床底下绑着一个舅舅的死尸，抄着抄着，我就觉得浑身发冷。那时候我自己住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平房里。我就开始数数，从一数到十：你要不蹦出来我就接着弄，你要蹦出来我就不弄了。后来也没发生什么事。”后来，他不得不抄一周海子的诗，然后停一周什么都不干，再接着干一周自己的事情。
稿件整理完之后，西川四处联系出版社出版。他还记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早出版的《海子的诗》的征订表中，最初只订出去五本。那段时间带给西川一个反向的刺激：海子往东走，我绝不往东走。面对后来蜂拥而至的死亡，他开始生出一种自然的求生本能：“所谓求生本能，我就变成铁石心肠。”
诗人海子
以往的写作方式再也难以为继。将近三年，西川没写太多东西，反而开始疯狂地阅读，试图以此将自己与现实隔离。那种心情，正如他自己后来在文章中的描述：“当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我不得不就近观看，我的象征主义的、古典主义的文化立场面临着修正。无论从道德理想，还是从生活方式，还是从个人身份来说，我都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状态。”类似的感觉，他后来在阅读唐诗时也有所体察：“安史之乱”一来，涵泳大雅的王维所代表的长安诗歌趣味就作废了，能够创造性处理当下现实的杜甫出现了。
“经历了这些东西，得去面对这些东西，得去想怎么回事，你怎么活？想就是理性。那时候如何抵抗这种黑暗与野蛮，必须培养一个坚硬的理性。理性是不够拿来写诗的，后来我给自己发明出一套假理性：伪哲学。”所谓“伪哲学”，同样具有思想和逻辑性，但不指向对于天地宇宙的终极的正确解释，更关心揭示人类自相矛盾的、浑浊的、尴尬的生存状态。用一段西川自己的诗来解释，那就是：“所有的错误是同样的错误/就像托勒密探索大地与星辰/通过精确的计算/得出荒谬的结论。”
这种来自生活体验所不得不做出的写作调整，首先体现在西川于1992年写作的长诗《致敬》之中。据西川自己讲述，《致敬》的写作来自于对过去写作笔记的整理，另外包括新写的部分。“我的家没有守门人。如果我雇一个守门人，我就得全力以赴守住他。”诗中那种混杂、荒诞的经验，与带有箴言体的崇高书写风格形成的巨大张力，影响了姜涛等许多更年轻的诗人的写作：“像石头一样的句子堆在那里，另外写到八九十年代的经验，特别契合自己的感受。写得一方面很灵动，伤痛感很强；但又特别有烟火气，有城市那种复杂性，还有幽默和同情心。”
《致敬》之后，自认找到写作办法的西川，连续写了《厄运》《芳名》等一系列长诗，开始确立90年代以来的另一种“西川体”。
随着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在社会思想结构中发生位移，陷入某种跌落的过程。用西川自己的话来说，当代生活使精神陷入尴尬：“这时大众的精神状态便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一曰无所事事，二曰惊慌失措。由于无所事事，消费便成为普遍和主要的行为；由于遇事惊慌失措，人们对眼前利益的关注便远远超过对远景生活的关注。这样，生活方式就成为超越一切的头等大事，而生命，要么被与生活方式混为一谈，要么就成为根本无意义的东西。”
1997年，西川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奖金支持，有了去印度生活、旅行、写作三个月的机会。印度的现实比中国更为夸张，去印度的第一个月里，新德里发生四次炸弹爆炸，西川和他的艺术家同行出门吃饭，到饭馆首先要摸下凳子底下有没有炸弹。人们在大街上冲墙撒尿，满街行走的牛、狗、大象，甚至狗熊，遍地盛行的腐败，种种奇观式的体验完全打开了西川的视野，甚至让他产生了类似解放的感受。回国的第一个月里，他甚至有点习惯冲着墙根撒尿。
在印度，西川开始写作长诗《鹰的话语》。回视国内的现实处境，西川开始在写作中发展出一种叫“矛盾修辞”的东西。他发现自己处在充满矛盾修辞的现实之中，比如“红色旅游”：旅游就是挣钱的、享受的；红色就是闹革命，这不就是矛盾修辞吗？与此类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红色资本家”这样的词比比皆是。
有一次，西川和一批人去了四川美院旁边的一个小镇。在这里，一边是星巴克咖啡馆，一边是阿修罗咖啡馆，充满了魔幻色彩。当别人让他概括一下这个小镇时，他的回答是：这是一个有拉丁美洲色彩的、社会主义的印度小镇。这些极具现实感的矛盾修辞，从荒谬出发，从错误出发，从灾难出发，逐渐成为西川的语言方式和思想起点。西川甚至将其不无自得地推广为人类的秘密：机器思维可以复杂，但无法学会自相矛盾。
不过，西川的写作也因此渐渐走入“一个人”的孤单甚至隔膜之中。对于他自我戏称“毫无底线”的写作，国内批评界有时难以给予积极的回应。一些批评者则担心，无论伪哲学还是矛盾修辞的写作方式，作为一种风格美学不免受到磨损，而无论是对历史的矛盾还是人性的黑暗的揭示，仍失之简单，在面临方向选择的中国社会，不仅需要解构，也需要建设。
只是，西川对此并不担心：“我的现实感就是矛盾修辞，我的语言就是从这儿来的。为什么其他人不理解，是因为他自己没有这种矛盾修辞。为什么这么写别人看不懂，根本就不需要懂。”说到这里，西川从包中取出一本尼采的《悲剧的世界》，在陪研究生重读尼采的过程中，让他觉得尼采的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谁不相信自己，必永远说谎。
“永恒这个东西，是老天爷说了算”
1999年4月，在北京平谷的盘峰宾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40多位诗人、评论家一起，就一系列诗学问题展开讨论。在这场后来被称为“盘峰诗会”的研讨会上，于坚、伊沙等人与唐晓渡、王家新、臧棣等人在“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两个词语下展开激烈交锋，使新世纪之交已趋边缘的新诗写作再次受到瞩目。尽管其中混杂着诗歌江湖话语权的争权夺利等因素，但回头来看，这也许是诗歌圈最后一次严肃意义上的广泛而剧烈的争论。事后论辩双方各自整理文章，将论争一直延续到2001年。
这场论争最初的缘由与前面提及的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等人对于“知识分子写作”概念的提出与总结不无关系。西川回忆道，在80年代的文学启蒙年代，知识分子是一个代替“贵族”出现在文学批评中的词，用来指那些读点书还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当时北京就有本叫《知识分子》的杂志。随着社会世俗化进程的加速，包括西川、于坚、韩东在内的使用口语写日常生活的“第三代诗人”，本质上是为了和北岛、杨炼等朦胧诗人的写作拉开距离，使诗歌更多回到个人，回到诗歌本身。当时有个说法：“杨炼吹军号，韩东睡大觉。”用以形容两代诗人在诗风上的不同。
只是，在“第三代诗人”内部同样存在着分野。这些被西川早年以口语区分为市井口语和书面口语的两拨人，作为另一方的于坚等人更为主张日常生活细节、偏软的南方诗风，与北京诗歌圈中早年高蹈的诗风，隐隐对峙。1992年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气氛重新变得相对轻松，用西川的话说：“韩东、于坚那些人一下活跃起来，走出了过去那段阴影。”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西川（左一）与唐晓渡、欧阳江河、王家新、翟永明、王瑞芸、臧棣在北京（西川供图）
“盘峰诗会”的直接导火索，则是评论家程光炜所编的一本《岁月的遗照：当代诗歌精品》。由于对书中收录诗歌比重的不满，于坚、伊沙等人编了《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与之相对。与此同时，一些以“民间写作”为立场的文章也写了出来。因为本身存在的诗歌观念冲突，加上话语权的争夺，双方在“盘峰诗会”上最终演变为剧烈的争论。当时开了半天会议就因事离开的西川，回想起来觉得好玩又好笑。于坚向我回忆起当时的一个细节，与会诗人全部自费参会，他们当然有发表意见的权利，那种肝胆相照、拔剑而起的讨论氛围，与之后这些年温吞水一样的讨论会相比，无疑更为本真。
但能够继续坚持写作无疑更难，也更重要。用西川自己的话说：“最可怕的不是才华用完了，是厌倦了。沸点在不断提高，过去80度就开了，一个人年过半百后，120度才会开，别说写作，生活也是这样。你会不断地问自己，你还怎么获得创造力？”
“和大多数诗人不一样，我跨着不同的行当，诗歌占了我三分之一的精力，我还在美术、学术界做了很多事情。”由于从小习画，长期在美院任教，西川更多时候和一批艺术家混在一起。当代艺术中的问题意识与灵感无疑也在刺激着他。此外，西川还拥有不少国外的诗人同行，通过与他们的交流，交换最新的写作想法。
更重要的是，新鲜的历史材料，也成为西川写作的重要灵感来源，“从处理现实，进入到处理历史”。在写作于2006～2015年间的《词语层》中，西川通过一组词语，描述这些年来中国的变迁，“一方面处理历史，一方面是希望看清历史当中的我”。由于既不同于之前的分行诗歌，也不同于散文写作，他索性将其命名为“诗文”。
对西川来说，写诗是可以持续有所发现的一辈子的工作。只是，与过去相比，他的心态早已发生转变：“过去还有一种为永恒而工作的念头，现在处理好你的生活就可以了。永恒这个东西，是老天爷说了算，不是你能说了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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