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
赵元任(1892年11月3日-1982年2月25日),字宜仲,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今属武进县)人,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作曲家,亦是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1892年生于天津,先后任教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中国清华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先后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46年)、加州大学(1962年)、俄亥俄州立大学(1970年)颁发荣誉博士学位,并拥有美国国籍。1982年2月25日病逝,享年89岁。
15岁时,他考入江南高等学堂后,一次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同桌就餐,就能用8种方言与大家交谈。
18岁,他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留美考试,名列第二,远超同批的胡适(第55),竺可桢。
到了美国后,他进入了康奈尔大学。主修了数学,选修了物理学、哲学、逻辑学、音乐。
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他在该校的数学成绩,获得过两个100分,一个98分,多年保持了该大学平均成绩的最高纪录。
22岁获得数学学士学位。
到了大学四年级,教授告知他同时具备申请数学,或哲学研究生奖学金的水平,结果从数学系毕业的他,又改行成为了康奈尔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
23岁,他又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选修语言学和音乐。
26岁时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他用圆规画出哲学思想的半径,用数学公式算出吉他的音准,用各国语言学习相对论。
他真是无所不能,以至于他完成学业后,康奈尔大学给他这位哲学博士,提供的教职竟是“物理学讲师”。
胡适那时就已是一位不简单的人物,但对他极为欣赏,撰文道:“此君与余同为赔款学生只第二次遣送来美者,毕业于康南尔耳,今居哈佛,止治哲学,物理,算学,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所成就。其人深思好学,心细密而行笃实,和蔼可亲,以学以行,两无其儔,他日所成,未可限量也。”
28岁那年,他决意回国,目的之一是要回老家退婚。尽管北大一再邀请他前去任教,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母校清华。清华原拟安排他教数学,可到校后又让他加授英文,随后又让他改教中国史和哲学,最后决定教授心理学和物理。而此时,他常到胡适家长谈的却是音韵学和国语罗马化问题,就跟他们在康奈尔读书时一样。
之后的20多年里,他曾在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
54岁,他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同年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LSA)会长。
57岁,他当选为中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AAS)院士。
69岁时,当选为美国东方学会(AOS)会长。
89岁时,应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回国,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的热情接见,并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录制国际音标时,他发了四百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年轻时一样。在座者无限惊讶,钦佩之至。
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他教过物理学、数学、哲学、中国音乐史、中国语言、汉语语法、理论语言学、逻辑学等课程。
他不仅会说几十种方言,且通晓英、德、法、日、古希腊、拉丁、俄等多国外语。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世界各地,当地人都会认他做“老乡”。一次,他在索邦大学讲演,用的是纯粹标准国定的法国语音。讲毕,听众对他说:“你法语说得真好,比法国人说得都好。”二战后,他到巴黎车站,对人讲巴黎土语,对方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遂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巴黎穷了。”之后,他又到柏林,用带着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他最“好玩儿”的演讲之一,就是把英文完全倒着发音朗读并录下音来,等到把这段录音再倒过来放时,听众听到的是纯正的英语发音。
他还雅好音乐,精通多种乐器,毕生与钢琴为伴。他是中国最早的钢琴作品的创作者,一生创作过百余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从1920年开始陆续以“五四”以来的新诗进行新型的艺术歌曲写作,并于1928年编辑出版了个人第一本歌曲集《新诗歌集》。此书在当时中国文化界颇有影响,著名音乐家萧友梅盛赞这本歌集“替我国音乐界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并说:“这本歌集出世之后,教我们不能不称呼他‘中国的舒伯特’。”他最著名的歌曲作品就是独唱《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创作于1926年的作品,是中国最早的艺术歌曲之一。
他不仅夫妻恩爱,而且阖家美满,共养育了四个女儿。他与女儿们,凡有机会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四女长大后,都获得名校学位,事业上皆有成就:两位数学家、一位化学家,大女儿如兰同时还是音乐家。大女儿如兰、二女儿新那均为哈佛毕业,大女婿、二女婿皆为清华大学学士、麻省理工博士。如兰是哈佛大学首位华裔女教授,执教于东亚文明系和音乐系,还是台湾“中研院”院士中的首位音乐专家,与夫君成为夫妻院士;新那是有名的化学家,夫君黄培云日后成为中南矿冶学院副院长、院士。
几乎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种文化融合得如此娴熟。他是如此博学,以至于给他冠以数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哲学家、逻辑学家、音乐家等头衔,都不足以涵盖他的成就。除了“学者”,人们再也想不到其他更适合的词来配他了,人们只能说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
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之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