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聊得是“日耳曼种族主义优越论”,以及这种思想给100多年前德国国家、社会和民众的深刻影响。这种思想的直接后果,就是针对犹太人以及世界其他民族的歧视,其中也包括中国人等亚洲民族。甚至威廉二世(上图)还专门发明了黄祸论的名词。不过德国毕竟和中国相隔万里,德国人再不拿中国人当人看,他们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却是极为有限。
相反,犹太人可就在德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生活。对于“日耳曼种族主义优越论”盛行的德国来说,犹太人已经成为身边最重要的敌人。在欧洲盛行反犹主义的背景下,德国种族优越论的浮现,使得德国反犹主义迅速走向激进。从19世纪德国统一开始,德国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了将犹太人“彻底灭绝”的理论准备。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积累,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和经济生活的差异,犹太人的罪恶形象和印象已经深深烙在了德意志人民的意识里。启蒙运动并没有使他们走出长久形成的思维习惯,反而拿破仑解放犹太人的行为却激起了德国人民更深的憎恨,他们把犹太人和法国人放在一起,反犹便成为了反对法国支持德国,当学者们寻找造成德意志民族落后的原因时,犹太人就作了替罪羔羊,他们已经成为了阻碍德国民族实现统一和复兴的绊脚石。
著名的音乐家理査德·瓦格纳(上图),认为应该让犹太人为现代化引起的不好而负责,他谴责犹太人在金融方面的控制,并说犹太人是实利主义者,造成了现代社会的所有罪恶,认为犹太人有着现代文明的坏良心和低下的道德。瓦格纳在其文章《音乐中的犹太教》中称,犹太人生而愚蠢、无能,不可能精通欧洲文明的任何方面。
德国统一后尽管工业化快速发展。引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转变,犹太人也进入到德国现实社会中。但很多德国知识分子认为,这个并没有任何德国特征的犹太民族,闯入了现代化的一些行业中,并从中获利,欺压和剥削德国人民。此时的犹太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犹太问题,成了一个德国问题,挑战着德国人和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对于德国人来说,现实中的犹太人不仅仅是行业中的对手和竞争者,而是成了迫害整个德国民族的压迫者,犹太人的存在就是活生生的指责,看到犹太人就会联想到德国的落后和邪恶。
凡是学过哲学的都知道有一本著名的书叫《反杜林论》,这里面说的杜林就是欧根·杜林(上图),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在1881年发表了《作为种族、习俗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一书,为这场现代反犹运动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他坚持认为犹太民族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民族,具有完全不一样的信仰,因此无法融入德国的文化。他呼吁灭绝全世界的犹太人,并提出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历史法则来为自己的种族灭绝理论正名。在他看来,犹太人是“寄生虫”、“杆菌”,是必须要“灭绝”和“根除”的物种。
历史学家海因里希·特莱奇克在犹太人问题上的观点同他的极端民族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曾在保守的杂志上发表了《犹太人是我们国家的灾祸》一文,抨击犹太人。特莱奇克为了彰显自己反犹的“先进性”,甚至将德国安上了“反犹”的桂冠并骄傲地宣称:“现代反犹主义的诞生地是德国,那里有思想完善和标语成熟的系统,德国文学中有最为丰富的反犹太人的著作。”
泛德意志协会主席海因里希·克拉斯更是要求以极端的方式对待犹太人。他在书中恶毒地咒骂:“毫无创建、文化上毫无价值可言的狂放不羁、自私自利的犹太人,他们处于种族阶梯的最底层,其下流本性几乎不耻于人类。犹太人事实上是所有民族的敌人,首先是德意志民族的敌人。拯救德国的办法就在于坚持不懈地进行反犹斗争。”
因此在二战中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并不完全是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功劳,而是起始于于德国马丁路德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历经400余年发展,在众多德国宗教领袖、知识分子、艺术家的理论培育中,诞生的人类现代社会最大的一朵邪恶之花。当希特勒一声令下要屠杀犹太人时,大部分德国人都对此暴行表现出了冷漠,“因为这些命令属于他们所期待的命令”。相比之下,日军在南京屠杀30万中国人,展示的只是猪狗一般动物的疯狂和兽性,而德国人屠杀600万犹太人,则是把人的疯狂和兽性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