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1933.9.9-2016.2.11）

2018年2月11日是美国汉学家、原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逝世两周年的日子。孔飞力所著《叫魂》（Soulstealers）《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的译者、康奈尔大学“胡适荣誉讲座教授”陈兼特此撰文，追忆孔

飞力先生。全文分三部分刊出。

几乎只是转眼之间，孔飞力（Philip A. Kuhn）先生辞世已经快两年了。

仍然清晰地记得2016年2月中旬的那一天，一个冷得出奇的冬日。即便在康奈尔大学所在的绮色佳这个冬天从来就冷的地方，据报上说，也创下了冷的记录。

那天清晨醒来，打开手机上的电子邮件链接，先看到一行字，是《澎湃新闻》黄晓峰送来的：孔飞力先生逝世了！顷刻之间，有一种时光停滞的感觉。知道这位前辈学者得帕金森症已有七八年，他住进老年公寓，也有四五年了。最后一次和他通话，还是2014年的事。当时，居然完全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只能拼命扯着嗓子告诉他，《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香港繁体字本出版了，也不知道他是否听清了。说话间，他分明哭了起来。挂了电话后，已感到，他驾鹤西去的时日大概不会太远了。但当这一刻真的到来时，却发现心中仍涌起一片无限的伤感。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香港繁体字本

打开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的网站，尽管孔飞力去世已几天了，还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消息。我不用微信，在中国国内使用的手机也关机。那几天里，还是不断收到了各方一个接一个的电子邮件，来信人有的认识，但大多不认识，都是提出约稿或采访要求的。孔飞力逝世在中国引起的反响，远比在美国为大。

冲下楼去，找出了翻译《叫魂》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时孔飞力先生提供的清宫档案复印件和手抄件，其中还留有不少他阅读时留下的批注。一页页翻来，何止是感慨万千！

我不是孔飞力的学生，同他没有“师生之谊”。 只是，我读过他的书，用过他的书当教材，当过一回他的论文的编辑，最后，又分别同刘昶和陈之宏合作，把他的两本书从英文翻译成中文。

思绪的阀门一旦打开，二十多年来与他交往的许多情节，不断地浮现在眼前。

初次听到孔飞力的大名，已是三十年前的事。那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书几年后，抓住一个稍纵即逝的“窗口时间”，到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读博。当时，对美国学界中国史研究的情况，真的是知道得不多。

一次，同现已作古的吴天威先生闲聊，他对我讲起美国中国史学界的种种人事掌故，谈到了在哈佛当讲座教授的孔飞力。吴先生说，这是美国中国史学界的一位大人物，1970年代初出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专著。后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退休了， 他的这本书成了“敲门砖”，接任费正清在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讲座教授的位子。费正清多产，孔飞力却不是。他重回哈佛十年，距第一本书出版也将近二十年了，却迟迟拿不出第二本书来。吴先生说，有很多人觉得，哈佛让孔飞力接费正清的班也许是犯了一个大错。

吴先生的说法中，其实也包含着他对于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和无奈。这是他们那一辈人文学科旅美华人学者中很普遍的现象。记得有一次同唐德刚先生吃饭说话，几巡过后，他也有过相似的真情透露：在美国大学教中国史占了好位子的，有几个是有真本事的？（但他没有讲到孔飞力，也绝无影射之意。）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熟悉的黄仁宇先生。他在中国名气和影响那么大，但在美国学界，不但从未为“主流”所眷顾，甚至在1970年代初石油危机阴影下美国公立大学纷纷裁员的背景下，连个三流大学的教职都没有保住。美国学界的“开放”外表下，其实也有着诸多封闭之处。这些，是题外话了。

吴先生的谈话，引发了我对孔飞力和他的著述的兴趣。之后，从图书馆借出他的《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1796-1864年的军事化和社会结构》，还有他的一些论文，粗粗读了一遍。只不过，当时心不在焉。我虽然一直对清史有兴趣，在国内读研任教时还发表过与清史相关的论文，但“本行”是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史和中外关系史。当时忙于修课，读书的重点和心思又放在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上。孔飞力的著述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对于孔著何以受到重视，也不得要领。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

以后，读了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才慢慢体会到孔著何以会引起学界重视。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哈佛拿到博士学位时，美国和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思路仍为“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范式所主导，多从中西之间的交流和冲击中去寻找把握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渐次转变的动因。孔飞力当时未及不惑，但在博士论文以及以此为基础完成的《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反对力量》一书中，将关注重点放到了中国社会的内部变化。他从清后期民兵组织演变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入手, 将政治军事史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国家权力对下层的渗透和控制，也对晚清绅权扩大而引起的国家-社会关系蜕变等等，做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探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中国帝制晚期的危机所涉及，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社会以及政治组织的新形式也必定会从这一没落中的文明内部被催生出来”。他的意思是：在寻找和界定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最初动因时，着眼点要从外部转向内部，注意力要从大处转向小处，研究重心要从上层转向下层（但同时，又绝不忽视外部、大处和上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看法无疑具有“超前”性质。这样的一本书怎么会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的中译本

孔飞力还讲述过一段他同费正清关系的往事。现在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以为孔飞力在哈佛读博时的导师就只是费正清。其实他的主要导师是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费正清也是他的老师，但相形之下，他受到史华慈的影响似乎要大得多。他的博士论文，也主要由史华慈指导完成。起初，费氏觉得，孔飞力的论文视角太过“超前”，一时竟未予首肯。那时，费氏指导下完成的清史论文，学生们所用资料多为当时学界常用的《清史稿》《筹办夷务始末》等文献，而孔飞力要做的题目，这些文献却没有太多用处，还需另辟蹊径。费氏担心，孔会遭遇资料上的瓶颈，能做出一篇扎实并站得住脚的博士论文吗？然而，孔飞力并不买账，坚持己见，并获得史华慈的支持。而费正清也不是“小鸡肚肠”之人，显示出了大学问家的开阔视野及胸襟，最后，让步的竟是他这位学界泰斗。

费正清

孔飞力的论文做得成功，费正清极为高兴。这之后，孔、费两人的关系虽然不如孔、史之间来得密切，但仍然合作无间，费正清对于孔飞力的研究也表现出越来越接纳及欣赏的态度，并成为孔飞力坚定的支持者。不然的话，孔飞力恐怕难以回到哈佛任教——当时费正清虽已荣退，但对于孔飞力回母校任教至少还是可以行使某种“否决权”的。

这里，还想就史华慈多讲几句。尽管他在中国学界的名气不如费正清大（现在看来，在学界以外甚至也不如他的高足孔飞力大），但在整整两代人的时间里，他在美国及西方中国研究学界一直是公认的思想大家，有着宏大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极为深刻的人文关怀。孔飞力回哈佛任教，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史华慈的大力推荐。（前些年，已故朱政惠兄从哈佛档案里找出了孔飞力回哈佛任教时史华慈写的推荐信，读来令人动容。）史华慈的学术生涯，从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研究开始，第一部专著是《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并无特别的同情之心，但从自己的知识关怀出发，希望对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做出符合理性及体现知性的分析。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革命作为活生生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人类经验案例，而此类案例最终的知识意义在于，“人类在文化和历史突变上的一切经验，都在人生条件的悲惨渺小和辉煌宏大上体现出了自己的相关意义”。在这些方面，孔飞力与史华慈极为相似。

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的中译本

史华慈循着上述路径，后来又写了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起到连接中西及承上启下作用的严复。而在他学术生涯的后期，更深入追溯到中华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亦即“三代”），写成了《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这一巨著。他通过对先秦诸“先圣”（ethical vanguard）“先哲”（learned vanguard ）“先学”（the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和“先贤”（the vanguard of society）的论述，试图从根子上探究构成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底蕴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意识；同时，也是对人生乃至人心的探索。史氏的这种方法对孔飞力影响甚大，为孔后来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范本” 。可惜的是，《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一书的中译本远远未达佳境，非但未能体现史氏思想的神韵，甚至还因翻译不当，导致了一些对他和他的思想的误读和误解。例如，上述learned vanguard, ethical vanguard,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 the vanguard of society等，分别被译为不伦不类的“学术先锋队”“伦理先锋队”“知识先锋队”“社会先锋队”等等。此外，还有“统治阶级先锋队”（an ideal ruling vanguard）“先锋队精英”（the vanguard elite）之类译句。已故朱维铮先生读后，经考证“先锋队”一词后断定，史华慈的思想路数受到了列宁主义“先锋队”观念的影响和渗透，不由得令人扼腕！

史华慈：《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

实际上，史华慈写下上面这些话时，透露出的恐怕是他自己对知识精英在历史前行中可以起到某种“先驱”作用的看法，而这其实也是孔飞力对自己的“定位”。从最初同孔飞力的交往始，我就有一种感觉，他身上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清高”。他谈话时，常会说出一些极富哲理的话来

（读者可以参阅周武：《孔飞力谈中华帝国晚期的国家与社会》，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2月28日）

。后来，翻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时，读到他一再讲到，“文人中流”（即政治及文化精英）在中国“根本性议程”构建中起了重大作用。心中不由得一惊。这难道不正是孔飞力对于像他自己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负使命的理解？孔飞力在这一点上继承的，正是乃师史华慈的衣钵。他们对于知识精英在人类生活中的“先驱”作用，有着一种强烈的憧憬，也有着一种为改变世界而聊尽绵薄的抱负。这是他们关于历史动力的一种基本理解，也是他们对于自己身份以及所应当起到的历史作用的一种想象。他们不相信彻底的“无为而治”，对于社会及人类发展的“自然化”倾向（用我们今天用得多一点的话来说，大概就是某种“民粹主义倾向”），也有着一种深深的担忧。但是，这种关于自我身份的认识，又同权力和名利全然不相干，也不意味着他们对自身局限性和可堕失性（fallibility）的无视。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史氏对于孔飞力如此欣赏，而孔飞力又从来便对史氏持弟子礼的道理之所在。

但孔飞力和史华慈不是“关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们深藏于心的“救世”理念，也是他们“入世”行动的动力 。史华慈在世纪之交时，就写过一篇关于“千禧年”的文章，当中，就处处透露出了这样的理念。他们怀有深刻人文关怀的同时，仍保留着强烈的现实关切和参与意识，尽管他们都不曾获取学界以外的一官半职。他们的信念，是要以“知识精英”的身份，在导引或抵制社会本身的种种“自然化”趋向的同时，以知识上的洞见为人类社会前行增添些许光亮。史华慈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愿“参政”（他除了当过几个学术委员会主席，连系主任或中心主任之类的职务都从未出任过），孔飞力也从来没有在学校以外当官从政的经历。就是在校内，他当过的“官”，最大的，也就是系主任或中心主任一类。但是，他们思想上同现实政治都走得很近，甚至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曾“参政”，但 “议政”对他们来说是经常在做的事情。

史华慈

我同孔飞力交谈就感到，他对当今美国政治生活中，自由主义和自由派居然被污名化，而许多自命的“自由派”的思维方式又严重意识形态化的现状，真是达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他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有过一段与此相关的讨论，特别讲到：“尽管‘公共利益’在当代美国也许被视为是一种怪诞的概念，但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早期历史上，这却是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主题。虽然说，人们对于如何在政府实践中实现‘公共利益’或‘公共福祉’有着明显的不同意见，但‘公共利益’的存在本身却从未受到过真正的质疑。”看到今日美国的“自由派”每每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或者失语失声，或者只会搬出一套套“教条”来应对，怎能不令孔飞力心寒？尤其是，如果孔飞力先生今日还在，看到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惊人一幕，更不知道会震惊与失望到何种地步！这不是“保守主义”的胜利，首先，还是“自由主义”的失败，也透露出了美国民主——从更大处看，则是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困局和严重挑战。

写到这里，又生出诸多联想，不由得一声感叹：在今日美国大学校园，乃至在世界上的其他很多地方，在全球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渗透冲击下，当大学越来越被当作“企业”来经营和管理时，当“经济效益”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时，当与思想极端贫乏相伴的“政治正确性”说教（其实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挂帅”）成为飞舞空中的“大棒”并达到压制学术自由的地步时，知识的“生产”也只能变得越来越“程式化”乃至政治化。即便在我多年任教的康奈尔大学这样一所常青藤名校，这些年来在这上面也不能免俗，不受影响。有时不由得感叹：像史华慈、孔飞力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难道真是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