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冰心与吴文藻两位先生的小女儿吴青在杭州，80岁高龄的她，作客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讲述母亲冰心与爱的教育。

12月29日，在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郁文楼，吴青说，谈起母亲冰心家庭教育的核心，就是一个“人“字。

她在讲台上笔挺地站成一个“人”字。

“从小妈妈是把我当成一个人来对待我的。我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妈妈太重要了，回忆起母亲的教育，吴青老人情不自禁提起许多往事。

吴青在工大的讲座现场

1938年，吴文藻赴云南大学任教，举家搬迁。在昆明，吴青因见了一只小狗，喜欢得不行。于是向妈妈提出也想养一只小狗。

冰心没有说行或不行，而是与小小的女儿“约法三章”。如果要养狗：

一，人吃饭，狗吃饭，你喂狗吃饭。 二，人喝水，狗喝水，你喂狗喝水。

三，自己给狗梳毛。

因当时昆明城郊尚有狼出没，冰心又给吴青加了一条：每天傍晚必须自己把狗叫回来，以免被狼吃掉。

“这是我第一个口头契约。”吴青老人说，“后来我就养狗了。妈妈的要求我都做到了，因为妈妈答应我的事全都做到了。”

童年吴青和父母亲在一起

后来，年纪稍长的吴青逮到一只麻雀，一直玩到天黑。

冰心发现后，问道：“小妹啊，你天黑了最想干什么？”吴青答道，回家。

“妈妈又问那你最想看到谁啊？我一把抱住妈妈。”

言至于此，声泪俱下矣。

冰心这时才说，小鸟也想回家，它也有妈妈——没有命令也没有说教。

“我一辈再也不逮鸟。”吴青说。

吴青和母亲

当天，浙江工业大学的张欣教授也在讲座现场，上世纪90年代，张教授曾与冰心先生有一些交往。在讲座上听闻吴青讲述母亲那些“爱的教育”之后，我们也读到了张欣教授以子张的署名写的《失而复得的冰心遗札》，体会老人对后辈学人的爱护。在此，与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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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

九十年代最初几年，曾与冰心先生有过一段书信联系，但这些信件和题字后来却不知存哪儿了。前几年翻箱倒柜，遍觅不见，几近无望。我以为可能是从山东移家到杭州的过程中遗失了，不想近日在办公室整理课程档案，忽见一个写着"冰心资料"的纸袋，顺手拿出来翻捡，不意竟突然重新看到了这几个寄自“中央民族学院”的信封，也找到了里面的信笺和当时请冰心老人题写的书名手迹，一时兴奋不已。

虽然自己从八十年代即开始为中文系的学生讲授现代文学，也在编选冰心作品时写过“自学提示”这类文字，可若是说到与冰心交往，则几乎还是不敢想象。因在我心目中，叶圣陶、冰心、巴金这些新文学奠基者几如泰山北斗，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后生哪有资格去高攀？这种心理，倒也不见得是自卑，大半还是出于对前辈的“敬畏”之感吧，底子里是尊重而不想去打扰、添乱。

到了八十年代末，几位同事起意编选现代文学家写泰山的散文，也把我叫去一起讨论。此后大家分头于报刊上搜寻，我自己更在散文之外，同时留意着与泰山有关的现代诗歌作品，仓廪渐渐丰润起来。有一次大家碰头，商议可否请位名家为这部散文选写个书名，我遂自告奋勇，主动承担起这个不见得容易完成的任务来。而我之所以愿意做这件事，其实是因为在编选过程中发现了冰心、冯骥才与泰山的某些关联，特别是冰心对山东的一种相当特别的“乡情”，这让我确信如果请他们二位出面支持应该是有充分理由的。就是得不到任何回应，也该鼓起勇气尝试一下。抱着推己及人的心理，我预感只要把事情做得得体、有分寸，希望还是很大的。

果然，两封信发出不久，就先后收到北京、天津的回信。冯骥才先生个子高，用的信封、写的字也都大，容当后叙，这里先说冰心老人。

第一次收到、看到冰心先生的手迹，心里的激动无从言表，感觉像一个神话在不经意间就实现了。虽然这封信并未附言，而只有一帧漂亮的书名题签，可自己还是快活得不得了。冰心先生照我拟定的书名，写了“泰山现代诗卷”六个墨笔字，底下是“冰心题”三字，另钤“冰心”阳文篆刻印章。字是纤秀中藏劲健，与朱文印刻彼此呼应，真乃绝品！一张16cm×11cm的宣纸对折，中间夹着一张日历牌，以免印泥漫漶开来，可见老一代文人的细心处。信封就是白纸红字的民院普通信封，上面是蓝色圆珠笔写的收信地址、收信人，而寄信人则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 谢寄”，邮戳时间是1991.11.15.22。如今这帧题字被我放在一个木质相框中单独存放，不在“遗失”之列。

一度找不到而疑似“遗失”的是随后几次来往信件。大概是冰心的题字焕发了我的热情，我遂根据当时掌握的材料写了一篇《冰心的泰山梦》，作为我的“泰山随笔”之一，寄给了《山东地质矿产报》，编辑友人用相当醒目的形式排印发表了。收到样报，我当即剪下一份寄给冰心先生，结果不久就又得到老人家的一封回函，话说得客气而又亲切，告诉我：“来示及剪报均拜读，您在我身上贴金了，十分感谢”，又加一句问候：“北京已冷，山东如何？望珍摄！”落款“冰心，十一，四，一九九二”。地质矿产报的朋友得知此事，来信表示希望让我请老人为他们的“山泉”副刊题写刊头，这使我有点犹豫，起了“得寸进尺”的联想，觉得不妥，可到底不愿驳朋友的面子，还是鼓足勇气写信向老人家提出了要求。

我自从事新文学教学和研究以来，一直存有与研究对象直接对话的热情和设想，那时我的关注重心在新诗，故联系较多的是“胡风派”和“九叶派”的几位诗人，以及山东籍的文学家。而对于叶圣老、冰心，虽说更愿意建立联络，可一想到他们的高龄，总觉得以不打扰为好，这是作为一个文学晚辈很自然就会有的心态吧。又想请益，又怕不恭，总之是比较矛盾的那种心境。

可前辈到底是前辈，做人做事总有特别的仁爱、大度之处，令我等于斯文扫地年代中长大的后生远远不及。就在我怀着忐忑责备自己有些过分的时候，冰心先生还是亲笔写了信封，像第一次一样将写在一张对折宣纸上的题词寄来了。而且，这回她没有完全按拟定的格式写，在“山泉”之外又加了“清冽”二字，成了相当完整、又意蕴丰润的一句话：“清冽山泉 为山东地矿报副刊题 冰心 十二、十四、一九九二”。

那么，在这样的喜出望外之际，自己该做点什么回报老人家呢？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写文章最好。恰好这时候学报要编一期中学语文教学的专刊，向我约写给中学生看的普及性短文，我就重读《寄小读者》，写了篇三千字的导读，又结合冰心近作《我梦中的小翠鸟》和《“孝”字怎么写？》，写了篇《冰心先生的两篇近作》拿去发表。到了寒假，我决定到北京看望几位文学前辈，也争取到民族学院拜访谢先生。

关于这次拜访的经过，我已经另文写过，此处从略。只说自京返鲁之后，写了这篇访问记后，就以《“山东是我灵魂上的故乡”——访冰心老人》为题刊载于《大众日报》副刊上了，编辑还配上了我拍的冰心近照一帧，标题套了红，十分好看。不用说，我也剪下来给老人寄了去，希望能让老人家开心。

到了一九九四年寒假，春节临近，却又接到北京诗刊社的通知，告知我的一首诗新获“人民保险杯”全国诗歌大奖赛三等奖，要我赴京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典礼。我就打算趁此机会，再一次到京看望先生。这回给老人带了一小桶泰山枣花蜜，老人见了，连说谢谢，还解释说：“我喜欢蜂蜜，每天都用蜂蜜配牛奶喝，枣花蜜比较甜……”她问我这次来京有何事，我说写的诗获了奖，她又问：“什么诗？”我说：“是写李广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题目叫《莲死于池》，获了三等奖。”又提出打算出本诗集，请她题个书名，老人家听了，高兴地说：“好！你回去把诗集寄给我看看，我给你写。”

其实那段时间我还仿写了两首汉语十四行，一写冰心，一写巴金，写冰心的题作《意志的风景》，写巴金的是《手杖》，后来一齐刊发于《光明日报》副刊“原上草”。从北京回来后，我就把这两首诗连同写李广田的《莲死于池》寄给了老人家。三月初，我就接到了另一封寄自民族学院谢宅的来信，不过，这次的信封换成了航空普通信封，信封上的字也不是冰心亲笔，信封里一张对折普通白纸字条，字条的一端仍然是老人家亲笔写的七个毛笔字：“子张诗集 冰心题”，钤印的还是那枚阳文篆刻章……

可是，就在收到这帧题字不久，便得知冰心老人因病住进了北京医院，且自此就长期住院治疗，直到近五年后以九十九岁高龄辞世。一九九八年十月四日，我打电话到民院冰心家中，祝福老人的九九华诞，顺便询问老人家健康状况，接电话的吴青教授告诉我：“母亲身体还好，头脑也很清楚，只是吃饭比较困难，只能用鼻饲。”听了这话，我心里一阵难过。

关于冰心，还有不少话要说要写，然此文作为一则随笔，大概已把冰心遗札这件事交代得差不多了，就此收束吧。浅薄的议论也不想抒发，只赞成一位已故诗人的警句，道是：

虔诚的阅读才是深沉的纪念……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杭州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