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蚯蚓爱上了明亮的星星，而当星星在高处闪耀时，蚯蚓却在底层悄然泯灭。”

雨果在《吕意·布拉斯》中对西班牙王室的隐喻，如同中国晚清的暗流之中，涌动的某种巨大能量。

西学东渐，革故鼎新。晚清四川总督鹿传霖，断然做了一只沃土中的蚯蚓，于疏密处织就教育的繁茂。

闪耀的四川中西学堂，就此应运而生，这是中国西部第一所近现代高等学堂，即四川大学前身。

鹿传霖像

上书光绪

兴设学堂力图富强

大雨过后，通常有两种人。

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

晚清四川总督鹿传霖，站在“成都教案”的泥泞里，依然看到的是新学“蔚蓝”。

2017年9月28日，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前。

荷叶深绿，秋意渐浓，但依然有“闲听荷雨、一洗衣尘”之感。

午后的阳光微微热烈，校史展览馆前一块青色大石镌刻着“感悟历史 感动川大”8字。

这是鹿传霖曾孙鹿耀世题写，以感谢四川大学对先祖的追崇。

11月10日，电话联系上在北京的鹿耀世，这个75岁老人，谈起先祖，语音厚重，声音宏亮。

关于先祖对四川的贡献，他认为，鸿爪雪泥取其二。除了著作《筹瞻疏稿》，他首推的还是四川中西学堂。

一个能让秀才变学霸的人，确实该景仰。

巴蜀文化专家郑光路在其新著《成都“变脸”--中国城市近代化缩影》一书中，详细叙述了四川中西学堂创办始末。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1895年4月)，鹿传霖出任四川总督。

甲午战败的痛楚，让他反思如何缩小与列强的差距，“中国落后外国的是科技知识、先进人才。”

童生与皓首同堂，迂腐与落寞相伴，他深感旧式书院没有明确学制，延误人才。

鹿传霖给朝廷的奏折中明确提出，“中外通商交涉日多，非得通达时务之才，不足以言富强之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光绪朝奏折》记载，1895年12月12日，四川总督鹿传霖在经过充分的酝酿后，向光绪皇帝奏报了四川中西学堂的筹建和试办情况，请求予以立案。“讲求西学，兴设学堂，实为今日力图富强之基。川省僻在西南，囿于闻见，尤宜创兴学习，以开风气”。

鹿传霖创办中西学堂上书光绪皇帝的奏折。郑光路供图

知县何维棣

为中西学堂首任委员

考虑到四川地区学习“西文西艺”在师资、教材和经费等方面的困难，在亲自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物色张罗后，鹿传霖奏报：“咨请总理衙门先派熟谙英法语言文字者各一员咨送来川充当教习，并向南北洋咨取应用书籍，派委员赴上海添购各种洋书以备肄习，购觅地基建修学堂房舍，饬成绵道于土厘项下先筹拨银五万两作创办经费。”

最后，他请求光绪皇帝，“仰悬天恩敕下总理衙门立案，议定章程，饬行遵照。”

光绪对鹿传霖奏折的御批是：“该衙门议奏”。

鹿传霖办事一向谨慎，在办学方面讲求循序渐进，他强调“学堂虽讲求西法，仍以经史之学为本。”这一办学理念恰好体现了“中体西用”的原则。另外，他还为二到五年之后，办学育才有所成就之时，做了宏观规划。

他恳请清廷为四川中西学堂的立案，得到了光绪的肯定。1895年12月底，清廷还肯定了御史陈其璋的奏折，陈的奏折与鹿传霖的办学意向相同。清廷的决心很大，命各地总督、巡抚与当地士绅一同在其省会兴办大学堂，限期六个月内完成。

1896年6月18日，四川中西学堂在成都铁板桥正式开学，校址紧邻以奉祀三国人物刘、关、张而知名的三圣祠。试用知县何维棣被鹿传霖委任为第一任管理中西学堂委员。

四川中西学堂旧影。郑光路供图

选材求精

三十学生质性聪明

当时有学生三十人，中江诸生林有庆精于算学，聘为华文教习;北京选派的英文教习长德、法文记名副教习恩禧，已在开学前携洋书入川。

四川大学校史办公室副主任王金玉，最推崇的是鹿传霖审订的《四川中西学堂章程》。

《四川中西学堂章程》二十条，校规如军规，鹿传霖就办学宗旨、培养目标、班级划分、课程设置、校务管理等作了具体规定。

选材求精，堂中学生，宜选口齿灵便、质性聪明、会读书、自十二岁至十五岁子弟，至大莫过二十岁。“先定额三十名，十五名学英文，十五名学法文。其饭食茶水、书籍笔墨纸张、剃头洗衣，均由堂中供给。正额外酌量挑选备用若干名，以备遇缺，一次替补。”

对作息时间严格规定：三、四、五、六、七、八月，早上六点吃粥，饭毕，学习洋文。十点早饭，饭毕学习算学、舆地、国史策。十二点放午学，略休息1小时。下午一点开始习字及经史策论，至六点放学。冬天略有时间调整。

在优越的环境下，学生的压力来自于每年三、六、九月的小考，腊月的期终考试，还有三年的大考。学习进步大、优生给予奖励，连连排名最后的，分别记过开除，想进学堂的在外排队的有几百人。

前苏联杰出的教育家马卡连柯说：“教育工作中的百分之一的废品，就会使国家遭受严重的损失。 ”

鹿传霖深谙其理，“学堂上下人等，均不准吸食洋烟、洋酒、赌钱、宿娼等事。”学生不堪造就、不受约束随时可撤换。

鹿传霖曾孙鹿耀世为四川大学题写的“感悟历史 感动川大”。

“不讲人情”

半途而废者追缴费用

不仅如此，鹿传霖对待学生的严苛，几乎达到“不讲人情”的程度。

1898年，四川东部一带达州、渠县、平昌遭遇大水。算学官肄业生李善祥，接到家中水淹传来的消息已值次日深夜，因牵挂家中父母姐妹，遂告知同乡廖先凯、苏肇眉。三人商议决定，连夜赶回家乡察看灾情。给看门守夜人打了招呼后，三人带上简单的行李，匆匆东去。

十天后，家事料理完毕，三人回学堂一看，傻眼了：已被除名。

七月三十日，三人心有不甘，上书总督鹿传霖：因灾告假，请求原谅。

八月初三，鹿传霖回书，短短一百二十余字，回复三位学生并未向委员教习请假，算学馆查无假条，显然是私自外出，应当除名。同时准许三人在外堂学习，等候下次季度考试再核查办理。

所谓播种性格，收获命运。奢者狼藉俭者安，鹿传霖一生为官清廉，生活节俭。他的后人曾经保留过鹿传霖当年用过的手绢，上边有很深的折皱，连洗脸的面巾，都是如夫人缝制的。坚持每饭一菜一汤，每次退朝后，唯手执一卷，危坐竟日。

这样的节俭、勤勉，贯穿于其办学理念之中。因不惜巨款修建学堂，鹿传霖明确学生不得半途而废，专门出台了《川督鹿严禁中西学堂学生任意告退示》，一年内告退者，追缴费用五十两，两年者一百五十两，三年二百五十两，四年三百两。有父兄，惟父兄是问，无父兄者，找保人追讨。

教习苏映魁

兢兢业业加薪十两

四川中西学堂采纳了康有为1895年在“公车上书”中的主张，改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为七科之学，分科立学和分科治学。

开设英法文科和算学科三科，开出了十类二十六门具有现代自然科学性质的课程，采用了学年学分制，并且按照学生所获学分的多少颁发不同的毕业执照即毕业文凭。其中，凡修满应修学分的六分之五及其以上者，将由鹿传霖本人签发毕业执照。

鹿传霖的独具慧眼，在闭塞的中国西部四川成都，居然办起了得新式教育风气之先，与东部沿海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并驾齐驱的四川中西学堂。

他提出“中西学堂之设，原期培植人材，讲求实学，博通时务，不可少涉虚浮”，要求“一切有用之书，使之兼营并习，互相发明，期成有用之材。”

在学制和课程方面，学制上仿照西方的教学制度，学生的编班定级根据科类、分学识程度，学制二年。课程上标榜“分科治学”，英文科、法文科期初以各自的语言文学课程为主，算学科建立后，鹿传霖指示，学生必须学一二门外语，这样就把多门课程合在一起上了。

学生除了学习公共外语、国学课程外，还需学习十类二十六门课程。学堂中，除身着长袍马褂的清庭鸿儒长声悠悠讲授《四书五经》外，也有了西装革履的海归教习讲授现代学科：化学、物理、英文、法文。

师资上由清廷的总理衙门选派，大都从留学英国、法国、日本等归来的人员中挑选，作为学堂的教习。鹿传霖还从沿海、本省选拔高素质人才充当教习，并给予优厚的待遇。

做得好的教习，特别申请涨工资。算学馆内堂教习苏映魁，七年来教算法和测绘，穷微尽数，探奥勾源。“一介寒儒，远道来川，家口繁重，但其只重教学，口不言钱。”鹿传霖下令，苏映魁每月薪金加十两，达到六十两，与英文、法文教习月薪相当。

也有干得不好的，算学馆外堂教习徐树勋因不敬业被辞退，拟由内堂学长高寿恺就近兼任。

这份得到总督签字许可的加薪文告，还要抄送给布政使、候补道、文案委员、稽核委员、日行所委员。

火票表彰

湖南开办学堂照例四川

巴蜀文化专家郑光路研究认为，当时生源主要来自老式书院、高等私塾，不限于本省，其它省份的人员也可以进入学堂读书，这样就扩大了招生范围，各式各样的人才云集四川中西学堂。

1900年，四川中西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考得3/6学分者发给三等执照(文凭)，考得4/6学分者发给二等执照，考得5/6学分者发给头等执照。获二等、三等毕业执照的学生，原则上可到原籍当中学堂的教习，也可自费出洋留学。获头等执照者，经严格考核，公费派送出洋留学或授以功名。

鹿传霖等人办学有成，两年后，清廷军机处以火票形式，点名表彰了包括四川在内的一些省份，要求各省督抚“已设学堂者量为拓展，未设学堂者择要仿行”。

1898年，谭嗣同等发起、熊希龄任提调即校长的湖南时务学堂，其办学章程即《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的学制和学生管理条款中，明确指出：“照四川中西学堂例”。

古今交辉，文脉相承。有了鹿传霖的“兴设学堂，力图富强”之始，才有张澜倡导的“培养社会骨干、国家栋梁”，方能造就今日川大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气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仲伟 摄影 杨涛

中西学堂变迁/

1993年12月，西南师范大学教科所教授熊明安、张敷荣考察分析认为，四川大学的始建时间，定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是有历史根据的。

1896年，鹿传霖创建四川中西学堂。

1902年，四川中西学堂与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合并为四川大学堂，改称四川高等学堂。

1911年后，四川高等学堂改称为四川高等学校。同时各界主张改为四川大学未果，校产和档案交由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管理。

1927年，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同年，公立法政、外国语、国学、农业、工业五所专门学校合并组成公立四川大学。

1931年，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组成国立四川大学，仍以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为校本部。

下期预告：

鹿传霖为官五十余年，在四川因处置“成都教案”被朝廷嘉奖，尽收三瞻之地而名声大震，却因改土归流被清廷罢免。又因入卫勤王的功绩，再次起复任两广总督、军机大臣……这是一个贤臣背影，也是一个王朝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