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我的天性让我反对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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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尼斯或许是在西方获得最多奖项的东方人。他曾被萨义德称为“当今最大胆、最引人瞩目的阿拉伯诗人”，多年来受到法国诗人博纳富瓦坚定地推崇。在很多评论家眼里，对于阿拉伯诗歌，阿多尼斯造成的冲击力如同T.S.艾略特对英文诗歌，他们都重新定义和接续了一个伟大的诗歌传统。

阿多尼斯（），1930年生，叙利亚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画家。中文作品出版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在意义天际的写作》等。

自2005年起，阿多尼斯的名字就和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历年均是获奖的大热门。去年甚至为此闹过乌龙。诺奖公布前十分钟，中国几家知名媒体抢发了阿多尼斯获奖的新闻。当他听说这件事，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我知道，我在中国已经拿了许多奖。”

这位瘦削、个子不高的诗人，还是阿拉伯文化、西方政权的尖锐批判者。而他走向世界的起点，是从一棵树下的白日梦开始。

采写 | 新京报特约记者徐振宇

到了老年，我过上了童年的生活

阿多尼斯比了一个向前挥拳的动作。话题是他的困境，我原本想询问他曾经遭遇的茫然，好奇他如何一步一步在文学的战场上取得胜利（或许这个判断仍然过早），但他把话题转向了自己的敌人，“我的一生都很坎坷，很久以来都是一场对抗”。

很大程度上，这个87岁男人的过往由反抗和流亡堆积而成。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徒，但他小时候就反感家里的宗教氛围，原因之一是“宗教提前规定了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迁居贝鲁特后，他创办杂志《诗歌》，因故停刊，他又继续创办《立场》；黎巴嫩战乱，他只好逃亡到巴黎。但他的对抗并未停止，只是更庞大也更抽象——他试图重新定义和接续一个伟大的阿拉伯诗歌传统。

他通过反抗和写作塑造了他的声名，但如果面对他本人，他表现出的宽容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这几天，他从巴黎飞往上海领奖，又从上海来到北京。上周六讲座结束后，读者很快围住了他，形成一个很大的圆，我站在角落，已经完全看不到阿多尼斯。签名、合照，一直持续到晚上将近12点。要离开时，他的眼神已经有些疲惫，仍满足了所有人的要求。

北京阅读季和北外研书店共同举办的，“在意义天际的对话——阿多尼斯和他的朋友们”活动现场，阿多尼斯为读者签名。

我们约在北京的一处院子见面。我到时，阿多尼斯和朋友们正在用餐。他熟练地使用筷子，酒量也很惊人，似乎还很喜欢喝白酒：很多时候，不用别人劝酒，自己就一饮而尽。

他的朋友薛庆国说，阿多尼斯父亲宽容的性格，影响了他如何对待他者。“他很少落泪，即便是1952年父亲去世，但多年后，他想起父亲不只是他的父亲，还是他的朋友，才孩子式地大哭。”或许也是因为年老，阿多尼斯不用再像年轻时永远克制自己，不停寻求生活的突破点。那时候的生活，容不下半点软弱。

父亲也影响了阿多尼斯与两个女儿的相处方式，“她们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阿多尼斯说，“即使最终会来反对我。”

我们刚刚聊起他的孙子，他不熟练地滑开屏幕，想跟我分享一些照片。面对手机，他的神情有些犹疑，比起叙利亚政府，手机这个产物似乎带给他更大的挑战。有次屏幕停在日历的页面，他点了几次，画面都没有切换出来，最后只好望向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帮忙打开相册后，看到其中一张：一个一头卷发的小男孩趴在阿多尼斯头上，用手搂着他的脖子，两人大笑，像两个孩子。小男孩是妮娜的孩子，阿多尼斯告诉我。（妮娜是阿多尼斯女儿）

我想起他曾说的，“我没经历过童年，但是童心留在了我的身体里。到了老年，我过上了童年的生活。”

这首诗必须在总统面前朗诵

1943年，阿多尼斯的名字还是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他刚刚13岁，写了一首诗，产生了一个有些荒诞的念头：这首诗必须在总统面前朗诵。

他的出生地在叙利亚的卡萨宾，一个海滨村庄，隔绝、封闭、贫穷，几乎按灭了所有离开的可能性。一家人挤在泥土和石块砌成的土房，从有记忆开始，阿里就在田野里干活，帮助父亲摘果子、种地，仿佛生下来就是青年。仅有的教育也来自父亲，地点在户外的一棵树下，辩论的对象是山间的风和石头。

这种对贫穷的刻骨体会后来被他写到诗里，“什么是贫穷 / 在大地上移动的坟墓。”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阿多尼斯诗选》

作者： [叙利亚] 阿多尼斯

译者: 薛庆国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09年3月

唯一值得庆幸的可能是诗歌教育。阿拉伯是一个诗歌的民族，父亲虽然是农民，但爱好诗歌，让阿里除了《古兰经》，还有许多阿拉伯大诗人的作品可读。

“尽管如此，我在内心深处感到，自己也在学习流亡。”多年后，阿多尼斯回忆起童年阅读诗歌时的经历说。

作为一个孩子，他已经意识到，出生地不是一处定所，而是一个等待。上学是他离开卡萨宾的仅有的可能性，但村子里没有学校，即使有，家里也无法负担。直到有一天，阿里在树下睡去，在这场梦中，他制定了逃离卡萨宾的计划。

第二年，像梦境中一样：总统来了。

这大概是阿多尼斯生命中的决定性时刻。那是1944年，叙利亚经历了漫长的混乱，终于宣布独立。舒克里·库阿特利当选第一任总统，希望考察叙利亚各个地区，了解这个百废待兴的共和国。于是，作为其中一站，他来到塔尔图斯城。

舒克里·库阿特利（1891－1967)，在1943年—1949年和1955年—1958年两次担任叙利亚总统。

那天下着大雨，14岁的阿里光着脚一路冲到位于塔尔图斯城的会场，却被保安拦下，他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当会场换了个地方，阿里仍然前往，并终于如愿以偿，总统允诺资助他念书，一家法国人建立的学校，位于塔尔图斯城内。

两年后，学校彻底关闭，但阿里已经开始学习法语，这个养育他，打开他文明视域的第二个母亲。

我在被囚的祖国身后奔跑

法国学校关闭后，阿里转入新兴的国立学校，并走向自己的第二个名字——阿多尼斯。“我以自我的语言，开始向自己宣战。”阿多尼斯说，“这个名字是对我内心中他者的显现，也可以说，他是作为他者的我。”

后来，他进入大学攻读哲学。毕业后，在叙利亚军队服役。

那是令人紧张的一年。服兵役期间，因为所在的政党，他被牵连入狱。与此同时，叙利亚全国几百名党员被捕，”即便他们与此毫无关系。“阿多尼斯说。中文版阿多尼斯文选，收录了一张1955年他在阿勒颇服兵役时的照片，寸头、委顿，像笼中困兽。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

译者: 薛庆国尤梅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2年9月

那时候日益逼仄的生活，让他逐渐感到，他参与的政治活动不过是把生命倒入一只无底之杯。在家庭、在学校、在单位、在街道，仿佛有一种隐形的权力，阻碍人成为自己生活的心灵的主人。在这样的世界，道德最终变成庞大的伪善场。

再一次，阿多尼斯准备离开。

这次逃离中，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1956年，阿多尼斯结束兵役后只身前往黎巴嫩，刚进入黎巴嫩国境五分钟，叙利亚宣布与埃及联合，爆发与英、法、以三国的战争。短短几分钟，叙利亚少了一名士兵，却多了一位诗人。“（《”风与光的君王“》薛庆国）

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这个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中心，滋养了阿多尼斯。他与朋友们一起创办《诗歌》和《立场》，翻译T.S.艾略特、庞德和其他各国的现代诗人。花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阅读，“不是一本一本，而是一书架一书架地看“。

阅读的成果是1964年出版的《阿拉伯诗歌选》，他挑选了心目中有价值的诗歌，而这些诗歌或诗人往往遭到主流文学史的忽略或贬低。诗选出版后，阿多尼斯希望继续追溯现代阿拉伯面临的问题，和这个问题背后的文化根源。当时发生的一件事，促使他完成这个研究。

阿多尼斯。

60年代，阿多尼斯在黎巴嫩大学担任教授，他的观点让一些学者大为不快，他们联名上书校方，说他未获博士学位，如何能担任大学教授？校长迫于压力，只好与他商量，希望他攻读博士学位，以免再有非议。为此，他请了一年半左右的假，埋头写作博士论文。

1973年，阿多尼斯获贝鲁特圣约瑟大学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稳定与变化》分4卷出版，赞誉与攻击都随之而来。因为“这本书第一次向阿拉伯人呈现了隐藏在他们文化深处的可怕的地狱，让他们了解自身文化中隐含的灾难性因素。”阿多尼斯说，“只有认识到这些，他们才能走出地狱；否则，他们就无法跨出远离灾难的第一步，而这也将意味着阿拉伯文明的终结。”

但灾难一直伴随着阿多尼斯。1975年，黎巴嫩陷入全面内战，阿多尼斯躲到朋友家避难。一天早上，他去厨房吃早餐，刚刚离开卧室，身后就有一颗炸弹轰然炸响。这段时间，薛庆国的朋友也在黎巴嫩，“每天躲在地下室，房子上挂着国旗。好不容易回国，得了失眠症，再也睡不着了。”

“这块石头，是一个男孩的头颅”

面对阿多尼斯，你可能会想到奈保尔，他们同样处在两种文明的夹缝之中，面对一个古老而受伤的文明，对自己的出生地怀有复杂、矛盾的情感。只是奈保尔更加刻薄和嘲讽，阿多尼斯以思想家的身份更系统地去分析和批判当代阿拉伯为何陷入黑暗，解释这个如同锁链般捆绑在自己身上的传统究竟是什么。

接受英文媒体采访时，他也毫不避讳地提及美国如何资助阿拉伯之春，让雇佣军伪装成爱国者：他们洗劫博物馆，破坏文物。仅仅因为信仰不同而屠杀别人。“这不是革命。”他说。

《我们身上爱的森林——阿多尼斯诗选》

译者: 薛庆国树才

版本: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7月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初持续至今，从示威游行逐渐演变成武装斗争，短短6年，数十万人身亡，超过1100万民众被迫流离失所。因为这场冲突，他不能回国看望母亲，即便在她临终的时刻。

挫败不止于此。对强权的严厉批评，让阿多尼斯四面受敌。90年代，阿多尼斯曾在老家为家人建了一套房子，前两年被家乡的阿拉维派洗劫一空，理由是反政府。讽刺的是，阿多尼斯的家人却是阿拉维派，政府支持者。阿多尼斯听到消息后说，“如果叙利亚反对派知道，还会再洗劫一空，因为说亲政府。”

”但我仍会说我想说的。“2011年，他曾写过一封公开信给叙利亚政府，“你不可能囚禁整个民族“，他写道。

即便如此，面对灾难，许多人指责阿多尼斯的批评含糊不清和反应迟钝，他显得有些疲惫：“我已经写了许多文章，但他们从来不读。”

对话阿多尼斯

写一首诗，是在书写他的整个文明

新京报：您在黎巴嫩当编辑时，曾花了很多时间在图书馆苦读，是为了重新挖掘和评估阿拉伯诗歌？

阿多尼斯：每一个作家、诗人或者创作者都跟他的传统有关联，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一个伟大的创作者，不会满足于读别人的传统经典的阐释，一定会自己去读，亲自去读。因为经典传统总是被权力扭曲变形，变成他们想要的那个样式。

所以我到图书馆重读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些作品，也是为了叙述另外一段历史。每一个创作者，都必须在自己传统内部，创造一个自己的历史。就跟一个诗人，在语言的内部，必须创造自己的那个语言。

所以写一首诗，并不是简单地写写诗歌。实际上，他在书写他的整个文明。

新京报：能具体讲讲是什么时候吗？

1956-1980年。那时候跟朋友们一起创办杂志《诗刊》和《立场》，通过创办诗刊，实际上做了一场诗歌的运动，文化的运动。

在一个完全被传统禁锢的语境里，写一首现代诗是不可能的。所以，改变诗歌，同时也是改变这种文化。

新京报：当时是因为创办诗刊，与世界各地的诗人建立了联系？

是。因为有一些朋友是英语世界的，有一些朋友是法语世界的。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工作、翻译。有时候也取道法语。

当时，我们对整个国际诗歌敞开，做了很多翻译，英语的、德国的、西班牙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来看，那本诗歌杂志，它的之前和之后，时代就划分开来了。

新京报：在黎巴嫩的时候，我记得，您在图书馆阅读的那段时间，曾发现一本1000多年前的诗集？是在什么图书馆？

1965年，在贝鲁特的一个美国文化中心，把阿拉伯世界有关的书都读了。有一天，我很偶然发现一本书，封面很精美，开罗出版的，但是从来没被人看过。看到这本书后，我非常惊讶，就跟美国文化中心讲，能否借给我。借走后，兴奋地彻夜难眠，写了介绍文章，几个月后，这本诗集为人所知。

这本书的手稿，可以追溯到千年前，我们在20世纪才发现，可以说是隔了千年它才被重新阅读到。在法文里，它现在也被翻译出版了，叫《迷醉之书》。

这本书影响了一代诗人。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就像在中国诗歌历史上，忽然发现千年前有一个大诗人作品，会是一种惊喜。这也证明，伟大的诗歌，从来不会老去，它保持它的活力。

新京报：您是个批判性很强的人，身上这种批评性来自哪里？父亲会有影响吗？

在文化上，我是反对我父亲的。我不愿意父亲统治我，但他死以后，我才发现，我父亲不止是一个父亲，还是一个朋友。后来对自己孩子，一直希望做一个父亲，也成为一个朋友。能成为家长，又是朋友，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我父亲曾告诫我，做决定是很容易的，重要的是，做这个决定之前，反复的揣摩、比较、研究，一旦你做了决定，就做出行动。所以我也这样劝告女儿，不直接说。

小时候，我就反对传统，反对人们告诉我的绝对真理，我不相信，宗教可以给我一个绝对真理。家庭的宗教氛围，冗长的戒律，都让我觉得周围的环境都在反对你。另外，可能小时候没去上学也帮助了我。

从本体论的角度，我为了捍卫我自己渴望的那个自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这样：反对宗教。宗教不但给你规定这样、那样的基本价值，还规定你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我的天性让我踏上这么一条道路，所以我也替我的朋友们，做一个见证，我为什么反对宗教，极端的宗教从根本上来说，是非人性的，把思想上的自由，把语言表达的自由，都事先规定好。

后来我就开始分析，这个锁链在哪，为什么把人的思想捆绑。这也是为什么，我一边写诗，一边写关于诗的研究文章，研究宗教对社会生活，对创造性，锁链般的性质。

我写的这些散文体的作品，实际上，就是批判极端的宗教，同时也照耀我自己的诗歌。散文跟我的诗歌紧密相连，要理解我的诗歌，得读我的散文。我的散文，是我诗歌的延伸。

新京报：什么时候感到自己最茫然？是什么一直支撑着你？

不讲专门的了。我整个生命都很困难，很久以来都是一场战斗，一场对抗。但我相信真理之光，它真的是在的，照耀我，给我力量。不是说我多么有力量，而是很多人共同相信，构成一个大支持。虽然他们找这个那个理由，不表达，但在内心深处，是相信存在真理之光的。

所以我也在想，这些支持，是一个大支持，我会继续下去。因为我的敌人太多了，尤其是政治和宗教的。

（文中引用的阿多尼斯作品，来自《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薛庆国译。感谢访谈时，诗人树才帮忙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