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和美国因为犹太人群体，而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截止到2010年，全世界共有约1340万犹太人，其中以色列犹太人约570万，而美国犹太人约530万。由于以色列是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而美国犹太人在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等领域皆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加之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确实存在着对于以色列的偏袒和保护，因此人们往往倾向于将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群体等同，甚至认为美国犹太人完全代表以色列在美国利益。很多人倾向于认为，美国国内犹太选民对于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至关重要，谁越是“亲以色列”，谁就越能得到美国犹太人的支持，谁就越有希望赢得选举。

但是这种观点在美国历史上似乎并非“铁律”。美国犹太人群体的支持，并不能够决定美国总统大选的胜负。比如1984年美国大选中，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获得了将近70%的美国犹太人选票，却仍败给了共和党候选人里根（Ronald Reagan）。而上一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更是与以色列关系长期不和，在2011年与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会面时，忘了关掉自己的麦克风，结果两人公开抱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认为“他是个疯子”，“难以打交道”。即使与以色列关系不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是奥巴马仍然能够成功连任美国总统。

与此同时，美国犹太人对于以色列的支持也并不是“无条件”的，更不是以色列在美国的“第五纵队”和“代言人”。事实上在历史上，尽管美国犹太人群体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但是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之间并非完全“亲密无间”，双方的关系也经历了历史漫长的演变。一方面，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并不代表美国犹太人群体内部在诸多敏感议题上的观点完全一致；另一方面，对于以色列的支持，不代表完全认同以色列政府、尤其是以色列右翼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态度。事实上，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既敏感又复杂，需要我们认真的观察和思考。

在二战爆发之前，从欧洲不断迁移到巴勒斯坦（今天以色列）的欧洲犹太人和中东地区犹太人（如也门犹太人）群体，已经被美国犹太人群体所关注。从欧洲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群体，通过自己的劳动，建立有“共产主义”特征的“大集体”农庄，塑造了一代“爱劳动”“爱生活”的犹太人，被美国犹太人群体所赞赏。而欧洲在二战前夕隐约显现的“反犹思潮”，更是让美国犹太人群体倾向于将巴勒斯坦作为未来欧洲受迫害犹太人的一个避难所。

但是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美国犹太人都支持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未来建立自己的国家，担心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会影响美国犹太人自己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不欣赏美国犹太人“作壁上观”，尤其不赞成很多美国犹太人将自己在美国的开拓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在当地的开拓统称为“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比如后来的以色列开国总理、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领导人本o古里安（Ben Gurion）就认为，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应当是通过劳动来在巴勒斯坦建立新的犹太家园，而不是在大洋彼岸自由享乐。

美国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并不影响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国家的建立。事实上在1948年5月，正是美国犹太商人艾迪o雅各布森（Eddie Jacobson）的游说，使得杜鲁门力排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反对，做出了承认以色列独立的决定。以色列的建立以及美国对于以色列的承认，使得美国犹太人欢欣鼓舞。美国犹太人群体很快组织募捐，与美国政府一道帮助新生的以色列政权。但是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之间关系并非亲密无间，一方面美国犹太领袖反对以色列鼓励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主张，认为美国犹太人是美国公民，其对美国的政治忠诚不应被怀疑；另一方面本o古里安也非常警惕来自于美国犹太团体对于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干预，害怕以色列成为美国犹太人掌控下的“傀儡政府”。

因此在1950年8月，本o古里安和美国犹太人委员（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会主席雅各布o布劳斯坦（Jacob Blaustein）签订了被后世称为“本o古里安--布劳斯坦协议”的两份声明，强调了以色列不会强迫和干涉美国犹太人的政治生活，而美国犹太人社团则会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支持和服务。这份文件，成为了未来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关系的基础和方向。在“本o古里安--布劳斯坦协议”精神的指导下，美国国内“犹太复国主义”团体逐渐让位于新成立的、旨在协调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关系的新组织，比如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犹太联合委员会（Council of Jewish Federation）以及美国犹太组织主席会议（Conference of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等。在这些组织的运作下，一方面美国犹太人通过各种形式将大量的钱款转运到以色列，帮助以色列国内的经济、军事和社会建设；另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团体在国会、媒体和学术层面，积极的宣传以色列的“正面形象”，促使美国在诸多敏感议题上支持以色列。

从1948年到70年代之前，以色列在战场上不断取得军事胜利。以色列从最初的一个在地缘政治斗争中岌岌可危的小国，不断发展壮大为一个可以自我保护的军事强国，使得美国犹太人对于以色列的认知“理想化”。尤其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不仅击败了周围阿拉伯大国如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联合进攻，而且还占领了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以及耶路撒冷老城，使得美国犹太人对于以色列感到由衷的自豪。这一时期，以色列在美国国内尤其是美国犹太人心目中被描绘为一个进步的、左翼的、世俗的、民主的和热爱和平的国家。以色列变成了犹太人经历“大屠杀”之后，在艰苦地缘政治环境下“凤凰涅槃”的象征。这一时期，美国犹太群体对于以色列的支持是无条件的。

但是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之间的“亲密关系”，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上世纪70年代以后，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过去的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以色列一直受到来自于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围攻，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色列在美国犹太人心中的形象，更类似于一个勇于反抗强者的“小大卫王”形象，因此其在战场上不断传来的军事胜利，也更加利于塑造以色列在美国犹太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但是随着1979年阿拉伯世界大国埃及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定》，阿拉伯国家针对以色列的直接威胁不复存在，巴勒斯坦人成为了被地缘政治的“弃儿”。但是巴勒斯坦人仍然坚持反抗以色列，尤其是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巴勒斯坦民众开始走上街头，面对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一边是手无寸铁但是形象坚定的民众，另一边是全副武装抓捕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大兵，这样的极端对比，通过电视画面传遍美国，使得美国犹太人也受到极大的影响，认为以色列是巴以冲突中的“施暴者”。

其次，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更加损害了以色列在美国犹太人心目中的形象。尽管很多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打击藏匿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但是随后以色列支持的基督教民兵武装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周围的巴勒斯坦萨布拉（Sabra）和沙提拉（Shatila）难民营内，发动针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大规模屠杀，使得以色列在国际舆论中成为了“屠杀者”。加之从70年代开始，以色列右翼政治团体长期上台执政，导致了以色列社会世俗和左翼力量影响力不断下降，而右翼的、宗教政治力量影响力不断上升。这改变了美国国内犹太人心中关于以色列是一个“左翼的”“世俗的”“革命的”国家这样的“理想形象”。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以色列国防军的对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阿拉伯国家军队，而是一些周边地区的非政府武装，如加沙地区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等，这些“非对称冲突”，往往造成巨大的阿拉伯平民伤亡，使得以色列在美国犹太人心中的形象不再是过去那个“大屠杀受难者聚集地”，而成为了“大屠杀实施者聚集地”。美国犹太人群体针对以色列内政外交政策的批评也不断出现，美国犹太人群体和以色列之间的隔阂开始显现。

此外，另一个重大的影响因素来自于美国犹太人越来越多的对于以色列的切身了解。在过去，由于地理位置的隔绝和信息交流的不便，很多美国犹太人对于以色列的了解都非常模糊，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宣传材料、报刊杂志等“二手资料”来了解以色列社会。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美国-以色列航线的开通，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到以色列访问和学习；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学习现代希伯来语，能够直接阅读以色列的报刊和杂志；电视直播和网络的普及，使得发生在以色列的大小事项更多更直接的被美国犹太人所了解。比如在2000年的一份民调显示，大约86%的美国犹太受访者表示，自己对于以色列国内的政治社会议题“非常了解”。美国犹太人心目中对于以色列的“理想化”形象，开始受到细碎现实的考验，以色列也越来越真实，也让美国犹太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也帮助美国犹太人进一步支持和借助美国政治力量，主动的帮助以色列来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

在此背景下，美国犹太人在80年代开始支持美国里根政府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直接和谈。在1990年，70%以上的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以下简称“巴解组织”）展开和谈。而且在这一时期，年轻一代的美国犹太人开始占据美国犹太社会的主力军。这些美国犹太人，并没有经历自己父辈或者祖父辈的“大屠杀”记忆，因此对于以色列在地区政策尤其是巴以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并不认同。同样在这一时期，以色列政府则拒绝与巴勒斯坦人展开直接和谈，认为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成员是“恐怖分子”。以色列政府的这种强硬姿态，遭到了来自于美国犹太人的抨击和批评。美国犹太人对于以色列仍然支持，但是并不代表美国犹太人会对于以色列所有的政策都表示认同。在2007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大约40%的美国犹太人认为以色列占领者“其他国家的土地”，而有30%的美国犹太人甚至对于以色列的占领行为感到“羞耻”。

对于以色列的了解的深入，意味着美国犹太人群体很难再以一个统一的政治观点来对待以色列相关的敏感议题。比如在巴以议题上，1993年以色列左翼工党与“巴解组织”达成的“奥斯陆协定”，就被美国国内的右翼犹太组织如“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Zionism Organization of America）所反对，向美国国会加大了游说力度，要求美国介入巴以和谈，并且对“巴解组织”提出更多限制条件。而随着巴以和平进程在2000年后陷入僵局，巴以冲突频发，美国犹太人内部在巴以问题上的“左右分化”越来越明显。比如美国国内一些“左翼”犹太人群体，如“以色列政策论坛”（Israel Policy Forum），“正义与和平同盟”（Brit Tsedek V'Shalom）等主张以色列应当与巴勒斯坦展开和谈，赞成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而一些右翼的美国犹太人团体如“支持安全以色列的美国人联盟”（Americans for a Safe Israel）、“国家安全事务犹太研究所”（Jewis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等，则强烈反对建立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主张在巴以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

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关系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关系，其实也反映出以色列国内政治力量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碎化”的特点。随着以色列来自于阿拉伯国家的“东方犹太人”、来自于前苏联地区“俄罗斯犹太人”和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的“黑犹太人”在政治舞台上开始活跃，传统上受到中东欧犹太人后裔把控的以色列政府和议会，也不得不在宗教、教育、政治、福利等议题上听从来自于其他族群的声音，而包括宗教力量尤其是犹太教极端正统派政党，也得以影响以色列的政治决策。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社会的深入接触，对于敏感政治议题的分歧意见必然会影响美国犹太人群体自身，加沙战争、犹太定居点、和平进程、少数人群的权利、环境保护和宗教纷争等问题也必然会撕裂美国犹太团体的意见。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具体以色列政策的分歧，并不影响美国犹太人对于以色列国家的支持。只不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犹太人不再是被动的、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而是更多的带有自身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考量。美国犹太人尽管对于以色列国家有着一定的亲缘性，但并不意味着美国犹太人群体支持所有以色列政府所做出的决定。而随着美国犹太人对于以色列了解的不断加深，一些敏感议题如巴以问题，很容易造成美国犹太人群体内部观点的分裂，以此进而影响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而这也反映出美国犹太人群体内部统一性的下降，美国犹太人很难再用“一个声音讲话”。

事实上，如果我们翻看以色列的国家历史，也很容易发现较为类似的现象：由“一个声音”说话，变为“多个声音并存”。以色列也在从1948年建国时期的“工党”所倡导的“左翼”“世俗”“欧洲”国家，逐渐转变为一个“宗教的”“右翼的”“中东”国家。这种转变既有现实政治党派斗争的因素，也有来自于阿拉伯世界犹太移民、俄罗斯犹太移民和非洲犹太移民的影响。一个单纯的“东欧犹太人”“中欧犹太人”为主体的移民国家，演变为了一个“世界犹太人移民”汇聚的“大熔炉”。以色列内部的复杂性，也会反过来影响美国犹太人对于以色列的态度。

碎化的以色列内部政治局面，加上不断分化的美国犹太人团体，使得未来的以色列政治以及巴以和平进程，更平添了诸多复杂的因素。因此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美国在中东问题尤其是巴以问题上的态度，变得越来越默然，推动巴以和谈进程的动力也越来越少。这种“默然”当然与巴以问题本身复杂程度息息相关，但是也和美国犹太人群体关于构建未来以色列内政外交的意见分歧相关。因此当特朗普上台之后，尤其是美国犹太人库什纳（Jared Kushner）、格林布拉特（Jason Greenblatt）等人先后在美国巴以问题上获得巨大话语权之后，我们既没有看到美国推动巴以和谈的实质行动，也没有看到美国对于以色列支持的实质性加强。一个碎化的美国犹太人社会，让美国调停下的巴以和谈，似乎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