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总统令，宣告台湾地区，自76年（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解严”。1987年7月14日，操着一口东北口音的台当局“新闻局长”邵玉铭向在场的200多名中外记者宣布了这一消息。自此，作为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戒严，伴随统治强人的一声号令，在台湾划下了句点！当时解严只限台、澎两地，不及于福建省的金门县、连江县。金、马直到五年后才解除戒严，同时废止战地政务。

1987年12月25日，在台北中山堂的行宪纪念日大会上，当“国民党会”秘书长何宜武代蒋经国致辞时，台下的民进党拉起了布条，大声地抗议，这或许是经国先生生平第一次近距离感受从潘多拉魔盒中释放的“民主”魔力，只是此时他的双眼几近失明。蒋孝勇后来回忆说：“父亲变得很沉默，不太讲话。”20天后，蒋经国吐血而逝。

2016年1月16日，在蒋经国逝世后的第28年，伴随初冬的瑟瑟寒风，在攸关国民党存亡绝续的台湾大选一役中，党内天王望风而溃，最终一败涂地。一年多前，国民党在2014年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惨败。六大“直辖市”仅存其一之后，全党上下弥漫着一股集体从沉船逃亡的气息。唯一不同的是，如今引咎辞职的党主席从马英九换成了被拱上战场的朱立伦。

100多年来，国民党历经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宁汉分裂、汪精卫集团叛党叛国、左派脱党、新党出走、林洋港陈履安分别独立参选“总统”、宋楚瑜出走和开除李登辉等多次大的分裂。无论是在大陆时期还是转进台湾，派系倾轧、你争我斗似乎是这个党无法摆脱的宿命。而2013年的“马王之争”，更成为三年后国民党大选惨败的最直接导火索。

2013年9月，台湾特侦组意外监测到时任“立法院长”王金平打给民进党总召柯建铭的一通电话。王在电话中透露：柯所涉及“全民电通背信案”更一审案承审法官林秀涛，是“法务部长”曾勇夫的人，表示一切搞定。两天后，马英九举行记者会，以“台湾民主法治耻辱的一天”痛斥王“侵犯司法独立”。以领导人身份出手，对同党籍的“立法院长”开铡，掀起一股政治风暴。

其实，所谓的“马王心结”由来已久，2005年二人竞逐国民党主席时，马团队曾暗指王金平黑金。马英九接任党主席后，二人矛盾愈演愈烈，形成“马团队”、党中央与部分“挺王立委”及地方派系的矛盾。“马王心结”表面上看是私人恩怨，事实上牵动颇多。国民党执政后，马英九大力主导的包括油电双涨、证所税等政策，在“立法院”都迟迟不能通过，王金平不肯动用“警察权”，民进党杯葛议事的功力得以尽情发挥，这不仅使行政团队政策推行处处掣肘，更让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走到历史新低。

国民党内的派系结构，是台湾政治转型的产物。威权时代，强人领袖说一不二，不允许党内派系的公开和正常运作。经过1950年代初的党务改造运动，国民党构建了从中央到省、县、区、分区直至党小组的等级制组织体系。两蒋时期，由于“政治强人”掌控掌权，各派系虽山头林立，也只能在隐性状态下运作。

但是，“外省精英”垄断政治的合理化基础建立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维持全中国的代表性。而民主化必然引发政治权力由“外省集团”向“本省族群”分配的政治诉求。与此同时，也可能引发国家认同的危机，使得反对势力可以运用这两个矛盾凝聚“本省籍”选民的支持，严重威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

对此，国民党执政者很早就开始重视这些矛盾，并采取细腻的设计来冲淡省籍对立的潜在威胁，在蒋经国“吹台青”政策的驱动下，徐庆钟、谢东闵、林洋港、李登辉等一大批“本省籍”技术官僚纷纷“入阁”，在无形中消弱了反对阵营利用省籍或国家认同议题进行政治诉求的力道。

但是民主政治转型后，这股矛盾在国民党内部也开始浮上台面，1990年的“二月政争”，展开了以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与大陆籍元老为主的“非主流派”之间的角逐。在国民党政权完成本土化过程后，“新国民党连线”出走国民党，郝柏村、林洋港等“非主流派”脱党加入1996年大选，原本跟李登辉情同父子的“主流派”代表宋楚瑜与国民党决裂另立亲民党，角逐2000年大位。而李登辉更在被开除党籍后转向“台湾团结联盟”，追求激进的“台独”路线，这背后都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的意识形态正统与非正统的黑白之辩，属于不可调和之矛盾。

或许马英九不曾想到，“九月政争”的余音未散，2014年3月18日，一场风起云涌的“太阳花学运”，几乎成为压垮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毋庸讳言，“太阳花学运”的后续发展，仍沿袭了“九月政争”的余续。2014年4月6日，“立法院长”王金平走进了被“太阳花学运”占领的“立法院”，弯腰跟学生握手、抚摸学生的头发。这一天，他反击了自3月18日以来，来自马英九对他不断施加的强大压力。

在20多位挺王“立委”的簇拥下，王金平在议场门口前，发表了680字的声明，进而宣布了这句“石破天惊”的关键语：金平秉持“院长”职权，郑重向各位报告，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前，将不召集“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相关党团协商会议。

风暴过后，给国民党的形象与两岸路线致命一击，到2014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惨败，台湾政治版图蓝绿易位，重要县市悉数落入敌手。此时马英九的处境，好似1949年初历经三大战役后的历史重演！和公元2000年不同的是，此时的选民结构已“蓝小绿大”，年轻世代不愿与之为伍，民意的钟摆，似乎再也回不到国民党这边了。

回顾整个318学运，总体表现为学生及公民团体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分配不公、反对财富集中的政治诉求。对台湾来说，当今的中国大陆既代表了大资本主义，又代表了大国家主义，恰恰就是一个“国家-资本-国族”的紧密结合体，而当下的服贸协议，正是一个将台湾进一步并入这个结合体的强大工具，面对着“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的可怕威胁。

但是当反对者将此诉求投射的一个将江浙商业文化、城市资产阶级政党文化根植于骨髓里的国民党时，显然是缘木求鱼，注定无法收获预期效果！

遥想当年，在江浙财团支持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清共，将政治上代表农工等社会底层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清除出国民党。据统计，整个清党运动中，共有31万余人被杀。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有党员60余万，1928年3月只剩下22万。此后，蒋介石通过在上海发行债券，江浙财团负责承销或直接购买，筹集资金，压倒了党内胡汉民、汪精卫，军中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实力派。

而伴随蒋介石嫡系的黄埔系军事集团崛起，这时，蒋已不再满足于成为江浙财团的代表，而是要以权力为后盾，向资本出手，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这就出现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本性，决定了它们不可能真正与工农结合，分享革命成果，最终与中共分手。

国民党转进台湾后，扶持民营工业发展的政策，成功地带动民间投资的风气，许多叱咤风云的财团，藉由特权保护而兴起。随着政治民主化，台湾的政商关系在1980年代后逐渐从过去的威权侍从关系，走向“大小伙伴关系”，拥有经济资本的资本家开始与拥有政治资本的政治人物平起平坐。甚至，逐渐壮大的财团也企图利用地方派系等政治势力的结盟，改变与国民党之间的侍从关系。

1998年国民党十三全会，企业界出身的党代表有55人，中央委员有6人，中常委则只有辜振甫和许胜发2人。十四届全会时，企业界党代表增加至187人，工商界代表的人数位居第二，仅次于行政人员，中央委员高达15人，中常委则首度将三大工商团体理事长纳入其中。民主化后，国民党与资本家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盟，资本家在党内的地位有显著的提升。在政治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看到国民党的财团化，另一方面看到财团的政治化。

与此同时，新崛起的年轻世代成长于网络时代，相对于经济增长，他们更关心公平、环保、参与等非物质诉求。国民党引以为荣的两岸政策，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两岸权贵的摇钱树。他们的政治能量在“反服贸”、“反核四”、“反媒体垄断”、“太阳花学运”等一系列社会运动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选民蓝绿结构易位，绿营基本盘稳固的前提下，国民党如不去除内部的家族化政治，打开固化的上升渠道，不倾听年轻世代的诉求，大陆的失败还将会在台湾重演。

台湾解严30年来，令蒋经国无法预料到的是，政治民主化并未成为国民党提升自身统治合法性、解决内外合法危机的成功路径。在新的政治语境中，这个带领人民陆续挺过70年代的“外交危机”、石油危机，并在80年代末期迎来相对平和的民主冲撞转型过程的国民党，在民进党构建的“台湾主体性”的论述下， 已无力提出“两岸”及“国家发展”的论述。

1990年，台湾的政治场域发生着急速的巨变。在强人统治结束后，当年的“海外黑名单”团体纷纷返台，初期他们和过去来自地方的“美丽岛世代”、律师团与家属、新兴社运人士，形成民进党内部的分化竞争，并且在台湾民主运动的光谱中，成为代表台湾民族主义路线的主导，进而改变了民进党创党时期的组织与属性。其政治效应，就是“台独”言论与结社自由在“刑法100条”被废后获得空前保障，过去的政治冲突也从威权民主化转向“台湾地位”、“国家认同”的矛盾。

与此同时，国民党也面临内部斗争与自我转型的危机。1990年的“二月政争”以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与蒋纬国、俞国华为代表的“非主流”派的博弈，最终主流派大获全胜。但是李登辉接手的国民党是一个依赖台湾地方派系、中央-基层恩护关系统治台湾的列宁式政党。由“外省精英”组成的国民党与台湾草根社会仍然脱节。

当李登辉要把国民党“起源自中国近代冲突的革命政党属性”转化为“归属于台湾的现代的民主政党属性”，借此解决“党意”与“民意”脱节的问题，必然选择新的历史观点，认同台湾人受外来者欺压、争取自决的历史意识。但是当其说出“台湾人的历史悲情”，承认国民党的外来统治者身份，也就更加深化了台湾政治社会中的“省籍”“族群”矛盾，也必然造成国民党的进一步分裂。

尽管解严之后，国民党的威权地位逐步失去法律庇护，但在民主化的前14年里，国民党始终能透过选举维系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历经四次“国会”改选，依然能维持多数党的地位。公元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国民党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挫败，虽然政党轮替在民主国家或地区已经成为常态，但国民党的失利还是拜李登辉弃宋保连的个人意志所赐，最终导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渔翁得利。

但是国民党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面对“福佬沙文主义”的话语霸权，为了避免被打成“中共同路人”或“卖台集团”，国民党开始选择拿香跟拜，2008年政党二度轮替，马英九领先200万票的胜选结果，盖因扁政府的绩效不彰与其个人的贪腐行为，而马提出的“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主张，某种程度更是李登辉执政中后期国民党本土化路线的延续。

回顾历史，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在1980年代中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并未充分意识到被殖民半个世纪的台湾，隐藏在省籍矛盾背后的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冲突。“二月政争”表面看是不同阵营的权力或改革路线的博弈，但内里仍是国家认同的分野。当前台湾民主体制难以整合的困境很大程度是因为国家结构出现了正当性危机，国族身份认同变成了台湾内部最具破坏性、撕裂性的矛盾。

平心而论，在民主转型中台湾民众的本土化诉求有其合理性，但是当人性层面的种族主义、排他意识、历史仇恨等阴暗成分大肆横流，甚至依靠发动民粹主义表达对“外省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权力结构的反弹，服膺“台湾人出头天”的政治正确。这种“本土化”的政治诉求却将台湾社会导向另一种“反民主”的话语霸权与政治逻辑中。

而对国民党来说，如果丧失了“国家方向”的主导权，在政党核心价值的论述上继续选择消极、被动与逃避，势必无法感动人民也再难以吸纳新的支持者，在民主政治的游戏中，它好似一叶孤舟，伴随戏剧化的宿命，在政海中翻腾，于风雨里摇曳，行渡百年却始终难现彼岸的终点！

作者：郭茂辰（多维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