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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交恶：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闹革命之前并没有太多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年少时在耶稣学院接受传统教育，1952年甚至欲加入正统党参加议会选举。巴蒂斯塔此时发动的军事政变让他的人生轨迹有了不同，26岁时攻打蒙卡达兵营成为他起义的第一步，然而直到此时，他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还没什么交集。而古巴共产党也没有太多武装斗争的传统，他们的领导人是精于讨价还价的政治老手，更惯于与掌权者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革命前夕的1957年，古巴共产党的领袖马里涅罗仍然无意武装暴动，而是寄希望于通过组织罢工和示威游行来胁迫独裁者巴蒂斯塔。一年之后，罢工成功希望渺茫之时，共产党力量与卡斯特罗的游击队方才合流。由于缺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卡斯特罗最初建立的仅仅是左翼政权，直到美国策划猪湾事件，卡斯特罗才决心投入社会主义阵营。为阻止古巴倒向苏联，美国宣布停止对古巴的一切经济援助，还准备武装干涉。面对美国的威胁，苏联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干涉的话，苏联将支持古巴。他在空袭遇难者葬礼上宣誓了国家的信仰：“我们要在他们鼻子底下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他们所不能原谅的。”

甫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古巴就遇到了中苏论战，面对两个老大哥的相互攻讦，古巴一直在中国与苏联之间骑墙。起初，游击队起家的卡斯特罗对中国很有亲切感，而一直力主多元化的战友格瓦拉也持有强烈反苏观点。他们认为苏联早已是个缺乏活力的官僚体制国家，而对中国的绝对平均主义和人民公社体制则青睐有加，多年之后卡斯特罗也确曾有过类似的尝试。相比于信仰，古巴更倚仗中苏两国的是物资的援助。1960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率团访问哈瓦那，宣布苏联向古巴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在五年之内购买500万吨古巴糖，从此苏联集团包下了古巴的燃料供应、面粉和大部分蔗糖的出口。苏联高价收购古巴糖，以低价向古巴销售石油和其他工业产品，加上各种源源不断的援助，这使得古巴每年人均从苏联收益400美元不仅弥补了美国经济封锁的问题，还使得卡斯特罗在中苏论战中逐渐倒向苏联。与苏联相比，中国的援助总额同样不小：1959年12月，中国同古巴签订了贸易合同，从古巴购买5万吨原糖。1960年7月，由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率领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古，双方签订了为期5年的贸易协定和总额为1300万英镑的贸易合同。根据协议，中国购买50万吨古巴原糖，古巴从中国进口大米和日用消费品。这笔交易名义上不是无偿援助，但是考虑到中国当时处在物资严重匮乏的时代，对古巴战略支持的决心也可想而知了。

随着中苏全面决裂，苏联倚仗远远超过中国的物质优势向古巴摊牌，要求卡斯特罗和中国断绝来往。中国也做出回应，1965年大幅减少出口古巴的大米，改由中国大使馆直接向古巴公民投递宣传品。同年，哈瓦那举行了数十万人的集会和阅兵，展示了从苏联得到的坦克和飞机，卡斯特罗发表了讲话，他说道：“大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应该习惯吃小麦，那样对健康更好。”日后卡斯特罗回忆这段历史时，更是轻蔑地说：“中国不过为古巴送去了大米、杂技团和安全套。”1965年3月，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发表演讲时，更是直接点名批评中国是“修正主义者”。这样的定性还远远不够，卡斯特罗签署古巴政府声明时，重申“中国正用所有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由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所采用的最恶劣的海盗和土匪行径压迫古巴这个小国。”其实，在中苏论战时期，毛泽东一向主张用“分化瓦解、多多争取”的策略：“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认为苏共才是批判攻击对象，其他胁从不问。但面对卡斯特罗咄咄逼人的言论，毛泽东在1966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唇相讥：“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这番表态，直接把卡斯特罗定性为了重要敌人。

由于双方言论的冲突不断升级，古巴在中国受到的批判与日俱增，双方的恩怨也由中苏论战扩展到了日后的诸多小摩擦。在风口浪尖上就出现了罗伯特威廉姆斯事件，这位美国黑人运动领袖1961年成为从中情局眼皮底下逃入古巴的第一人，然而五年之后他与卡斯特罗因为路线之争而分道扬镳。他在中国受到了欢迎，中国也乐于帮助他出版有关针对卡斯特罗“种族主义”的言论。古巴官方回应说，毛泽东与他的傲慢自大又疯狂崇拜权力的下属背叛了古巴革命，而在中国怂恿狂热的种族中心主义。到了70年代，中古之间还是余波不断。卡斯特罗虽然不完全认同智利总统阿连德的政治道路，但对这位文人改革者很有好感，他曾在智利逗留三周之久，足迹遍布整个狭长的国度。当皮诺切特夺取政权并得到中国承认时，古巴就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而几年之后中国在对“东方古巴”越南作战时，卡斯特罗宣称中国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卑鄙的背叛革命的例子”，并威胁可能导致一场世界核战争，而作为卡斯特罗喉舌的《格拉玛报》的社论则称：“古巴将援助越南，甚至是用自己的鲜血。”在中国的官方记载中，自中古建交至80年代末这段双边关系近乎空白，而在其背后的历史却并不那么简单。

卡斯特罗如何让华人社区消亡殆尽？

虽然华人在古巴的势力不足以与西班牙后裔和混血人种相提并论，但是在小商业上殷实的基础还是让他们觉得在岛上立足已稳。华人在古巴的历史也要追溯到一个半世纪以前，从1847年到1874年，从东南沿海流向古巴的华工数量达到了14万之巨，19世纪末古巴华人开始经营自己的小生意时，美国发生了排华浪潮，加州华人逃往古巴者为数甚众。这些人原本已经小有产业且经验丰富，很快壮大了华人的实力。从奴隶劳动中解放的华人涌入哈瓦那，从事各种小商品和劳动行业。到20世纪初，货店、佣人、理发师、卷烟工人、园丁、鞋匠、洗衣工人、泥瓦匠、铁匠、木匠、饭店业主等等都有华人的身影，哈瓦那的华人总数达到10万以上，在杂货铺、洗衣店和生果店等行业更是占据一半以上的份额，华人商业集中的桑哈街一度成为整个美洲规模最大的唐人街之一。

截至20世纪中叶，古巴的华人资本尚有杂货店1667家、蔬菜店720家、洗衣店591家、餐厅281家，农庄20座，其它的企业如烟厂、药店、首饰店、影像馆、戏院、报社也都十分齐备。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打破了华人社团的平静生活。1953年26岁的卡斯特罗攻打蒙卡达兵营时，华人圈子没有意识到自身未来可能与这个小伙子息息相关。乃至1959年的元旦巴蒂斯塔逃离哈瓦那时，那里的华人仍然视之为一般意义的小骚动。毕竟，哈瓦那的华人经历过多次政权的更迭，从美国的军事占领到巴蒂斯塔的政变，骚乱的结果不过是换了高层来统治，对于小商业没什么实质性影响。甚至在卡斯特罗率军入城之日，华人总商会还依照惯例在报纸上刊文庆祝新政权的到来。革命政权最初的政策很能博得华人好感：土地和房租改革正好迎合了无地无产华人的“均田地，减租赋”的古老东方农民的理想。为了赢得新政权的青睐，华文报纸甚至提醒同胞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要因为祭祖烧纸钱这样的小事破坏了政府对华人的印象。

实际上，古巴革命后最先遭受损失的就是华人社区。革命伊始，古巴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市场的物价飞涨。1959年1月，商务部便出台规定：大米的配给和价格要有限定，且商店的利润不得高于百分之十二。古巴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或许并没有刻意针对华人，但在执行中打击范围最广的就当属华商了。随后，政府将利润限制扩大到了几乎所有日用品，规定了百分之二十的最高利润，市场份额很高的杂货铺变得无利可图。雪上加霜的是，卡斯特罗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将古巴的关税提高了50%之多，这使得从中国进货的小商铺几乎断了货源，一向小本经营的华商难以为继。由于市场失稳，古巴政府不得不持续调整物资定价，不时出现的调价谣言让华人商贩人人自危。单纯的价格管制也不足以缓解财政危机，收取中间税又成了应急之策，从1960年开始，名目繁多的杂税如溢利税、运输税、买卖税等进一步压缩了小商业的生存空间。

噩梦还没有就此终结，1961年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实行社会主义，引起了华人社区的两次震荡。第一次震荡是由于政治倾向，所在国家与母国站在了同样的意识形态阵营并没有让古巴华人兴奋，因为此地的华人社区中，亲国民党的人士为数不少。古巴侨界的重要人物蒋赐福就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而古巴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也一直延续到1960年9月。与台湾断交后，古巴的中国银行被接收，由此还引发了一场挤兑风波，更有谣言说卡斯特罗将会把华人社区中的反共人士引渡回大陆交给中国政府惩办，这无疑加剧了华人的恐慌，当地华文报纸也不得不频繁刊文稳定大家的情绪。尽管如此，还是有多达3000个华人家庭在革命后离开了古巴。他们的命途从此不得而知，而留下来的华人面对的却是更严峻的环境。既然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国有化的进程就难以避免了。

1961年开始，华人企业就逐步被收归国有，继商业之后，华人工业也落入困境。最先遭到厄运的是一家面线制造厂，1961年末这家工厂的机器、汽车、存货和未收款项都被收归国有。随后，古巴华人的烟厂和杂货店也都被纳入国有化的范畴，甚至哈瓦那的华人墓地也在1967年被收归国有，只是仍交由中华总商会管理。到了1968年，零星的国有化举措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消灭私有化运动。是年3月13日，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发表了面向全国的实况转播讲话，宣布革命的下一个目标是“向小贩宣战”。他先公布了一个针对街头小贩的调查报告，宣称绝大多数的小贩都是反社会、反道德的，他们要为古巴的经济困难和多数人生活物资的匮乏负责。小贩们不参加革命组织，不参加义务劳动，利用摊贩非法赢利、剥削人民，目无物资配给制，从黑□进货，他们还是提出移民美国的人最多的人群。虽然华人没有占据街头小贩的大多数，但是小生意的从业者却占据了古巴华人的很大比例，这番“革命攻势”使得近百年发展起来的私营华裔社区经济几乎不复存在。更有甚者，由于国内经济的颓势和对外关系的紧张，古巴在革命后不久就开始实行外汇统制。古巴在革命前的外汇储备主要来自于糖业出口、旅游和国外投资，革命之后由于与美国关系恶化，旅游业和国际投资都有所减少，国际糖价则持续走低，其外汇储备十分吃紧。古巴华人家属很多还居住在国内，依靠侨汇补给家用，但以1960年为例，古巴准许向国外汇款的数额仅为以往的三分之一，后期虽有放宽，但也是十年后才恢复革命前水准。据华文报纸统计，革命后古巴华人的平均收入下降了三四成，在这样的光景下，手有余款的华人还是难以将钱用出去。

由于汇款有限制，许多华人决心归国营生，但这也困难重重：一是汇款困难，手里的财产难以转移回国；二是一票难求，一位华侨在家书中提到，即便愿意支付高额的回程机票，也得排上两三年的队才轮得上。尽管如此，在古巴生计无着的华人还是经由苏联归国，也有许多偷渡到美国。据一位学者的统计，仅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县城，就有革命后从古巴迁来的华裔3000人。华人急于离开古巴一方面基于经济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时局艰难，很多人要想生存下去就得加入古巴籍，以谋求更好的工作机会。一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革命后两年的1961年，在古巴中华会馆登记过的9002人，此时加入古巴籍的有1955人。

留在古巴的华人要面临的不只是物资短缺，还有族群的困境。卡斯特罗的观念中，新的古巴公民是一群不分种族的“古巴人”，因而官方刻意淡化了种族的区分，消灭小生产者和私营经济使得旧有的贫富和社区界限已经模糊，1969年卡斯特罗又动员全民投入“一千万吨糖”的宏大目标中。他宣布取消1969年所有假日，将1969年和1970年的头七个月并在一起算作一年，让这一千万吨糖“将古巴变成巨人”。这类似于中国大跃进的举动无非是要让全民一致奔向一个乌托邦，由于全民投入，原本维系社区和族群的文化产业就不得不被搁置在一边了，到60年代末原本四家华文报纸只剩下光华报一家，而且这仅存的报纸在70年代还常常因为没有纸张和缺乏资金而暂停出版，维系华人社区的文化特性也就此渐渐消弭。

结语

由于没有新移民的输入和大量华人人口外流，到了80年代，在古巴只有大约300名在中国出生的第一代侨民，而随着与西班牙裔和非洲裔的通婚，新生代的华人的族群意识已经非常淡薄。如今走在哈瓦那的大街上，昔日的“中国城”只不过是小牌楼后面的近十家饭馆，而大家认可的华人文化也仅仅是过年过节舞狮子、耍龙灯，曾经繁华一时的华人社区在一场“革命”之后，消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