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作套种，是农作物栽培的一项种植方式体系，在黄河故道区域，这一农耕种植模式体系的产生与演变，起源于房前屋后的蔬菜种植，兴起于1960年代绿肥种植与改良土壤；峰期为1970年代的粮油、粮棉、粮棉绿的套种模式时代；低谷期是1980年代初以后。1990年代后，部分农户房前屋后的蔬菜种植中仍有少量运用，在庭院经济模式中，间作套种这一模式被广泛运用。

用栽培学术思维来解析间作套种这种模式特点，间作套种，是根据不同栽培农作物种群的生物学特性与生态环境间的时空差异进行组合，从而产生依时差分布与空间层级结合的栽培体系。在工业化产品化肥大量投入之前，为了促进人多地少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探索实践提高土地生产力的一种农业耕作组合机制，是特定的社会结构形态和生产关系条件下摸索产生的农耕文化形态及生产模式，其产生与变迁过程，是集体化生产单元体时代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时代需求，是农耕人勤劳与智慧的结晶。

一、粮、棉行间套作绿肥模式

1960年代中期起，在改良土壤的探索实践中，逐渐形成农作物与绿肥间作套种模式。方法是将冬绿肥提前套种在山芋、棉花等晚熟作物之间，竖年春，玉米采取大小行种植，把玉米套种在冬绿肥行间，春季，当冬绿肥草的产量最高时，翻窖入土作肥料。

1970年代中后期，间作套种模式运用进入高峰期。主要模式是在玉米收获前撒播田青，采用玉米田间作田青，玉米收后田青作绿肥。1975年两年三种两熟的麦～棉～绿，即：麦～豆、麦棉套种；同时产生了两年五熟制，即：麦子～山芋～绿肥～玉米（棉花）～麦子（绿肥、油菜）等多型的季节与农田空间利用的种植模式。

1981年，响水县的套作面积占作物总面积的36%，粮食和绿肥间作套种面积逐渐下降，其中肥力较低的田采取粮棉套种，粮棉共生期长达100天左右，棉花长势差，边行棉花晚发、生育期推迟、单株结桃减少25～30%，且桃小；棉麦套种红蜘蛛发生面积上升、发生程度增重，对粮棉套种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麦、豆混间作模式

20世纪60年至70年代初中期，陈家港一带，生产队采用麦田混种碗豆的混间作模式，社员的户有自留田也常有麦豆混作，为青黄不接时采青摘豆角食用。集体种植一般是大麦和碗豆大耕大撒同期播种，或因麦子出苗不齐后再在麦田锄子点播。麦子春季拔节期正与碗豆的起蔓期同步，麦子起到为碗豆枝蔓的作用，实现麦豆共生。麦豆共生模式一般对麦子生长影响较明显，麦子产量较纯作低；碗豆出苗需水量多于麦子，出苗难，不抗寒，冻害重、产量不稳。麦豆成熟常不同期，收获期难掌握；麦豆同时收获后上场晒打脱粒，风扬将麦豆分离。麦子作为社员的口粮分配或作公粮交给公社粮管所，碗豆一般做作粉条过年作为副食品分给社员作年货。

三、粮、棉套种模式

1970年代，产生了多重间作套种形式并存模式。1975年以粮棉间套面积约占棉田面积的30%，有的地方村级达50%以上，以麦套棉、棉玉夹种两种形式占主体，较为典型的是棉、玉套种。玉米和棉花套种的规格有二夹一、四夹一、六夹一等。响水县的外滩农业区，产生了麦棉、玉棉、玉芋间套种；里滩农业区产生了粮棉，粮油等间套种；海州圩里农业区实行过：麦棉、玉棉、玉芋、麦芋、玉米和大豆间套模式。1970年代后期，粮棉套种对粮棉双增产效应产生争议。一是在管理水平较差地区，棉麦套作不利于夏熟增产优势的发挥，也不利于用地与养地相结合。二是在低产区的下等田粮食套种棉花，长势差、粮棉共生期长达100天左右，从而导致边行棉花晚发、生育期推迟、结桃减少25～30%，且桃小。另外棉花新发生红蜘蛛虫害、认识不足、危害重。1970年代末，套种规模开始下降。1981年，套作面积占作物总面积的36%。1980年代后期，套种模式进入萎缩期而渐消失。

四、庭院果蔬模式

1970年代中期开始，农户自留地的庭院中和生产队集体果园中套种各种蔬菜，蔬菜与果树间作很普遍，果树种类有多种。到1990年代的庭院经济模式中果蔬间作模式仍有存在。

五、豆、玉间作模式

1980年代，开始采取多种形式的育苗移栽措施，推广移苗接绿、接油，随着化学肥料投入量上升，机械化普及、农业劳动力打工潮出现，间作套种逐步萎缩，套种模式向一年两熟纯作制度过度。

1993年后的数年间，响水县粮棉原种场麦茬播种秋豆，在秋豆播种后，立即点播玉米，玉米行距3-4米，实践豆、玉间作。玉米采用早熟、矮杆品种，玉米株距3～4寸，秋豆选择中晚熟品种。这种豆玉间作模式，只在人均土地面积较大、大豆种植区小面积短暂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