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至1997年6月，已是花甲之年的周道炯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上任之初，上证指数在600点左右，上海股市日成交量6亿元，离任时，沪指在1200点以上，日成交量100亿元。

他曾说：“1997年6月，我从证监会退下来。我一辈子都是搞财政金融，证券委、证监会这前前后后六年的时间，对我一生来讲是难忘的年月，资本市场在金融市场当中是最前端、风险最大的一个领域。”

△图片来源：深交所

从县办事员到银行行长

1933年12月，周道炯出生于安徽歙县里东乡晔岔村。“我在安徽生活工作50多年，其中17年在农村。”回首自己早年间的经历，周道炯认为在安徽的经历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1946年，周道炯读初中时，因患血吸虫病辍学在家。治病期间，他一方面帮助父亲干些杂活，另一方面坚持学习。在治病这段时间，他几乎阅读了当时村里能找到的所有书籍。

虽然学历不高，中学没毕业，但周道炯自学能力较强，很多知识全是在工作岗位上自学的。在周道炯15岁的时候，周道炯所在的村子成立了农会，他担任农会交通班的班长，为游击队送信。这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发端。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周道炯在歙县民主政府财政科工作。由于工作表现出色，1951年9月被调到徽州专署财政科从事审计工作。1956年，又被调入安徽省财政厅工作。他先在《安徽财政》内部刊物担任编辑、副主编，并参与厅领导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后来，周道炯历任安徽省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副厅长、厅长，直至省政府秘书长。这位曾经的交通队员，逐步成长为一名十分成熟的财政干部。在安徽省财政岗位上，周道炯整整工作了33年。1984年底，51岁的周道炯被调到北京，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此后的10年间，他见证了中国建设银行的诞生、起落和发展的所有历程。

证券委员会成立，与资本市场结缘

1992年9月中旬的一天，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周道炯突然接到中央组织部武连元副部长的转告：中央决定由你去筹建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并任常务副主任，同时嘱他三天后正式给予答复。更加出乎预料的是，第二天，在时任副总理朱镕基的办公室，周道炯看到了一份经国务院领导圈阅同意的报告，这是一份鉴于深圳“8·10”事件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和证监会、以及新设部门人事任命的文件。正是这份文件使周道炯与证券市场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1992年10月至1993年6月，短短半年多时间里，他主要抓了机构组建、宏观管理框架制定、法规起草等工作。1993年5月至1995年3月期间，受国务院委任，周道炯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组建长期开发信用银行上，就是后来的国家开发银行。至此，他与证券岗位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宣告结束。

临危受命，花甲之年紧急上任

1995年3月中旬。已离开证券市场近两年、时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的周道炯，突然接到国务院通知，被告知要他去证监会当主席，接替到龄的刘鸿儒。

熟悉证券和期货市场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正处关键时刻——1995年2月下旬，震惊中外的“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受其负面影响，股市极度低迷，投资者信心低落，上证综指一度跌到390点。

深交所和证券时报共同整理的周道炯口述中提到：1995年2月23日，“327事件”爆发，这个事件当时影响很大，涉及到上百万人。当时我正在组建国家开发银行，中央领导打电话给我，让我当证监会主席，我说我都62岁了，都要退了，还要当？他说不行，你现在还是证券委常务副主任。要我到证监会，我都62岁了，我讲笑话说是命里注定的，要经历这些东西。

此后，时年62岁的周道炯在1995年3月31日紧急上任。

他任职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到1997年就退下来了，是历任证监会主席中时间最短的一位。但是，就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他遭遇了许多令人难忘的重大事件，面临巨大挑战。1995年3月，3·27国债期货出现重大违规，这是周道炯上任后的第一道难题。5月18日，周道炯关闭国债期货交易，并通过协议平仓的办法使该事件得到了妥善解决。随后，他又经历了长虹转配红股上市事件、琼民源事件、股市爆炒带来的“十二道金牌”等事件。

△图片来源：证券时报

1997年，当我国经济成功软着陆的时候，时年64岁的周道炯卸任，他在离任时，戏称自己“实现了安全着陆”。

“1997年6月，在我与周正庆同志的交接会上，我曾戏称在火山口上坐了两年多，现在非常庆幸，安全着陆了。该由你来坐和起飞了，相信你一定会比我飞得更好更安全。又过了不到三年，听说周正庆与周小川的交接会上也重复了这句话。”

潇湘晨报综合证券时报、深交所、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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