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条山中很多老人直到现在还能记得当年杨虎城的部队和他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他们说每到收获和播种季节，这些士兵就来帮助他们干农活，把收割的麦子背到打麦场，碾净晒干，给他们装进粮仓里。
干了这么多的活路，却从来不吃他们一顿饭。这些士兵们对老百姓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到有活就帮忙干，挑水扫院，劈柴下地，老百姓的所有活路几乎都被他们承包了。
逢年过节，这些士兵们就买些肉和酒，然后请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去吃饭。老人们和那些军长师长们坐在一张桌子上，没有一点拘谨和生疏。军官们还上门给家家户户拜年，给村子里的孩子发压岁钱。
芮城县陌南镇道东村的人们现在还能记得当年驻扎在村庄的赵连副。赵连副有一匹高头大马，宝贝得不得了，谁都不认，只认赵连副。
这匹马确实漂亮，浑身红毛，没有一根杂毛。村庄里有人娶媳妇，想借这匹马，犹豫了半天，终于鼓足勇气找赵连副，没想到赵连副一口答应了。
娶媳妇那天，因为这匹马性子倔，不认别人，赵连副就牵着战马，战马上骑着新郎官，新郎官戴着红花，一路神气活现地走过来。
村中很多人当年都是这样娶媳妇的。时隔几十年后，村中的老人们提起这件事情还感慨万千：“自古到今，有谁娶媳妇的时候，是军官给你牵马？我就是这样的。”
1940年10月，第四集团军突然接到命令，移防至黄河南岸的洛阳以东，守备偃师、巩县、肥水、荥阳、广武百余里防线。
中条山防务移交给胡宗南部队和友军约17万人接替。
据很多资料记载，将第四集团军调离中条山的原因是，蒋介石看到这支军队和共产党走得很近，担心会赤化。
第四集团军离开中条山的时候，村村悲恸，哭声一片，大家难分难舍。很多老人告诉我说，没有人组织，大家都是自发地送别军队，一直送到了几十里外。
第四集团军在中条山坚守了将近三年，有21000人牺牲在了这里。而与第四集团军交战的日军第十七师团，代价更为惨重，仅仅补充兵力，就达到十九次之多。
也就是说，第四集团军将第十七师团打残了十九次。
从六六血战后的1939年夏季，到1941年春季，这时期的中条山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气氛，日军11次进攻都被中国军队击败，中国军队还主动出击，歼灭日军。
在中条山以北，八路军力量逐渐壮大，组织了百团大战，对日军的运输线构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很多人都认为日军不可能会对中条山构成威胁，认为中条山坚如磐石。
当年的很多大学毕业生，都将到中条山工作作为首选。
危机却已经在潜滋暗长。
1940年底，鉴于对华战争已经开始了三年半，远远超过了战争初期狂妄叫嚣的“三个月灭亡中国”，日本政府作出了“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要求“在 1941年秋季以前，改变预定计划，不放松对华压迫，准备在夏秋之际，进行最后的积极作战，力图解决中国事变。”
这一段时间，日本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淖之中，难以自拔，当初以为只要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中国就会投降，结果中国没有投降；
日本又以为只要占领了中国的东南沿海工业城市，缺少了战略物资的中国就会投降，中国还是没有投降；
日本还以为只要在正面战场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中国就会投降，结果中国依然没有投降。
日军掉入了中国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就像大犍牛掉进了水井中一样，再大的力气也使不出来。
战争的发展趋势是，日军越打下去，情况越糟，他们的战略物资越缺乏，他们的士兵越打越少，中国的士兵越打越多，他们无法与中国打赢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他们耗不起。
中条山已经打了将近三年，日军还是无法逾越中条山；不能逾越中条山，就不能渡过黄河；不能渡过黄河，就不能进入西北；不能进入西北，西北的兵力就会源源不断地运往中条山。
日军终于等不及了，决定孤注一掷地解决中条山问题。
日军认为“由于山西省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军，南面黄河南岸有中央军第一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河南、山东两省的治安也不稳定……主要占领区域的治安现状，其安定程度的顺序是三角地带、武汉地区，以华北最差”。
为了免除后顾之忧，1940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和参谋总长杉山元提出了“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
直到这时候，日本人才意识到了中国的游击战已经成为一种战略，意识到了即使占领了中国所有的大城市，中国还是中国人的；即使占领了中国所有的土地，中国也依然是中国人的。
中国人依靠着劣等的装备和机动灵活的战术，照样让他们昼夜不安，鸡犬不宁。
中国的抗战国策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成大胜，日本人占领中国再多的土地，也无法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1年1月30日，日军大本营提出了作战方针：“1941年度的作战，根据当前任务，大致确定现在的占领区，尤其是夏秋季发挥综合战力，对敌施加重大压力。特别期待在华北消灭山西南部中央军之一部。”
山西南部，就是中条山，日军将目标对准了中条山。而中条山，则是中国军队在黄河北岸唯一的一块根据地。
1941年春天，日军开始秘密向中条山集结，决心一劳永逸地割断中条山这根“盲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