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相关资料的说法，王阳明晚年只以“致良知”立教，即将其早年经常讲学的“格物致知、戒慎恐惧、集义、必有事焉、存天理去人欲、知行合一”等等，统统都被归入到“致良知”之中。甚至声称——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那么，王阳明为什么如此注重“致良知”呢？

其实王阳明之所以如此注重“致良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致良知，其实正是儒家之学的真正要义。

何以见得？

我们继续看《传 习录》中的原文，即：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末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着实致真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