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继承并发扬了古代的有效治军手段，比如论功行赏和正向激励，并吸收了苏联的军衔制度。1955年9月进行了大规模的军衔评选，产生了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155位中将、798位少将，另外还有1266位开国大校。总体来看，这次首次评选在公正性、全面性和代表性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但是，由于参评人数众多，历史情况复杂，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些争议。例如，有传闻称许世友、刘亚楼争夺大将军衔，王近山争取上将军衔，还有钟伟、段苏权和贺晋年被授予较低军衔的争议。在1266名开国大校中，有5位正军级干部：张力雄、尹先炳、梁金华、萧锋和刘瑄。根据正军级干部的评级标准，他们至少应该被授予开国少将或中将军衔，那么为何他们只被授予大校军衔呢？实际上，这5位正军级开国大校的个人情况各有不同。以开国大校张力雄为例。首先，张力雄之所以被授予大校军衔，与其历史经历有关。

张力雄于1913年11月出生于福建上杭，如今年届109岁。他已是老红军、老八路和老解放军，入党时间已长达91年，参加红军时间也已有90年。可以说，他是我军的“活化石”。然而，从他不同时期的职责来看，张力雄一直担任政治工作岗位。在红军时期，他曾任红五军团13师连指导员，后调到红34师机枪连任指导员，1934年2月升任100团政委，作为红34师代表参加了瑞金会议，还受到主席的勉励。两个月后，张力雄调回红13师，而团政委职务则由侯中辉接任。湘江之战中，红34师全军覆没，仅韩伟等少数人幸存。在西征河西走廊期间，张力雄担任红5军45团政委，在高台战斗中身负重伤，幸亏得到老乡的庇护，后来靠打短工和乞讨，与红5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辗转躲避1年之久，才得以回到延安。张力雄在抗战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太行7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时期则是二野特纵政治部主任。

在获得军衔之前，他的职务是13军政委，按照一般情况应该被授予少将军衔，但由于西路军逃亡一年，缺乏证人，因此最终只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张力雄获得晋升，而尹先炳却因个人问题备受争议。尹先炳，汉川人，曾在红军时期担任红2军团的团参谋长。抗战时，他先后担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参谋长、团长，以及129师新11旅旅长、太行1分区司令员，与著名的秦基伟并肩作战。解放后，尹先炳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1纵副司令、16军军长，以及贵州军区副司令员，率先清除了大西南地区的匪患。在抗美援朝战争末期，我军首个合成军16军的表现令美军大感震惊，加速了谈判进程。然而，尹先炳因个人问题自毁前程，最终被降为大校。尹先炳与战友合影，而张力雄、梁金华、萧锋和刘瑄在1961年都获得了少将军衔，唯独尹先炳遗憾失之交臂。

作为我军五大野战军首任军长，一野9个军中有1大将、3上将、2中将；二野11个军（包括19军、58军）除尹先炳外，其余全部晋升为中将；三野16个军中有10位中将、3位少将；四野18个军中有7位上将、5位中将、3位少将。作为二野主力16军和我军首个合成军的军长，尹先炳成为了反面典型。梁金华，湖南汨罗人，1927年加入革命，年仅14岁。红军时期，他曾担任独2师特务连连长、红18师54团副营长、湘鄂赣军区司令部特务营营长，以及特务大队大队长。长征后，梁金华留守苏区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新四军7师57团团长、皖南军分区司令员。解放后，梁金华担任三野8兵团24军副军长，成为继王必成、皮定均、张震之后的第4任军长。然而，梁金华担任24军军长时已是在抗美援朝结束后，而按照副军级的授衔标准，晋升为少将或大校都是正常的。梁金华被授予大校军衔有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是因为他在三八线上对待俘虏时态度激烈，难辞其咎；另一种说法是他在晋升之前与结发妻子离婚，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由于工作和家庭原因，梁金华被授予大校军衔而非更高的军衔。然而，六年后，他升任少将。至于萧锋，他的身世令人唏嘘。出生于江西泰和的他，1928年年仅12岁便加入红军。在红军期间，他的最高职务是团政委；抗战期间，他担任八路军115师骑兵团政委、晋察冀一分区副参谋长；解放后，他成为三野28军副军长、代军长。在获得军衔之前，他还担任过第三坦克学校的校长。然而，由于金门战役的失利，萧锋一直未能摆脱“代”字头衔的阴影，因此他只被授予准军级干部的军衔。这也是1952年评级时，萧锋被授予大校军衔而非其他更高军衔的原因之一。类似的情况还有抗美援朝战争中因战败而被授予上校军衔的郑其贵。然而，失败乃兵家常事，所以1961年，萧锋终于升任少将。两年后，郑其贵也被晋升为大校。

考虑到郑其贵长期担任政工干部，他和萧锋之间的军衔差距也就显得合情合理。至于“三八式干部”刘瑄，他之所以未能获得更高军衔，是因为他的革命资历不够。与张力雄、尹先炳、梁金华和萧锋不同，刘瑄属于“三八式干部”，即在土地革命时期之前没有参加革命，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加入革命的干部。因为普遍认为“红军不下校，抗日不上将”，所以那些在全面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一般不会被授予将军军衔。刘瑄来自山东邹平，于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毕业于陕北安吴青训班，被分配到太行军区从事政工工作。抗战期间，他担任129师新11旅31团政委。解放后，他成为二野11军31师政治部主任。在抗美援朝时期，他担任志愿军12军31师政委。虽然刘瑄在大授衔前是60军政委，但由于1952年被定级为正师，因此他被授予大校军衔是符合规定的。

与刘瑄相似的“三八式”开国将领还包括1937年加入革命的燕赵猛将王猛，以及1938年参加革命的齐鲁智将刘振华。然而，刘瑄在1961年晋升为少将，而王猛和刘振华则是在1964年才晋升为少将。王猛和刘振华这两位“三八式”开国将领更加杰出，王猛曾担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而刘振华先后担任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由此可见，军衔晋升只是对过去革命历程的阶段性总结，而并非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