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啸天

看完《河边的错误》,很多观众是懵逼的,这到底讲了啥?

去问导演魏书钧,他说将答案交给观众。

其实这是很狡诈很无耻的外交辞令。如果一个导演都不清楚自己拍的什么,那么投资人可以用大嘴巴去抽他了。你自掏腰包拍无意识拍先锋拍试验,随你便,但你拿了别人的钱还胡作非为就是做人不地道了。

小说原著余华也说:“河边的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我也不知道。我们不要代表观众,观众的接受度要比我们作家和导演宽广。大家去看一下,然后告诉我你们的感受。”

近些年余华总是在镜头面前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你也拿他没有办法。不过,余华对于《河边的错误》这部电影,他又说:“我很喜欢电影里小说所没有的内容,这部电影是在还原当时的一种生活方式。”

言下之意,片中案件的真相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影片之外的时代气息。

这句话,说的好装逼。但其实也好懂,因为在2023年我们还拥有一部《漫长的季节》。

在观看《漫长的季节》时,很多朋友都说,这剧看着看着就入局了,至于真凶是谁,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剧里传导出来的浓浓的伤感的味道。

是的,《漫长的季节》确实做到了真凶是谁到了最后已经不再重要,即便知道是了谁,对她也不再痛恨,而是充满了同情,觉得整个案件的发生,实际上是时代的错误,深处其中的小人物即便是杀人犯,也是时代的受害者。

那个时代怎么了?

那是一个让人心疼的时代。是一个东北人遍地下岗的时代,是很多东北人被时代抛弃的时代。

曾经,东北是共和国之子,农业有北大仓,工业之都有长春与沈阳,资源有大庆油田与鞍山煤矿,太多的荣耀与骄傲深深烙在了东北人的骨子里。但是,改革开放之下,计划体制下的国有厂突然就与市场不再兼容,时代在加速,大半个中国都在改开之后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但是东北却不。也不是没有发展,而是发展的脚步与其他地方比起来慢了下来,而不进则退,发展慢即是落后。

落后就要挨打。时代的鞭子甩了下来,疼在身上的,则是国营厂的职工们。于是,下岗潮蜂拥而来。

现在,说下岗好像是很简单的事。但是,在那个时候,背后是多少泪与痛的相伴,太多的伤痛与悲伤,就成了挥之不去的时代创伤。

太多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发生。太多的故事,留在一些人的心中,挥之不去。

东北的秋天,是短暂的。前天还在穿短袖,后天可能就得穿上羽绒服了。

可是,那些令人悲伤的故事,一旦发生,就再也无法抹去。如果它发生在了秋天,那么这个秋天就会变得无比漫长。

所以,《漫长的季节》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整个故事,始终都发生在东北的秋天,没有暴雨如注,也没有大雪纷飞,就是在穿薄衣服的秋天。但是,因为那些悲伤的故事,使得那个秋天变得无比漫长。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秋字加上一个心,就是愁,所以秋天总是与感伤与悲悯相依相偎。漫长的季节,就是漫长的秋天,也是漫长的下岗季的再现。

所以说,《漫长的季节》里的案件真相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本剧精准地还原了东北下岗季里留下的悲伤。

看过《漫长的季节》的人,都心有戚戚焉。

那么,《河边的错误》也说案件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还原了时代的气息,还原了当时的生活方式。

真的是这样吗?

余华写作小说《河边的错误》,是1987年。

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份。

因为那是一个无比躁动的年份。或者说是一个无比躁动的时代,也是一个众生喧哗的时代。

余华在写作《河边的错误》时,他不知道在两年后会有一个名叫海子的诗人会卧轨,他也不知道三年后会有一个叫高行健的戏剧家写了一本小说叫《灵山》,他也不知道四年之后会有一个叫史铁生的作家会写作一篇宏文叫《我与地坛》。余华更不知道,两年后中国发生一场巨大的动乱,国家为之一动。

余华在写作《河边的错误》时,正在鲁迅文学院里就读,这其实是他的一篇习作。

作为习作,余华故意用先锋的笔触去挑逗小说的传统叙事,尤其是传统侦探小说的理路。

也就是说,余华在用一种反小说的形式来写小说。所以,《河边的错误》里没有故意真相,因为那是传统侦探小说才有的结局,余华不屑于,甚至他在反讽,在故意嘲弄。

甚至,整个小说他都在反讽都在嘲弄。所以,小说里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玩世不恭的,故事里的人物所说的话,都是在故意挑衅,几乎每个人都不正常。唯一正常的是小说的主人公马哲,只有他在兢兢业业地办案,规规矩矩地做事。可是当所有人都不正常时,最终的马哲疯了。他被时代逼疯了。

是的,原著里的真相并不重要,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躁动的,都是不正常的,即便正常也会发疯。

那是1987年,那个年份正在酝酿着一股巨大的风浪,只是身在其中的人尚且不知道罢了。

所以,看真正看懂《河边的错误》,必须要抽离小说,去超越时代再去看小说里的人物,以及看明白余华为什么那样写。

真正看懂时代的人,是海子,于是他去了山海关,卧轨而死。

真正以反小说的形式去写小说的人,是高行健,《灵山》就是典型的以反小说的形式去写作的。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主人公却没有名字,故事里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情节,从第一章读完随便跳一章去读,然后再返回来继续读,都不会影响情节的发展,因为压根就没有情节。甚至,“灵山”都不存在,只有心灵之山,而不存在实体的灵山。小说讲的是对现实的躲避,躲开都市的繁华去寻求一种心灵的寄托,找啊找,不停地找。整个小说就是这种找寻的过程,实际上是躲避现实的过程。

高行健在对现实的反讽与嘲弄上,比余华走得更远,小说技巧也更高操,最终因为《灵山》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算物有所值了。

而对现实的拥抱,触及心灵之深的,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大半部作品里,史铁生都在写他对现实的躲避,只想在地铁的角落里静一静自己。可是,躲来躲去,都躲不开他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母亲,用她最诚挚的心,代表了整个世界对于史铁生的爱,终于让他迷途知返。所以,对于世界的认知上,走得开又收得回,史铁生是比余华、高行健走得更远,更深入心灵的那一位作家。

以上几部作品如果要比,《河边的错误》无疑是最差的,余华的段位也是最低的。那对时代的嘲弄也是最低级的,最浮于表面的。(当然,《活着》与《学三观卖血记》的余华是牛逼的。早期的余华并不如此。)

那么,魏书钧改编的《河边的错误》又怎么样呢?

首先,魏书钧将故事发生的时间从1987年改编为了1995年。魏书钧说,他觉得1987年与1995年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他更熟悉1995年,所以他就改了。

作为导演,你想改到哪一年都行,但是你说1987年与1995年大差不差,那就差远了。

1898,戊戌变法。1901,清末新政。时间相差只有3年,放到历史的长河中,3年之差,似乎不足为道。但实际上,三年前的戊戌变法可以,三年后的清末新政,已经覆水难收了。

时间,有时候是不能改的。

1987年与1995年之间,隔了1989与1992年,这是两个改变了中国的年份,尤其是1992年,改革开放正式举行,转眼间就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了。

1995年的中国与1987年的中国,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躁动,1987年的躁动是不知今夕是何年的躁动,1995年的躁动是被金钱驱使下的利益推动,整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余华说,《河边的错误》还原了当时的生活状态。那么,还原的哪种状态呢?

电影版《河边的错误》改编的优点,在于对原著中的配角,给予了合理化的身份。幺四婆婆是一个饱受家暴与性虐的变态老太太,王宏是一个备受压抑的出轨诗人,许亮是一个一直小心翼翼掩藏自己身份的异装癖,首先发现尸体的小男孩是一个自大又一直被人忽视的小家伙。这些人,都是典型的社会边缘人物,只有主角马哲是正常人,可是他在与这些扭曲的人物打交道的过程中,自己的性格不知不觉发生了扭曲,终于疯了。

1987年里的这些人,每一个都是抽时代耳光的人,每死去一个,都是在抽时代的一击耳光。但是1995年里这些人,都是时代急剧变化中的被抛弃者,他们真正的悲剧不是死亡,而是活下去。《漫长的季节》里的范伟、陈明昊、秦昊才是典型,《立春》里的蒋雯丽、焦刚、李光洁也是,《万箭穿心》里的颜丙燕也是。《河边的错误》里的角色,却不是,他们死的不明不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

说到陈明昊,他在《漫长的季节》里饰演的马队,才是真正属于时代的马队。在阅读小说《河边的错误》的时代,我的脑海里就在想这个马哲马队,该是陈明昊的马队那个样子吗?他的脸上应该也写满了时代的沧桑吧。但电影版《河边的错误》里使用的马队是朱一龙。

不是说朱一龙演得不好。朱一龙已经竭尽全力地去接近一个无比纠结状态下的马队了,但是朱一龙无论怎么样,都无法摆脱写在之脸上的稚嫩感来。无论他的眉头皱得有多紧,都是时代让他皱起来的,而是他自己为了判案自我加压才皱起来的。

朱一龙说他努力去还原的原型其实是余华,他根据摄影师肖全拍摄的“时代的肖像”里的余华的照片去寻找感觉,然后努力去还原历史上的余华那种时代特有的精神,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找角色的面貌。

魏书钧说他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要用朱一龙。好吧,导演你是不是对原著《河边的错误》有什么误解?

或者说,出生于1991年的魏书钧毕竟不是出生于1981年的辛爽,他们对于时代的理解真的很不一样。辛爽能够在《漫长的季节》里做到的,魏书钧在《河边的错误》里并不能做到。

说到底,魏书钧并没有还原出那个时代生活的样子。起码,《河边的错误》距离《漫长的季节》有很长的距离。辛爽并没有苛意去凸显时代,他只是在讲述故事里的案子,但是观众在案子之外,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河边的错误》明显在案子之外苛意去拗造型,苛意在留下时代的印迹,苛意去淡化案子,但是意图越是明显,观众反而越是反感。反而不如《漫长的季节》那样一切都在不经意间发生了。

甚至,连马哲究竟是如何被逼疯的,影片的展现就不够。原著里的马哲,是觉得除了幺四婆婆之外后继死的几位,都与自己的探案有关,如果他不去查案,不去搅动当地人生活的样子,那么或许后面的几位人物就不会死。因为他的查案,让那些人暴露在了大众视野之下,他们的死实际上是自己害的,这种压力的逼迫,让他最终疯了。

“河边的错误”,这种错就错在这里。

电影版《河边的错误》对于马哲的心理状态的挖掘,在展现上是不够的。他的压力并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影片里的马哲,呈现的是探案的执着,连局长都不让他查了,他自己还深究不已,一直要查下去。他没有意识到这种查,是一种害人并害己的行为。这就使得他的梦境与疯癫,来得有些无厘头,有些莫名其妙。

片中对配角的改编是一大亮点,但是这些配角偏偏非要用原著里的话来作为台词,又显得非常愣,那些原著里玩世不恭的词句其实与他们的形象并不符合。

当然,在技术层面,《河边的错误》已经做得非常好,用16mm胶片去拍摄,努力去还原的服化道,都很有1990年代的味道,在有形的物与表面的型上,《河边的错误》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在精神内核上,魏书钧做的还远远不够。他没有还原出自己想要还原的时代内涵出来,这才是真正悲剧的地方。

就像余华在写作《河边的错误》时并不知道那个时代真正的内核是什么,因此表面化潦草化地去处理人物与情节。魏书钧在执导《河边的错误》也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还原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所以,将作品交给观众,看看观众怎么说,其实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说辞。如果你的作品,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你凭什么让观众来替你圆上你没有说透的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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