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十月围城》是一部富有戏剧性的历史片，它以高度艺术化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孙中山先生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时光。电影虽属虚构，却透露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深度探讨，引领观众在现实与虚幻间游走，思考历史、个体与集体的真谛。

真实与虚构的交织

影片中，孙中山于1905年10月赴香港，历史上有其行踪记录，但关于他在香港的遇刺经历却无实据支持。该部分被电影艺术化地虚构，以便更好地构建剧情。在这场“十月围城”的设定中，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虚构的剧情交织，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

革命人物的形象塑造

电影通过对真实历史人物，如杨衢云、陈少白和李玉堂的形象塑造，深刻地展现了他们的革命信仰、人性情感和社会责任。例如，影片开场时，杨衢云被清廷刺客枪杀，当时的杨衢云，担任的是香港兴中会的会长。而杨衢云被刺是真实发生的，据史料记载，杨衢云，1861年生于广东东莞，1890年创立了辅仁文社，并且是香港兴中会的首任会长。1901年1月10日，杨衢云在其私塾内被清廷派出的刺客陈林开枪刺杀。

影片第二位人物陈少白作为革命的喉舌，《中国日报》的创办人，他为革命理念而奋斗，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真实历史上陈少白同样是《中国日报》的创办人，文艺革命的先锋，更难能可贵的是在革命胜利后，陈少白不愿做官，投身实业，并一直资助着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再有一个就是剧中的香港富商李玉堂，一位有良知、有正义感的商人，他资助革命报纸，站出来召集各行义士为孙中山保驾护航。在真实历史上，李玉堂的原型为李煜堂，是广东的实业家、香港富商、广东实业集团董事。1902年，其先后创立多家保险公司，集资并多次资助《中国日报》渡过难关。李煜堂确实有个儿子，生于1882年，于1900年赴日本留学。1903年，在孙中山所创办的革命军事学校学习，1904年加入同盟会。剧中给孙中山当替身的情节是影片虚构的。

个体与集体的冲突与融合

影片深入探讨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在追求各自理念的过程中，人物之间出现了冲突和矛盾，但最终都走向了共同的目标。虽然人物们的信仰和追求各异，有些甚至并未真正理解“革命”的含义，但他们最终都为了共同的理念而团结一致。而影片最吸引观众的其实就是剩下的人，最成功的也是对这些人的塑造。

深度思考与观念引导

笔者深信信仰与理念的力量是无穷的，它们有时甚至能驱使人付出生命之重价。然而，单凭一场战斗、一部著作或一次亲历的事件，是否足以催生出一颗对信仰坚定不移、对理念无比忠实的心呢？我对此持保留意见。然而，这并不会妨碍人们做出正义的选择，因为即便是在千差万别的信仰和理想中，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追求，每个人心中都住着需要保护和珍爱的东西：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还是信守的承诺。正是这些看似复杂却又清晰的情感和理由，构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长城。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十月围城》这部电影虽未明言其历史叙述性质，却仍能触发观众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度思考。

我们大多数人或许没有太过崇高的理念，而更多的是随着时代的潮流，在巨大的波涛中荡漾出一朵朵无序却灿烂的浪花。其中，只有极少数浪花得以跃至浪尖，洞察时代的前行方向。而每一滴看似微不足道、方向未明的水滴，聚合之后却成就了汹涌澎湃的江河，不论是否觉醒，终成历史的编织者。

《十月围城》并非仅仅为了再现历史，而是要通过深度思考和观念引导，使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历史、人性和社会。影片中虚构的部分如同一个哲学难题，使观众反思历史、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以及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对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艺术处理和虚构创意，提出了关于历史、个体和集体的深刻问题。所以它并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和一场深度的思考。电影引发的思考不仅停留在大银幕上，更应该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成为我们理解历史、洞察人性和把握未来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