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殿试之后,考生按照不同的名次被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显然,同一科进士根据成绩不同,被分为三个档次。
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自不必说,他们的待遇要远远高于二三甲进士,传胪之后即可授予修撰、编修。二、三甲进士则无此特权,需参加朝考后才能决定各自的出路。
二甲、三甲名次又或是说殿试成绩,对于一个刚刚拿到入仕资格证的新科进士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么,清代的殿试是以什么标准来划分二三甲的?二三甲进士在授职方面又有哪些区别呢?
有清一代共开112科,录取了26849个进士。这些进士中,名列三甲的占了大多数。
清代的科举制度是基本沿袭明制的,殿试是没有淘汰率的,主要的目的是重新排定名次,即按照成绩定一二三甲。
但问题是,官方的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殿试的具体评判标准,也就是说制度上没有规定二甲和三甲进士的录取比例,所有的迹象表面,每次殿试二三甲进士的具体名额都是随机产生的。
随即排定名次不代表没有衡量标准,总的来说是由考生的策论决定的,而且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二甲进士的数量一定要比三甲进士少。
御史仔细查阅了清代112科进士的录取情况,发现每一科二甲、三甲的录取比例都不同。基本上顺治、康熙两朝二甲进士与三甲进士的比例为一比四;雍正、乾隆两朝大致为一比三;嘉庆朝以后,二三甲进士的录取比例增长较快,多的时候是接近一比一。
尽管朝廷没有规定二三甲进士的录取比例,但大致可以认为,考生是取二甲还是三甲,其主要依据还是策论的成绩。
对于读书人来说,科举考试不仅要有过硬的学问,有时还得靠运气。这与现在的高考是一样的,如果学生在考试前押对了题,那么拿得分数自然就高。
会试是充满未知的,考生在考试前都会认真学习历届会试的考题,很多有门路的考生还会在京师四处钻营,从朝官那里获得主考官的相关信息和行文风格。
这样一来,就会出现有的自身水平过硬的考生,因没有押对题或是没有走门路,而导致会试成绩不理想;而那些学问一般的考生,因运气的缘故得了便宜。
殿试因为是皇帝亲自出题,事先没有人知道考题,在这种情况下拼的就是真才实学了。所以很多在会试中没有发挥好、没有取得好名次的考生,完全可以借着殿试这一关翻身。
殿试之前,朝廷没有规定二三甲的具体人数,为的就是重新考核考生。如果当科殿试的考生质量很高,那么录取的二甲进士人数也就相对要多,反之则少。说白了二甲进士到底录取多少,主要取决于生源质量。
问题是,每个考生的心理素质是不一样的,殿试中难免因紧张而取得不好的名次。所以在殿试之后,还会举行一次朝考,最后确定庶吉士的人选。
就拿曾国藩为例,他本人基础很扎实,但是在殿试中发挥得不理想,后来在朝考中扳回一局,顺利进入翰林院庶常馆。
嘉庆以后,朝廷似乎要做老好人,有意提升了二甲进士的录取比例,但凡是不跑题且书法过得去的考生,都能顺利进入二甲。
朝考成绩发布之后,新科进士的仕途前程基本就确定了,没能选为庶吉士的进士们,就要正式被归入“进士班”,等候吏部的月选。
清初时期,二三甲进士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授予实职,且起始职务也都很高,外官最低的知县,高的能混个知府,大多是知州。
康熙朝开始,进士选官的难度增大,且对明文规定二甲进士比三甲进士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权。
二甲进士名次靠前,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会留京任职,主要是主事。如果外放,二甲进士是推官(知府佐贰正六品,后来废除),三甲进士是知县。品级上明显占优。
雍正时期,出台了一个二甲一名榜下即用的新规定,二甲一名即传胪,总成绩的第四名。榜下即用是指不用走吏部月选的程序,皇帝直接就下旨授予具体官职,好一点的是南书房行走,大部分是实职六部主事。
二甲名次靠前者,以试用主事在六部行走,试用期后本部堂官认可即可实授;二甲名次靠后者与三甲进士一样,留京任职的机会不大,多为外放知县。
嘉庆时期,政策又变了,不管是二甲还是三甲,也不论名次靠前还是靠后,都一视同仁,主要根据吏部的铨选来定具体的官缺,这显然具有进步的一面,保证了同一科进士授职的公平性。
虽然嘉庆之后二三甲进士名义上是公平竞争的,但吏部在执行的过程中多少还是走样了,在月选的过程中,吏部由于无法确定新科进士们的实际才能,只能通过名次来决定。
比方说吏部的官缺只有50个,那么就会从排名前50的进士中去选。吏部的这种做法也能理解,皇帝一般也不会加以干涉。
清代官场上对科甲出身尤其看重,同样是进士非得分出个三六九等,翰林鄙视二甲,二甲鄙视三甲,三甲鄙视举人。所以同为进士,三甲进士因为多了一个“同”字,让他们的虚荣心大受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