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扶持盟友韩国,悍然派兵登陆仁川,逆转战局,一度将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北边境。

美军的肆无忌惮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抗议,为了保卫国土、抗击美军,中国志愿军于10月渡过鸭绿江,支援朝鲜,与美军展开作战。

在经历了艰难的两个月后,长津湖战役打响。

当时长津湖地区气温在零下30-40℃,在兵力不足、冻伤较多的条件下,志愿军第九团三个军同美国第十军展开直接较量,创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全歼美国一整个团的记录,迫使美国王牌部队经历了有史以来“路线最长的退却”。

但哪怕是在这一场战争中,依旧有不和谐的声音:在长津湖之战打响后,有朝鲜人民军说:“志愿军司令部里有日本人。”

而这是怎么一回事?

成为中国军人的日本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势同水火,侵华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我国上下全体军民所痛恨。

1945年,日本战败,大量日本士兵返回日本。

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华时间长达14年,在这段时间里,来到中国的不仅有日本侵略军,还有大量日本人。

从日俄战争打响的那一刻开始,日本便派遣了大量农民移民到我国东北地区,其目的便是侵略,通过文化入侵、人口入侵,使东北地区变相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在顶峰时期,大概有32万日本农民存活在我国东北地区。

除却移民侵略措施外,日本人还组建了一支“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向中国东北移民了大批未成年人,满口仁义道德,说是要帮助推动东北地区的开拓进程,实则是变相的移民侵略措施。

据日本厚生省调查,日本战败时,在中国的日本士兵、职工以及其他人员多达358万人。

尽管在这358万人中,大部分随着日本战败回国,但还剩下几万人滞留在中国,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

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结构比例复杂,比如,有移民侵略时期跟随父母进入中国的砂原惠,有出身“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的大巾博幸,有被日本军国主义抛弃的兵头义清……

在被滞留在中国的这段时间里,这些日本人穷困潦倒,不少人通过讨饭维持生计。

砂原惠一家在东北土改时期,由于之前是地主家的放牛倌,没有自己的住所和生产工具,甚至被定义为比贫农还贫穷的“雇农”。

为了维持生计,不少站在中国国土上的日本人纷纷从军,成为了中国的日籍士兵。

譬如前文提到过的三位日本人,大巾博幸加入了一六九师,砂原惠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兵头义清加入了38集团军。

在从军之后,他们参加过中国解放战争,也上过朝鲜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朝鲜人民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除却这些没有上过战场便加入了中国军队的日籍士兵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日本战俘。

他们有感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优良作风,以及对待俘虏的宽容政策,所以真心投诚中国军队,拿起武器,成为一名反战同盟的战士,向法西斯开火,小林宽澄、简井重雄便是其中的一员。

小林宽澄出生于和尚世家,立志长大后接手家中寺庙成为隐居世外的僧人,却不曾想,在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后,1940年他被征召入伍,来到了中国,世外僧人被迫卷入战火中。

他在山东潍坊接受了长达半年的军事训练,1941年6月外出执行任务时,小队全军覆没,成为了八路军的俘虏。

而另一位,简井重雄在1940年时,还是侵华日军南京航空部队的飞行员,1945年1月,他迫降在山东后被八路军俘获。

当时,日本士兵受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洗脑严重,被俘的日本士兵无法接受被俘的事实,选择为天皇“尽忠”,切腹自尽,这也是抗日战争中日本俘虏数量稀少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小林宽澄还是简井重雄都长期沉浸在这种思想环境中,被俘后,他们总是在想方设法逃跑。

但不同于日本侵略军,八路军对待战俘的政策非常优渥,没有体罚打骂,甚至在粮食短缺的年代里,八路军选择自己忍饥挨饿,把大饼和小米粥让给了这些战俘,让他们在感受到八路军温暖的同时,意识到了日本侵华战争是不义战争,是反人类战争。

从前在这些日本战俘眼里,从前的八路军是一支土布军装、武器简陋的队伍,但后来,八路军在他们眼里便是正义的王师。

受到八路军感化,小林宽澄决定加入“日本士兵觉醒联盟”。

1942年至1943年的两年间,他先后两次到山东省新泰县龙亭区进行反战宣传,这里距离日军据点只有三四百米。

在这些日籍士兵到来之前,八路军的反战喊话多是一些生硬的官方文字。

而在他们加入后,更懂日本士兵的日籍士兵更懂心理战,他们精心编发的反战宣传资料更显温馨,也更容易打动厌战的日本士兵。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士兵觉醒联盟”这支队伍,是在1939年冬,由日籍士兵前田光繁和其他七名日籍士兵共同组建而成,也是日本人在中国的第一支反战联盟,这一支反战联盟在当时吸纳了不少在华日本革命志士和觉醒的日军战俘。

同盟战士对日军进行反战宣传时,时常会被辱骂是“卖国贼”,有的士兵还会在日军军官的指示下开枪射击,但他们还不畏惧。

在这段时间里,反战联盟牺牲的日籍士兵有36名,这36名日籍士兵为中国抗战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简井重雄在参观了一些被日军血洗的村庄后 ,意识到了日本军国主义打出的“解放中国人民”的口号全都是谎言。

在悲痛之下,自愿加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同八路军喊话,甚至还会主动唱起日本民歌,激起日军思乡之情,削弱日军战斗意志。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简井重雄跟随八路军、新四军到了日本,参与创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了学校里的飞行教官,教出了一批新中国空军部队骨干成员。

抗美援朝,日籍军人纷纷响应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大量日本人由于在中国生活了较长的时间,在心理上把自己当作了中国人,宣告了日本移民侵略策略全面失败。

滞留在中国国土上的日本人活跃在各个岗位,有的在当医生,有的在搞科研,这些经过改造的日本军人,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东北民主联军进入齐齐哈尔时,数百名日本人选择了主动参军。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不少日籍解放军一度向上级发出报告,要求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出发去朝鲜,要上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一开始处在优势,但随着美军的加入,他们节节败退,被迫退到了朝鲜半岛北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内部关于要不要出兵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歇。

反对者认为,新中国才刚成立,在民生凋敝的情况下,我国首要任务应该是恢复民生,积极推进经济建设,而不是帮助其他国家打仗。

但眼看着战火已经快要燃烧到中国的疆土上,为保护我国东北边境,这一战势在必行。

在清点了赴朝作战队伍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许多部队里,都或多或少存在有日本士兵。

在日本战败后,日本国内一直有人在主张要恢复日本在亚洲的地位。

作为战败国,日本的想法自然不被诸多国家放在眼里。

但随后,美军也主张联合国军应当采用日本人参战,面对国际上的这一缺口,日本国会立即抓住时机,纷纷表示愿意派遣“日本义勇军”奔赴参战。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志愿军中如果出现日籍士兵便会给日本派兵参加联合国军提供一个合理的借口。

在出发前,各部队政委纷纷找自己部队中的日籍士兵谈话,要求他们驻守中国,并对赴朝作战部队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剔出日籍士兵。

面对这种“不合理”要求,日籍士兵纷纷表示不理解,可在这样的国际情势下,许多日本士兵不得不选择离开赴朝部队。

饶是这样,依旧有不少日籍士兵奔赴了朝鲜战场。

能出现这样的差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外貌上并无太大差距,甚至很多日本人在参军之后,为自己取了中国名字,如果本人不站出来,光从名单上看,根本分辨不出来,二是因为有一部分日籍士兵在部队中当上了小干部。

迄今为止,我们依旧不知道当初赴朝作战队伍里,到底“混进”了多少日籍士兵。

在进入部队之后,大巾博幸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了部队的副排长,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前,他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林博幸,因此他躲过了部队的筛查,进入了赴朝作战队伍,顺利跨过了鸭绿江。

在战争开始时,鸭绿江上并没有桥,为了顺利完成渡江作战,并确保战争中物资的供给和士兵的运输,当时大巾博幸所在的部队便负担起了在鸭绿江上建浮桥的任务。

部队利用长白山上冲下来的木头来构建浮桥,为躲避美军空袭,部队制定了严密的防空战术,并采取白天沉木筏、晚上捞出来渡江的巧妙手段,不仅保障了渡江作战的安全性,还大大降低了被敌军探测到的风险。

面对朝鲜战场上的极端艰苦环境,志愿军高层给大巾博幸所在的部队下达了严格的指令,要求他们运送粮食到前线。

作为后勤生命线,部队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运送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地形问题,还得时刻提防着美军的空袭,他们冒着炮火的危险,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

他们深入夜色中以躲避敌军的侦察,同时将物资分散运输,避免集结后形成明显的目标,有效降低了被美军空袭的风险,最大程度将粮食运送上前线。

1950年底,砂原惠以一名神圣的中国志愿军战士的身份,跟随所在部队正式挺进朝鲜,在第一线参加了侦察和勘探地形的工作,为修建机场做准备。

在战场上,侦察任务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砂原惠不畏死亡,顺利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还有简井重雄教出的空军战士,在他的教导下,习惯拿步枪的手开始操纵飞机。

这些在教导过程中曾多次猛拉操作杆、把教官摔出飞机的雏鹰,在朝鲜战场上成长为了雄鹰,他们在战火肆虐的朝鲜上空振翅高飞,一度击败“双料王牌”戴维斯,成为了美国空军的噩梦。

虽然当时有不少朝鲜人民军表示,不希望在部队中看到日本人。

但这些日籍中国士兵依旧无畏地完成了任务,为朝鲜人民保卫了他们的国土,在抗击美帝国主义的历史上,浓墨重彩地留下了一笔光辉的记录。

作家魏巍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真实记载了松骨峰之战,在这一战中,美军的大炮、坦克、飞机一连轰炸了好几天,都没有完全占领这个高地。

松骨峰英雄团因此垂名,他们善打恶仗、打硬仗,日籍士兵和中国士兵一起,用鲜血谱写了战友情。

战后,日籍士兵何去何从

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铁岭聚集了大量的日籍士兵,第二次在华日本人遣返工作开始了。

考虑到抗日战争的影响,日本国内存在着仇视中国的极端情绪,再加上美帝国主义的侵蚀,日籍中国士兵回国后,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有可能被送上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我国决定留下部分日籍士兵,并在国内给他们分配能用以维持生计的工作。

大巾博幸便是在1954年3月,被分配到西安的一处国营农场。

志愿军班师回国后,砂原惠被分配到了东北老航校工作,负责与日籍人员沟通,为此,他绝食了两天表示抗议,领导做了许多思想工作才让他转变了观念。

他是坚定不移的共产战士,甚至后来还参加了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的老兵座谈会,教导后辈在纪念抗美援朝时,不要忘记我们的阶级情感和国际主义精神:“我见过关东军,也见过国民党的中央军、共产党的八路军,体验了新旧时代的变迁。亲历了这么大的时代变动后,我发现只有共产党的军队,才是人民的军队……我看到别人还没解放,就想要去解放别人。”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国际局势逐渐缓和。

1955年,中日在战争问题上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根据最后的协议,由于日籍士兵们在国籍上依旧属于日本,所以他们最后还是回到了日本。

回国的日籍士兵日子并不好过,他们被同胞嘲笑为叛徒,只能从事工资微薄的苦工,还要被人严密监视着,防止他们盗取日本机密,与在中国的日子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如,小林宽澄在回到日本之后,就被人当作是国际间谍严密监视,直到他85岁,这长达50年的监控才被取消。

虽然如此,但他不忘初心,四处演讲作报告,揭示日本侵华战争的真相,甚至专门创建了一个团体,专门呼吁大家不要忘记战争的残酷。

直到2019年1月16日,他溘然长逝才结束了自己的“工作”。

虽然日籍士兵们重返日本,但心却永远留在了中国,他们热爱中国,许多人在离开中国后,还会时常重游故土。

在2010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日籍老战士代表团还重返中国,参观了38集团军某团军营,这些远道而来的白发苍苍的日本客人眼含热泪,敬军礼,唱军歌,从未忘记自己也是一名中国士兵。

作为38集团军的一员老兵,兵头义清带胸前挂满了从前中国人颁发的勋章,其中甚至有一枚“解放东北纪念章”。

这是当初东北全境解放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给全体将士颁发的“胜利勋章”,当时在这第四野战军的成员还有大巾博幸和砂原惠。

在这一次回访中,兵头义清带来了已故日籍战友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封“家书”。

这名已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日籍老战士表示:“我与中国战友并肩战斗,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南海海边,建立起生死与共的战斗友谊……回日本后,我曾多次来中国,走过许多地方,但从来没有到过解放军军营。这么多年来,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回到离开半个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再看看亲爱的战友们……”

毫无疑问,在他们心中,中国才是第一故乡。

举报/反馈

装睡者

241万获赞 5.4万粉丝
愿以热文唤醒装睡的善意
关注
0
0
收藏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