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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吃面不吃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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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2月18日,一个中国女性的身影出现在美国国会中央。这一天,宋美龄没有过多地讲述中国人在日本侵略中遭受的苦难,而是表达了对美国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肯定。
事实证明,宋美龄的这次演讲是十分成功的,她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援助。即使她在采访中对罗斯福的政策略有微词,对方仍欣然承诺“以上帝允许的最快速度支援盟国”。
宋美龄之所以能够从美国要来援助,不仅是因为她的优秀表现和两国的同盟关系,也源于二战中美国人对中国的格外关注。
谈及日本对美国开战的原因,有人认为是美国的对日禁运政策迫使日本孤注一掷。但大量日本史料表明,禁运只是这场冲突的一部分,美国对中国战场的关注才是令日本法西斯陷入疯狂的病根。
其实美国人也不是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就开始关注中国,他们的态度转变还要从三国轴心建立说起。
令美国惶恐的联盟
1929年,一场经济危机席卷世界。危机刚开始时,人们应该还没有想到它将产生多么恶劣的影响。
随着危机的持续,各国民众在选择执政者时往往更加注重他能否给国家带来更多利益,而不在意他的行为是否会危及他人。
在国家发展受到制约的德国和自认为受到制约的日本、意大利,这样的情况尤为严重。
危机爆发两年后,日本入侵了整个东北。再过两年,希特勒实现了对德国的统治。
希特勒上台之初更加注重与意大利的关系,对日本并未展现出过多的热忱。
1933年2月,国联就“李顿调查报告”发起表决,德国投下了赞成票。这份调查旨在揭露日本入侵东北的恶行,德国等42国的赞成票使日本颜面扫地。
当年10月,德国驻日本武官奥特回柏林述职时,希特勒叮嘱他,如果日本要让德国承认“满洲国”,一定抓住机会跟日本提一些经济条件。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5年。这年上半年,德国重新夺回萨尔地区,并突破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队的限制,苏联与法国、捷克分别签订了针对德国的盟约。
日本则将侵略行动扩大到了中国华北,并且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此外日本还在一年前退出了华盛顿五国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裁军会议。
两国都暴露了对外扩张的野心,也都面临着被国际社会孤立的窘境。此时他们有着共同的需求:寻找盟友。
1935年的晚春或初夏,德国商人哈克找到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试探性地问他,日本愿不愿意与德国结盟,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
大岛浩知道,哈克代表的是德国高层乃至希特勒本人的意愿,他马不停蹄地将消息发到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
不久后大岛浩向德国传达了对结盟的“个人设想”:一旦德日一方遭到苏联的进攻,另一方就对苏联采取行动。
当年7月到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7次代表大会,各社会主义国家决定共同构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德日面临的国际局势进一步恶化。
10月到11月,德日两国频繁接触。经过多次密谈,希特勒的智囊里宾特洛甫提出了“反共协定”的建议。
此时苏联已经获得了反共协定的情报并将其公之于众,但日本还不想与苏联彻底撕破脸,因此在后续的会谈中多有反复,并要求德方注意协定中的措辞。
1936年10月25日,经过十多轮谈判,双方终于在德国外交部签订了正式的《反共产国际协定》。
最初的反共协定还算不上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协议,双方甚至尝试说服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加入该协定。
直到1937年11月,意大利在反共协定上签字,这份协定这才具备了轴心国联盟的雏形。
意大利加入后,德意日各自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使德国一再伸出橄榄枝,日本都无意进行更深度的结盟。
这其中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英国。明治维新后,英国与日本虽偶有冲突,但总体上保持着合作态势。特别是英德直接开战以后,与德国结盟意味着与英国反目,日本不愿放弃这个强大的朋友。
但随着1940年德国在欧洲的节节胜利,日本政府也动起了歪心思,他们希望趁德国纵横欧洲之际夺取英国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
既然决心要与英国反目,那与德意签订新盟约便不在话下。
1940年7月17日,日本政客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执政。10天后,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出台了一份《处理时局纲要》。这份纲要指出,日本应“迅速强化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团结”。
9月10日,德日达成新的协议:德意日三国互相承认在“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一旦一国受到当前参战国以外的国家攻击,另外两方都要穷尽政治、军事、政治手段予以支持。
事实上直到此时,日本天皇仍然没有下定决心。他问近卫文麿:“万一与美国交手,海军怎么样?……一旦日本成为战败国,总理可愿与我同进共退?”
从昭和天皇的疑虑中也可以看出,一旦签订新的盟约,轴心国将把美国视为死敌。
近卫文麿则引用了日俄战争时期伊藤博文对明治天皇的答复:“万一战败,将辞退爵位等,为国捐躯。”
得到总理如此果决的答复,昭和天皇决定放手一搏。
9月27日,三国在柏林签订新盟约,臭名昭著的三国轴心就此形成。
新的盟约不仅恶化了欧洲、亚洲的局势,也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影响。自从开战那天起,美国人就密切关注着欧亚大陆上的战争。
美国人清楚,虽然自己当下还能偏安美洲,但如果任由轴心国扩张,战火迟早要烧到自己身上。
美日政策分歧
德意日初步结盟时,“反共”这一字眼对美国人来说尚且好接受一点。但随着全面盟约的签订,他们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熟视无睹。
在欧洲方向,罗斯福加大了对英国的援助,赶走了德国的外交官员,甚至授权美国海军对德国军舰开炮,再进一步就只剩下开战了。
接下来,美国政府将矛头对准了日本。到这时,美国人才想起来,遥远的太平洋对岸,还有一场正在进行的“中国事变”可以拿来要挟日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规避美国的《中立法案》,中日两国都没有正式宣战。因此各国在国际事务中都尽量避免用“战争”来描述这场大规模入侵,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事变”这种含混不清的用词。
基于一战以后对华盛顿体系的重视和本国孤立主义的盛行,美国人既不愿对中国施以援手,也没有兴趣分辨中国事变中的是非曲直。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胡佛就直言,这场战争“与美国无关”。
1932年罗斯福当选下一届总统后曾发表过一场“防疫演说”。他不指名地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比作瘟疫,试图唤起民众对这场战争的关注。
然而“防疫演说”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罗斯福因此受到了媒体的猛烈抨击,《华盛顿邮报》直截了当地对罗斯福发出警告:“总统,停止煽动战争!”从此他再也不敢轻易提及东亚局势。
即使1937年发生了一艘美国军舰和三艘油轮被日军击沉这种骇人听闻的变故,美国政府依旧选择息事宁人。
他们对日本的要求仅仅是最低限度的道歉和赔偿,反而对本国军方和商界发出警告:立即撤离军队,谁留下谁自认倒霉。
当然,美国人也并非完全没有参与这场战争,他们在战争中向中日双方出售物资,赚了个盆满钵满。甚至在美国人的贸易活动中,能够明显地看出美国对日本的偏袒。
七七事变发生在1937年中叶,这年上半年中美贸易额为11538万法币,到了下半年就猛跌至7347万。
反观日本方面,美国每年都要向其出口2亿美元以上的商品。在七七事变发生的1937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2.9亿美元。
当时的1美元可以兑换2.75法币,据此计算,美国向日本提供的物资是向中国提供的4倍还多!
更加令人愤怒的是,美国对日本出口的商品一直以军需品为主。1937年,军需品占美国对日出口的58%。此后两年,这一数字分别上涨到了66%和81%。
这意味着美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中大部分都是用来杀害中国人的。
直到轴心国签订盟约,法西斯势力对美国产生威胁,这一情况才发生改变。美国人意识到,在中国事变中压制日本,迫使其退出中国,可以有效抑制日本的扩张,甚至可以借此要挟日本退出三国轴心。
1940年后,美国民众和舆论仿佛一夜之间生出了对中国的怜悯和对日本侵华行为的愤怒。
美国大众对中国的怜悯是一种真是朴素的情感,这一点无需否认。但就美国人情感变化的时机来看,只有这些情感为美国所需的时候,美国政府才会对其加以引导。
随着民间情绪的对立,“中国事变”的影响逐渐开始对美国的对日外交、贸易政策产生影响。
1941年4月,美日双方都收到了一份《日美谅解案》草案,其中日本承诺只有在德国受到现未参战国的积极攻击时,日本才会履行轴心国盟约所规定的义务。
作为利益交换,美国要确保日本从西太平洋获取石油、橡胶等资源,日本人在美国势力范围内可以得到平等待遇。
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继续要求日本退出中国,只不过日本何时撤军、中国何时开放门户事实上由日本决定。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所谓“中国”并不包括东北地区,美国将承认伪满洲国。
不难看出这份谅解案总体上对日本十分有利,其实它并非美日双方共同商定的结果,而是日本人摸着美国政府的底线撰写的,日本驻美大使上报内阁时更是隐瞒了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的附加原则。
草案传回日本国内时,日本军方和政府都误以为这就是美国人的意思。为此昭和天皇还曾兴奋地对内大臣感慨:“美国总统如此爽脆,真是出人意料。”
这份谅解案自然不能令罗斯福满意,在赫尔的劝说下,他才答应将其作为对日谈判的切入点。但他没想到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份要求美国作出重大让步的文件,也没能填满日本军部的胃口。
通过轴心国的外交往来,日本政府得知德国与苏联的关系正在恶化,一场大战就在眼前。
日本军部对欧洲盟友信心十足:“德苏战争为德国完成大陆霸权所必需,而苏联之败北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日本……更不应对美妥协,而必须抓紧完成北伐、南进。”
眼见德国在欧洲开启了新一轮扩张计划,日本也对中国和东南亚蠢蠢欲动。随着轴心国实力的增强,日本人开始把对美国的顾虑抛诸脑后。
5月12日,日本驻美大使向美国政府提交了新的《对美国回答》(即5.12日本案)。与之前的《日美谅解案》相比,这份回答直接删除了日本对中国问题所作的承诺,又要求美国承认汪精卫伪政府签订的一系列卖国协议。
按照《对美国回答》,美国政府将无权干涉中国事变。美国政府对这份文件的描述只有一个词:诡计多端。
陷入疯狂的日本法西斯
收到5.12日本案后,美国政府就意识到日本的野心已经难以抑制,并且此时美日双方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远远超出三国轴心问题。
6月21日,美国政府出台了《对美国回答》的修正案。这份文件与其说是“修正”,不如说是对日本政府的批驳。
美国政府针锋相对地重新加上了对中国事变的态度,要求“美日两国均无领土野心”,并且指明美国将限制对军需品的出口。
美国人的态度没能震慑到日本人。7月25日,日本军队水陆并进,发起了对东南亚的入侵。
当天美国政府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8月1日,罗斯福又宣布对日本实行全面禁运。
直到这时日本人才想起来自己依旧极度依赖美国的原料和产品,尤其是美国的石油,被视为“战争的血液”。禁运政策出台后,日本陷入了“拖延一日即减少一份物资储备”的境地。
在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对禁运的恐慌很快转变为对美国的新一轮仇视。
此时日本军方已经开始排斥对美国的谈判,不过日本政府还没有完全放弃。当年8月,日本向美国发出倡议,让时任首相近卫文麿和罗斯福总统来一次“巨头会谈”。
然而罗斯福对这场会谈并不感兴趣,他提醒日本政府,与其搞元首会谈,还不如先“就基本的、核心的问题进行预备会谈”。
这期间日本海军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年4月,海军对扩大战争的态度还是“不乘良机行使武力,为自存自卫行使武力”,在对美开战问题上,他们一直持谨慎态度。
但美国禁运和冻结资产政策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海军,7月底,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一改之前的态度,当面要求天皇对美开战。
有了海军的支持,日本军部便彻底达成一致。8月9日,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提出《帝国陆军作战纲要》,要求快速稳定东南亚战局,以便“加速对美英开战的准备”。
10天后,杉山元又抛出一份《帝国国策实施要点》,要求日本上下“立即决定开战”。
8月27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开启了新一轮对美开战动员,要求“在不辞对美英开战的决心下大体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这一提议先后在海陆军联席会议和御前会议中获得支持。
9月下旬至10月上旬,近卫文麿内阁为阻止对美开战做了最后的努力,东条英机则针对内阁提出了“心脏论”,认为“(从中国)撤兵事涉心脏问题我若服从美方主张,不仅中国事变成果付诸流水,且将危及对满洲国和朝鲜的统治”。
东条英机的言论再一次表明,美国禁运只是对美开战的导火索,两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对立才是日本不惜对美开战的根本所在。
10月16日,近卫文麿承诺的最后调解期限已过,在政府与军部的一番争吵过后,近卫内阁不得不辞职下台。
10月18日,东条英机组阁上台。如果说近卫文麿是战争贩子,那东条英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战争疯子,他所组建的也是一个由法西斯军人充斥的内阁。
此后十几天,东条英机接连在军部接连召开了8次会议,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为对美开战做足了准备。
11月5日,东条英机以天皇的名义召开御前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两项成果,一是决定12月1日前美日谈判再无成果,日本便将开启战端;二是制定了新的、也是最后的谈判方案。
这一轮的谈判方案有两份,其中之一承诺在轴心国盟约和美日通商问题上作出有限的让步,在中国问题上坚持不退让。另一份是备用方案,新增了在法属印度支那的让步。
这时美日两国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东条英机的方案与罗斯福的想法相去甚远,它也只是开战前的一个过场。
11月26日,美国政府否定了东条英机的两份方案。12月1日,御前会议作出了“帝国对美、英、荷开战”的决定。
7天以后,珍珠港化为一片火海。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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