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按钮，方便以后持续为您推送此类文章，同时也便于您进行讨论与分享，您的支持是我们坚持创作的动力~

文|吃面不吃鸡

编辑|t

1978年底，随着越南柬埔寨和中越边境两个方向上的频频挑衅，对越南开战已经成为重点考虑的应对措施。

但在随后的会议中，叶剑英、粟裕两位百战将帅都对这场战争有所顾虑。

在这两位军事家眼中，小小的越南自然不在话下。他们担心的是，苏联刚刚与越南达成新的军事同盟条约，苏联马上就可以利用越南港口停靠的海军舰艇威胁中国，同时中苏边境也战云密布。

除了战争时期积累的军功和声望，叶剑英和粟裕还担任着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委员等职务，对这场潜在的战争有很大影响。

好在陈云及时指出，苏联在开战的前一个月无法对越南实施有效的援助，这才打消了两位将帅的疑虑。

但即便如此，国际局势仍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不仅北面的苏联正在对中国虎视眈眈，美国的态度也令人担忧。

在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下，中国一旦开战，很有可能面对国际社会的孤立和外部军事势力的直接干预。

然而真正开战以后，仅有苏联控制下的十几个国家激烈抨击中国，其他国家大多持中立态度。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各国能保持中立就是最有利的局面。

甚至当苏联以武力威胁中国时，美国竟然带头站出来回击苏联。在美国的警告下，苏联也只能偃旗息鼓。

开战前后，国际局势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中美破冰，邓小平访美定乾坤

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的1979年年初，中国与美国实现了正式建交，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敌对状态。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率团访美。

访美期间，邓小平曾多次发出“给越南一个教训”、“小孩子不听话，要打屁股”等针对越南的直接威胁，这些话被媒体解读为中国对越南的宣战言论。

中美关系的突飞猛进，以及邓小平访美期间的言论给人一种错觉：两国在越南问题上早已达成一致，甚至越南自卫反击战是两国的合谋。

事实上，就在开战前不久，两国还经历了一个矛盾集中凸显的阶段。

1977年1月，卡特就任新一任美国总统。卡特上台后一改尼克松和福特两届政府的对华态度，提出了新的“苏中等距离”政策，要求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

苏中等距离政策提出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遭到延缓。

当年7月，邓小平再度出山，以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执掌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邓小平复出后不久，美国国务卿万斯就来到中国访问。

然而万斯的的这次访问的动机并不单纯，他要代表美国政府访试探中国的底线。万斯访华没有为中美关系带来改善，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矛盾，邓小平敏锐地指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反复无常，两国一度回到了70年代以前的对立状态。

直到1978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再度访华，这回他带来了卡特总统对改善中美关系的保证，两国这才冰释前嫌。

1978年底，邓小平亲自主持了中美建交的新一轮谈判。这期间两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中国承认对台军售是历史遗留问题，可以慢慢解决，美国则承诺会逐渐放弃对台军售。

至此，中美建交的最后一道障碍被扫除。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应美方代表伍德科克的邀请，开启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国之旅。

按照双方敲定的行程，28日当天邓小平出席了布热津斯基为他举办的家宴，与卡特的会谈将在第二天进行。

这场宴席中，邓小平提出了与卡特私下商讨印度问题的想法。据布热津斯基回忆，邓小平那沉重的语气使他意识到，对方一定“有要事相告”，因此他十分重视邓小平的这一诉求。

第二天，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谈开启，双方就欧洲局势、中东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整场会谈涉及最多的国家，还是苏联和越南。

对于苏联，双方都认定要对其加以制约，粉碎其构建“亚洲安全体”的幻想。双方基于各自国情和国际局势，理性地否定了结成军事同盟的设想，但两国在对苏态度上达成了一致。

会谈期间邓小平向美方指出了他们的缺陷：美国离欧洲太远，北约不足以对苏联的行动作出快速反应。这一观点得到了美国高层的重视，随后的几年里，美国开始进一步加强军队的机动能力，并致力于维持美国在欧洲地区的军事存在。

至于越南，中美双方都认识到中越之间的战争在所难免，美国政府表面上对这场战争一直持反对态度，但实际上，卡特和他的幕僚们仍在观察各方动向。

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邓小平从美国人的角度出发，把越南比作“东方的古巴”。

几十年来，古巴一直是令美国头疼的国家，邓小平的比喻触动了美国政府高层，不过他们没有立即改变立场，反而在次日的会谈开始前当众宣读了一份反对中国出兵的公告。

美国官员宣读公告时，邓小平就现在一旁，没有打断，也没有反驳。他知道，美国人正在做抉择。

随后的几天里，邓小平辗转美国多个城市，会见了美国各界人士。2月5日，他在机场留下一句“我们希望美国各界朋友多到中国来走走看看”之后潇洒离去。

邓小平走后，布热津斯基就向卡特提交了中越边境战争的备忘录，其中包含了美国的三种应对方案：

第一种是较为明确地支持中国，并在联合国谴责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行为。这一方案容易使国际社会认为是美国怂恿中国开战。

第二种是有针对性地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撤兵。这一方案必然会将好不容易热络起来的中美关系再次推向冰点，甚至迫使中国倒向苏联。

第三种是既反对中国出兵，同时又谴责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这样做看起来是双方各大八十大板，实际上可以让中国认识到，美国不会过度干涉这场战争。在中国对越南占尽军事优势的前提下，这种做法反而是对中国的支持。

毫无疑问，这第三种方案才能使美国利益最大化，它才是布热津斯基真正推荐的方案，这一方案也获得了卡特、万斯的认可。

苏联野心不死，打造反华军事同盟

中美一步步靠近的同时，北边的苏联却在对中国虎视眈眈。正是在它的支持下，越南的黎笋政府才敢肆意欺凌邻国，屡屡挑衅中国。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苏联本应亲如兄弟。但事实上，两国关系在1958年便出现了裂痕。

这一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了“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两个不切实际的设想。

所谓长波电台，指的是两国共同在中国的海南岛建立长波电台，以便苏联核潜艇可以在世界各地与本土联络。中国可以使用长波电台，但没有指挥权，也得不到其中的先进技术。

而联合舰队则是指在中国沿海建立中苏两国海军共同的潜艇舰队，使苏联舰艇可以随时在中国休整和补给。按照赫鲁晓夫的想法，这支联合舰队的指挥权自然是由苏联掌握。

或许在苏联人看来，这只是两国间的正常合作。但在经历百年屈辱的中国人看来，外国军事势力踏上中国领土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在长波电台问题上，毛泽东好歹还提出过中国出钱、中国主导、供苏联使用的想法。而后来的联合舰队则直接触了所有中国人的逆鳞，与中国的主权意识相悖。

苏联大使尤金提出赫鲁晓夫的观点时，毛泽东和一众新中国领导人都在现场，毛泽东气得闷声抽烟，吓得尤金赶忙逃走。

自此以后，中苏关系不断恶化。整个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交锋，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会议成了斗争的前沿，各自的媒体喉舌则是后方阵地。

196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地震使赫鲁晓夫失去了权力。新上台的“老好人”勃列日涅夫废除了赫鲁晓夫的大量政策，唯独继承对中国的敌视态度。

与赫鲁晓夫时期的单纯论战不同，勃列日涅夫直接把矛盾上升到了军事层面。随着苏联持续向蒙古和东北增兵，两国在1966年后基本断绝往来。

1969年，两国军队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大打出手。珍宝岛战役的规模并不算大，但这场军事冲突彻底断绝了两国关系改善的可能性。

中苏开战的同时，越南战争也进行到了关键时期。这一年尼克松上台执政，美军开始为撤军作准备。

越南战争中，处于对越南人民的同情，中国政府为胡志明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提供了大量援助。1958年至1978年，中国对越南提供的援助高达200亿美元，其中93%是无偿援助。

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帮助，就没有今天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但中苏交恶后，苏联也在越南扶持了一批阴谋家。在苏联的挑唆下，黎笋等人对苏联的那点援助感激涕零，却对中国的全力支持视若无睹。

1969年胡志明去世后，黎笋掌握了军政大权。越南战争结束后，黎笋开始凭借一份真实性存疑的“胡志明遗书”实行地区霸权策略，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深受其害。

越南在东南亚肆意妄为的同时，也没有忘了拉拢苏联、对抗中国，黎笋与勃列日涅夫不谋而合地把矛头指向了中国。

1976年后，苏联每年都会向越南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支撑着越南对东南亚国家的侵略行动，也维系着他们战胜中国的野心。

1978年，中越边境地区已经处于枪声不断的状态。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苏联把越南拉进了自己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

当年12月，两国更是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这是一份带有军事联盟性质的条约，越南向苏联出卖了港口主权，苏联则承诺为越南提供军援和保护。

在苏越缔约、邓小平访美后，各方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已经大致确定。

美苏外交博弈，美财长战火中访华

1979年2月17日，解放军对越南侵略者发动的自卫战争正式打响。美国政府表示，“对16日（北京时间17日）发生的战争”毫不意外。

随后的三天，卡特政府接连召开高层会议，布热津斯基方案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认可。除了要求中国、越南分别从越南本土和柬埔寨“双撤军”，美国政府还决定不在东南亚扩大军事存在，同时限制苏联的行动。

在美国的倡议下，国际舆论迅速朝着事实上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16日的会议上，卡特政府还商定了对苏联照会的初稿。这份照会要求苏联对这场战争保持袖手旁观的态度，否则苏联拿中国怎么样，美国就会拿越南怎么样。

眼见美国出手保护中国，勃列日涅夫坐不住了，但在对中国动手之前，他必须要先应对美国的威胁。

接到美国政府的照会后，苏联也通过美苏热线向卡特政府发送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件。苏联表示越南入侵柬埔寨只是中国“入侵越南的借口”，苏联誓要履行《苏越友好合作条约》。

不过就像此前的历次交锋一样，苏联人自始至终保持着口头上的强硬，但只要没把美国人吓倒，他们就会表现得畏首畏尾。

虽然在表态中用尽了强硬词汇，苏联却没有动中国一根毫毛。

随后的2月24日、2月27日和3月7日，美国两度致信苏联，两度召见苏联大使，最大程度地把压力给到了苏联方面。

卡特告诉勃列日涅夫，如果苏联胆敢使用在越南设置的海空基地，美国将“不得不重新评估两国的安全关系”。

除了在书信中警告苏联，美国政府还通过其他方式表达了对中国的支持。

2月24日，正是两国交战最激烈的时间，谁也不能确定这场战争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一天，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带着夫人和一众官员访问了北京。

这次访问是两国建交后美国高官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早在战争开始前便已敲定。这原本是一场与战争无关的访问，但战争爆发后，它成了美国政府最有力的表态。

除了美国财长，英国工业大臣也在战争初期完成了访华之旅。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鼎力支持使全世界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将成为战场和舆论场上的双料赢家。

随后东盟、日本、澳大利亚也相继作出了对中国有利的表态，这些周边国家和组织的表态打破了越南当局着力刻画的“中国入侵者”形象，反而使越南自己成了孤家寡人。

面对美国等国家的压力，苏联也不得不放弃了越南这颗棋子，苏越处心积虑达成的友好合作条约成了一纸空文。

战争爆发一个月后，中国达成了所有预定目标，之后用一次干净利落的撤军行动履行了“不要越南一寸国土”的诺言。反观越南，仍死死占据着邻国的国土。

这场战争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战争胜利的根本是人民的意志和解放军的英勇无畏，但国际局势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之前，邓小平等领导人通过外交活动扭转了对中国不利的局面，再一次展现了老一辈革命者的政治智慧。

参考资料

吴跃农.中苏关系风云突变之时(之一)——毛泽东拒绝赫鲁晓夫关于中苏共管“长波电台”[J].党史文汇,2011(02):31-33.

吴跃农.中苏关系风云突变之时(之二)——毛泽东断然拒绝“联合舰队”内幕[J].党史文汇,2011(03):36-39.

薛鹏程.1979年邓小平访美与中美战略关系的拓展——基于美方解密档案的解读[J].上海党史与党建,2022(04):28-35.

关敬之,栗广.从最新解密档案看美国对一九七九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立场[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01):3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