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体制以战略区的地域设置和任务区分,在中央军委总的大方向下独立作战。

随着解放军在解放战场上不断取得战斗的胜利,解放区不断扩大,在1949年1月至1950年2月,人民解放军根据形势发展和战略决战的需要,将人民解放军统一整编为: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和华中、华东、华北、西北、西南军区,加上早在1948年1月就成立的东北军区,人民解放军共编为4个野战军、6个军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形势和任务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原有编制体制和新的历史任务已不相匹配。

1950年4月,党中央决定根据新的历史任务对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撤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4个野战军机构及番号(实际沿用至1955年4月),设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大军区,下设二级、三级军区和军分区,六大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

六大军区首任军政主官为:

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

抗美援朝胜利后,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国际外交形势得以大幅度改观,由此也为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如此,为了应对全新的国际形势,及适应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党中央决定再次重新规划军区,以此适应未来的全新的国防需求。

1954年12月,为重新规划军区一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军事委员、军委各总部主要领导、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领导等50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上,总参谋长粟裕大将提出了6个方案。

6个方案中又以第一方案最为合适,第一方案将全国分14个军区:

东北、华北、山东、东南、华南、云贵,为集团军级;川康、西藏、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内蒙古,为军级。

第一方案既符合全国战区划分,适合战时进行指挥;又符合全国行政划分,便于党政军配合。如此,粟裕大将就认为第一方案“利多弊少,似以实行第一方案为好。”

上报党中央后,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减少军委领导单位,便于战时防空指挥和工作领导”为前提,在第一方案的基础上,把河南、湖北两省划分为一个军区,把甘肃、青海、陕西3省划分为一个军区。

与此同时,除内蒙古、西藏、新疆3个军区的名称照旧不变外,所有其他军区都以所在地的城市命名。

最终,党中央决定将6个大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

东北军区改编为沈阳军区;华北军区改称为北京军区,内蒙古军区改编为大军区;华东军区改编为南京军区,原属华东军区的山东军区改编为济南军区;

中南军区改编为广州军区,原属中南军区的河南、湖北军区组成武汉军区,江西军区划归南京军区;西北军区改编为兰州军区,原属西北军区的新疆军区改编为大军区;

撤销西南军区番号,在西南地区分别成立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和西藏军区。

12大军区首任军政主官为:

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周桓;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朱良才;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谭启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唐亮;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政治委员陶铸;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王任重;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李井泉;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谢富治;

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政治委员冼恒汉;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恩茂;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乌兰夫。

1956年,在美国的支持怂恿下,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派遣军队、匪特从海上、空中对大陆进行袭扰,且愈演愈烈。

考虑到南京军区所辖的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五个省军区,辖区范围和防御正面过于宽大,不利于对台斗争。

与此同时,当时鹰厦铁路即将通车,闽赣两省联系已较方便,福建对江浙两省依赖已不大。

如此,党中央决定增设福州军区,将福建、江西两个省军区及驻福建的野战军从南京军区划出,成立福州军区。

福州军区首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叶飞。

20世纪60年代,中印、中苏、中蒙边境局势紧张,为了加强边防斗争和战时统一指挥,党中央于1967年5月决定将内蒙古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回归北京军区建制。

次年12月,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西藏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回归成都军区领导。

由此,全军由13个大军区变成11个大军区。

11大军区,分别是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广州军区、昆明军区和福州军区。

此后十数年间,11大军区都未有变动,但在1973年12月,却发生了一件有关于11大军区中的8大军区司令员的震惊中外的对调事件。

1973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

北京军区司令员同沈阳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同武汉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同广州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同兰州军区司令员,8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

为什么8大军区司令员要对调呢?

毛主席在宣布这个决定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的,搞久了油了呢!”

当时8大军区司令在一个地方任职时间都很长,任职时间最长的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和济南军区司令员,已任职18年,福州军区司令员任职16年,沈阳军区司令员任职14年。

毛主席和党中央都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太久,会出现消极因素。

那么,被对调的8大军区司令员都是谁呢?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

李德生,1916年4月出生于河南省新县陈店乡李家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8年,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新县,这一年他12岁。

看着红军来到家乡后,打土豪分土地,让家乡人民都过上了有田有地的好日子,李德生心中生起了对红军的向往之心。

因为年龄还小的关系,他没能直接加入红军,但却成为童子团团长,替红军站岗放哨、送信、带路等,也算是参加了革命。2年后,李德生加入红军,正式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参加革命后,李德生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四方面军西征、长征,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百团大战,或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渡江作战、进军大西南,亦或是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李德生都沉着指挥,不怕牺牲,英勇战斗,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狼狈逃窜。

1950年12月1日,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奉命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即日开赴朝鲜战场。

时任第三十五师师长李德生率三十五师于1951年3月21日开赴朝鲜战场,先后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金城以南地区防御作战和上甘岭战役。

在金城以南地区防御作战中,李德生率35师先后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421次,1.9万余人,有效地制止了“联合国军”的重点进攻,为粉碎“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上甘岭战役第二阶段,李德生奉命统一指挥在前线作战的第12军、15军所属部队,击退敌人数百次猛烈进攻,最终赢得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1954年4月,从朝鲜战场回国的李德生升任第12军军长。

1955年大授衔时,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

1971年,李德生以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在任期间,李德生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临危不乱地处理了很多突发事件,为稳定北京局势、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仅仅不过2年的时间,且干得也很好,但是为了“司令员对调”的大局考虑,党中央还是决定把他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

陈锡联,1915年1月4日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高桥陡山彭家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三岁时,父亲因病去世,陈母以柔弱之躯担负起了养活一家的重担,日子过得很是艰苦。

为了分担母亲养家的重任,也为了能够吃饱饭,陈锡联到七八岁时就到本村的一个地主家帮忙放牛。

尽管他很努力地干活,但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使他的生活没有因为勤奋工作而有任何改观,仍然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挨饿受冻的生活。

最开始,陈锡联很是迷茫,不知道该如何改变自身的命运,直到红军的到来。

1928年,13岁的陈锡联找到驻扎在黄陂县的游击大队大队长詹才芳,坚决要求参加革命。

看着矮小却面露坚毅之色的陈锡联,詹才芳笑着说道:

“你为什么一定要当红军?”

“为什么?”陈锡联哭着掀开自己的衣服,让詹才芳看自己身上被地主打的那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痕,泣不成声道:

“我八岁就给富人放牛,放了六年牛,挨了六年打,我再也不愿过这种日子了,听说你们是专门打富人、帮穷人的队伍,我坚决要求参加你们的队伍。”

詹才芳看着那些伤痕,听着他说的那些话,动容不已。

沉默了半晌之后,詹才芳缓缓地说道:

“好孩子,你是一条汉子,我也想留下你,但是,你实在是太小了。你先回去,明年我们一定来接你。”几天后,詹才芳带着部队回到了红安,亲自把陈锡联送回家中。

回到家后,陈锡联没有因被拒绝而沮丧,参加了村里农会的童子团,为农会送信、贴标语。后来,他又参加少先队并当上队长,带着少年队队员做操、站岗和放哨。

陈锡联在少先队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但也没有忘记詹才芳对自己许下的诺言。

1929年4月,陈锡联找到了詹才芳,最终得以完成心愿,正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了一名勇敢的红军小战士。自此,陈锡联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传奇一生。

1955年大授衔时,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立下赫赫战功的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9年,陈锡联由解放军炮兵司令员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任期长达14年。1973年,陈锡联同李德生对调,转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

杨得志,1911年1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南洋桥三望冲一个铁匠家庭,自幼随父亲学打铁,后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当工人。

1928年,17岁的杨得志参加工农革命军第7师,并随部队上井冈山。同年10月,表现优异且革命意志坚定的杨得志,通过考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34年10月,任红1团团长的杨得志参加长征,率团担负前卫和先遣任务。

长征路上,杨得志率部强渡天险乌江,全歼嵩明县城国民党守军。后他又组织“十七勇士”突击队强渡大渡河,为后续部队的到来打开了通道。

抗日战争时期,杨得志为创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立下了卓越功绩。

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杨得志同样也立下了赫赫战功,参加了邯郸、正太、青沧、保北、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战斗,及第五次战役和秋季防御作战。

1955年大授衔时,杨得志被授予上将军衔。

大授衔的前5个月,即1955年4月,杨得志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司令员,任期18年,比陈锡联在沈阳军区司令员岗位上的任职时间还要长4年。

因此当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整8大军区司令员的岗位时,杨得志自然也在对调名单之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位置。

曾思玉,1911年3月2日出生于江西信丰。

17岁参加革命,参加新丰县农民起义。

1930年,曾思玉加入江西信丰游击队,任小队长。

他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平型关战役、石家庄战役、平津战役、抗美援朝等,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1955年大授衔时,曾思玉被授予中将军衔。

1967年,曾思玉从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1973年,毛主席决定将8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在武汉军区任职近7年,因此也参与了这次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对调。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

许世友,开国上将。

许世友将军戎马一生,多次参加敢死队,五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先后与日军、国民党反动派、美军、越军进行过长期的战斗,并立下了不朽功绩。

1955年,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同时担任国防部副部长。

任职18年后,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

丁盛,开国少将。

17岁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在军旅生涯中,丁盛先后参加了长征、百团大战、保卫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历任班长、连指导员、科长、团政委、旅长、师长、副军长、军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

1969年,丁盛由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升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任职4年后,丁盛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调。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

韩先楚,开国上将。

有人曾问许世友,在中国众多将领中,你最钦佩的是谁?许世友道:韩先楚。再问为什么,许世友答:他有勇有谋。

韩先楚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过放牛娃、学徒,在武汉做过短工。

少年时代的艰辛经历,使他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时,14岁的韩先楚加入了家乡的农民协会,从此踏上的革命的道路。

1957年,韩先楚从中南军区调任福州军区,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任职16年后,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

皮定均,开国中将。

1914年,他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一个饥寒交迫的贫困家庭,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其毅然决然参加革命。

在鄂豫皖苏区,他英勇奋战,开展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开辟川陕根据地。

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

八年抗战,他驰骋太行,南渡黄河,开辟豫北、豫南西抗日根据地。

中原突围,他率领一纵一旅迂回穿插,疾行千里,打响解放战争第一枪……无论是土地革命,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皮定均都英勇无畏,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绩。

1969年,皮定均升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任职4年后,皮定均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对调。

以上就是1973年对调的8大军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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