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治河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导读】“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个地道的舶来品。汉语更精准的表达是“久”，“持久”。所谓“通则久”，“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也。客观讲，较之野蛮式增长、竭泽而渔式发展，“可持续发展”自有其纠偏的积极意义。但它毕竟不够究竟（路错了，靠修路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因为它毕竟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依然深陷发展主义的窠臼，还是在“发展”上做文章，没有解决“谁的发展”，“发展令谁真正受益”的问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对于今日满目苍夷的世界和惨遭涂炭的地球生灵，联合国开出的“可持续发展”药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类要自救，要规避自毁的命运，就需要走出“可持续发展”的迷思，需要改弦更张，需要走向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全方位的伟大变革，生态文明需要一种新的思维，一种有机过程思维。作为生态文明的理论支撑，有机过程思维不仅在中国拥有深厚的思想基础，而且在当代西方也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同道，值得我们发心探索。

关键词：人类世；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 有机过程思维；共命意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持续长愈三载的新冠大流行不仅令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入一个转捩点，也给了人类一个绝佳的反思机会。如果说前疫情时代人们对“人类世”概念还没给予足够重视的话，还在期盼疫情早点结束，以便早早回归常态，回到“往日既定的美好生活”的话，那后疫情时代则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审视“人类世”概念。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修修补补不解决问题，人类社会需要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在拉丁美洲，一个广泛流传的口号是：“我们不应回到常态，因为常态是问题开始的地方。”导致“人类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人类应该如何应对人类世的到来？为什么可持续发展不是最佳应对方案，只有生态文明才是？生态文明需要怎样一种思维？本文意在从建设性后现代的视域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赐教。

一， 追问“人类世”的根源

“人类世”（anthropoence）一词2002年由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首次提出，他认为人类活动的影响足以产生一个新的地质时代。虽然这一术语提出后在学术界界曾引起激烈争论，但据2019年《自然》杂志报道,权威科研小组“人类世工作组”投票决定,认可人类世为地球一新的地质年代，“以标识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的巨大变化”。

反对这一概念者所依据的理由大致有二：一是认为“人类世”概念表征着“人类的傲慢”。 二是认为“人类世”的概念没有考虑“少数国家和文化”是生态危机罪魁祸首。有关研究资料表明， 在21世纪初，人类中最贫穷的45%的人产生了7%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最富有的7%的人则产生了5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英国《柳叶刀·星球健康》杂志刚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表明：“高收入国家是全球生态崩溃的主要责任者，它们欠世界上其他国家一笔生态债”。 因此一些 “人类世”的反对者将资本主义看作“生态危机的首要决定因素。”因此之故，有西方学者提出用“资本世”代替“人类世”。

毫无疑问，对于今日遍及全球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制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一理论却“无法解释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生态危机”。正如我国有学者所追问的那样：“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生态危机比起国外许多国家更为严重？”

在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看，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西式现代性

也就是现代世界观或现代机械思维的牺牲品。

此外，将危机的根源完全推給制度也容易导致推卸我们每个个体责任的结局。

导致“外卖塑料袋三天覆盖一个西湖、外卖盒一天堆出770个珠穆朗玛峰”这种触目惊心现象的发生， 显然个体消费者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赞成“人类世”概念的也好，反对的也好，对于人类的活动对环境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大都是持承认态度的。虽然自有人类以来，人类的活动就对环境产生着影响，但“人类世”的产生无论如何与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对环境的史无前例的破坏分不开。因为从工业化、城市化以来，人类活动强度不断升级，通过修建道路、港口，开发矿山，蓄水建坝，采用地下水等等活动，人类以剧烈的方式改变了传统地质结构。此外， 在过去的300年间，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已经增加了10倍达到70多亿，预计到本世纪末，世界人口将达到100亿。地球30%-50%的陆地资源已经被人类所占用。与此同时，人类饲养家畜的数量达到14亿，它们产生的甲烷也对热带雨林产生破坏作用，从而导致二氧化碳的增加和物种灭绝的加速。人类对土地的耕种和开发利用也加速了对土壤的侵蚀，这比自然速率要快15倍。“每年我们向空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是火山的100多倍，我们目前正在目睹25亿年来对地球氮循环的最大破坏。”大量物种灭绝，农田沙漠化，土壤毒化，珊瑚大量消失，海洋酸化，全球气候变暖就是这种破坏的结果。地球正在因器官衰竭而濒临死亡。可以说，正是工业文明以来人类“过度生产、过度攫取、过度消费，最终导致地球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破坏，生态危机产生了”

这意味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已经达到了不容忽略的程度，“人类世”概念的提出，正是地质学界对这一事实的应对。

在我们看来， “人类世”不仅仅是一个地质时代命名的问题，更是对工业文明中占统治地位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全新的质疑，也是对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控诉。“人类世”的提出不仅给了人类一个巨大的警示，也给了一个机会，一个拨乱反正的机会。按照著名女过程哲学家凯瑟琳凯勒的说法，今天的我们“已经无需被告知我们正面临灾难了。现在到了问我们还可做些什么的时候了”。

那么人类到底应该如何应对人类世的到来呢？由联合国开出的“可持续发展”药方被许多人认为是应对人类世的最佳方案。但在我们看来，“可持续发展”虽然不乏积极意义，但它并非究竟，尤为重要的是它也是一个有待商榷的概念。

二， 反思“可持续发展”概念

“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这一概念是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1987年在她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首先提出来的。

应该承认，可持续发展概念自有其价值，特别是较之“有今天没明天”竭泽而渔式的过度发展，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无疑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然而，可持续发展概念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短板：首先，可持续发展概念依然没有摆脱“发展”的宏大叙事，依然囿于发展主义的窠臼。按我国有学者的考察，现代意义上的“发展”一词，是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理论兴起时才出现的，但现在却已成为现代话语的集中表达。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发展为中心的时代。虽然表述不同，“但‘发展’已经成为每个人、每个地区、每个国家都关注的中心问题。” 人们笃信发展就是一个进步过程，是一个单向度的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然而，问题是，发展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如果一个系统一直不停歇地持续发展，按照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的说法，“其最终结果就是毁灭。”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作者，著名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就已经指出，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物质消费的无限增长是不可能的。 因此之故，《神圣的经济学》一书作者查尔斯·艾森斯坦追问道：可持续发展“真的是我们的最高期许吗？” 在艾森斯坦看来，人世间许多美好的事物诸如怀孕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发展不该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一如仅仅活着不是生活的终极目标一样”。

站在建设性后现代的立场看，所谓发展主义在根底上也是一种经济主义，或者说是为经济主义服务的。所谓经济主义（economism），是一种将经济增长作为社会首要考量的意识形态。按照柯布博士的分析，“经济主义是我们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主义则取代了民族主义而成为主导整个世界历史的力量，“它代表的是一种毁灭性的价值观”。 经济主义笃信：经济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社会应该以经济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为中心进行组织。具体地说，“整个社会就是为经济增长而存在的”。 不论民族利益还是国家利益，都应服从经济利益，“都应从属于经济目标，都应唯经济利益的马首是瞻”。

因此之故，经济原则被认为可应用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一切方面，人们可用经济衡量一切、估价一切。这也是为什么“发展”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经济主义眼里，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经济发展了，其它问题也就可迎刃而解，而对那些生活中广泛存在的非经济部分，“经济主义不是不屑一顾，就是视而不见”。 经济主义的词典中，所谓“可持续发展”，也仅仅被等同于“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

而历史的发展表明， “经济主义不仅没有兑现其所提出的遏制环境恶化的承诺，反而成为环境恶化的重要推手”。 因此，可持续发展“是个成问题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在很多时候往往被资本主义所绑架和利用，它仅仅意味着确保大公司的可持续盈利，它从未考虑对土地的长期影响，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例如在中非，以建设生态保护区，提供工作机会，生态小屋，游戏公园的名义，导致成千上万的雨林的原住民背井离乡，许多人被迫成为“偷猎者”。正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名义下，“人的问题被忽略了”。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第二个缺陷是它的自相矛盾性。其表现形式就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相悖的。按照《少即多》的作者，经济人类学家，英国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贾森·黑克儿（Jason Hickle）的分析，具有讽刺意味地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得分最高的国家恰恰是“世界上环境最不可持续的国家之一。” 以瑞典为例。瑞典在该指数上获得了84.7分，位居榜首。但生态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指出，瑞典的“物质足迹”——该国每年消耗的自然资源数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足迹之一，与美国一样每人32公吨。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平均水平约为每人12吨，可持续水平约为每人7吨。换句话说，瑞典的消费量是这个边界的近5倍。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像瑞典那样消费，全球每年的资源消耗将超过2300亿吨。或者以高居可持续发展指数中第三位的芬兰为例，芬兰的碳足迹大约是13公吨（每人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沙特阿拉伯类似。这使它成为世界上人均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也是气候崩溃的主要贡献者。相比之下，中国的碳足迹约为每人7吨。印度的数字不到2。如果全世界像芬兰一样消耗同样多的化石燃料，这个地球无疑是不适合居住的。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概念“失之于没有追问那些已经过度发展的国家实际上是否还需要增长”。

此外，绝大多数的生态指标都是领土指标，它们没有考虑到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影响。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空气污染指标为例。富裕国家看起来很干净——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它们已经将大部分污染产业转移到全球南方国家，从而将问题转移到国外。实际上，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颂扬富裕国家，同时对它们造成的损害视而不见。

有批评者据此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推动者其实并非真心推动可持续发展，而是“以‘绿色’的面孔实现一切照旧。”他们优先考虑的是跨国公司的红利，环境的福祉在他们那里属于第二位考虑的因素。以可持续的名义获得的好处“通常是通过洗绿毁灭性的实践和意图而获得的”。

可以说，正是可持续发展概念上述内在的短板，导致从2015年世界各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承诺使全球经济与生活世界恢复平衡算起，多年过去了，全球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以致2018年10月8日联合国向全人类发出了“只剩12-22年，地球将陷入危机”的警告。

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不满在语言中也可以发现端倪。按西方有学者的考察，近年来，可持续发展一词已不在占据话语中心，人们尝试着用新的概念取代可持续发展，“25年来，词汇从以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为中心，转变为平衡，和谐，弹性，再生，未来思维，转变，健康，内心世界，灵性......”

其中“再生”是取代“可持续”呼声很高的一个词。再生不仅仅是可持续的;它不仅旨在为后代提供基于当前资源的机会，而且还侧重于自然和社区的再生 - 以便给后代一个比今天更好的机会。

我国学者萧淑贞也认为，“可持续”(sustainable)的字面意义是可以延续某种模式或状态。但是，我们已经做出了太多破坏生态、破坏文化和社群的行为，所以仅仅持续现状已经不够了，必须学习如何使社会和自然得到“再生”(regeneraton)。比如在很多地区，因为化学农业的污染，土壤已经变得贫瘠、不利于生态农作。我们不是要持续(sustain)现状，而是要再生(regenerate)土壤，让适合生态农业的环境重新回来。

社会层面也是一样。比如为了构建社群，我们要做的不仅是维系目前存在的关系，更需要去修复那些已有的疏离、冲突、误解、分裂………让人与人的关系得到“再生”。

在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可持续发展概念另一大根本性的弊端是它仅就环境谈环境，而没有触及工业文明的问题。事实上，现在的危机不仅仅是环境的危机，而是文明的危机，用曾任加拿大作家协会主席的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话说，“这不是气候变化，而是一切都在变化”。（It’s not climate change— It’s everything change）生态危机其实是人类文明的危机，确切地说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因为这是一种“个体摧毁共同体的文明，是城市摧毁农村的文明，是理性摧毁感性的文明，是竞争摧毁和谐的文明，是抽象摧毁具体的文明，是消费摧毁生活的文明，是金钱摧毁精神的文明，是知识摧毁智慧的文明，是虚无摧毁价值的文明，是人类摧毁自然的文明”。概而言之，工业文明“是一种内含自毁基因的文明，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 因此设想在不触动文明的情况下解决环境问题，不啻缘木求鱼。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的提出者贝克指出的那样，人类当前面临的危机， “不是所谓的 ‘环境问题’,而是工业社会本身的一场影响深远的制度危机。……以前看似"功能性"和"理性"的东西现在成为对生命构成威胁的东西”。他强调，“正如前几代人生活在驿站马车时代一样，我们现在和将来都生活在灾难蔓延的危险时代”。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物种自杀’即将到来”。 新冠疫情只是个"奢侈的彩排"，还还有“更巨大灾难在前面等着人类”。 黑克尔则明确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大灭绝的时代”。

要避免人类的灭顶之灾，显然可持续发展是无能为力的。人类要想继续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显然需要一种革命性的新理念。这样生态文明出场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三， 时代需要生态文明

尽管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写入党章，写入宪法，但不少人依然站在工业文明的立场看问题，把生态文明看作对工业文明的修修补补，认为生态文明仅仅是工业文明的“升级版”，尚未认识到生态文明是一种文明范式的变革。在世界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博士看来，这种认识的不足正在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巨大障碍。对此,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现在许多谈论转向生态文明的人仍然坚守着现代性的特质,正是这一点阻止他们在生态文明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事实上,生态文明呼唤深刻的变化和巨大的牺牲。” 它要求人类文明“发生决定性的转变”， 它呼唤“一种新的变革性范式的出现。” 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 它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是一场“全方位的伟大变革”。 它不仅需要哲学，政治，经济，农业，教育，社会治理等一系列的变革，而且需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需要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有机整体主义，从个人主义经济学走向共同体经济学，从工业化农业转向生态农业，从以职业培训为旨归的专才教育走向立德树人的通人教育。

其中首先需要的是哲学观念的变革。因为哲学是文明的核心，哲学支撑着文明。正如怀特海所言：哲学“是精神建筑的建筑师”。 哲学观是我们思想和生活的基础。“正是我们所关注的那种想法，以及被我们放入不易觉察的背景中的那种想法，支配着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恐惧，以及我们对行为的控制。我们是怎么想的，我们就是怎么活的。这就是为什么哲学思想的汇聚不仅仅是一种专门化的研究。它塑造着我们文明的类型。”

事实上，正是主宰工业文明数百年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为今日的生态危机种下了祸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自然的毁灭者”。

因此要建设生态文明，首先需要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进行理论清算，进而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向有机整体主义的转变。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又称“人类优越论”或“人类例外主义”。人类被认为是宇宙的核心或最重要的存在。在人类中心主义看来，人是可以与自然分离的，是优于自然和地球上其他生灵的。自然万物（动物植物微生物矿物）被看作供人类使用的资源。它们本身没有内在的价值，它们仅仅具有工具价值，仅仅是达到人类目的的手段。这一点在现代哲学的巨擎康德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他曾明确写道："就动物而言，我们没有直接的责任。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它们在那里只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人是目的。”

人类中心主义不仅在认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曲扭了世界的真实图景，而且“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它直接构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

与工业文明视万物为器相反，生态文明是一种敬畏自然的文明，一种以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为旨归的文明。

与现代工业文明标举人的自大不同，后现代的生态文明强调所有生命在本质上都有其价值的，它强调，地球不是资源库，它应该有自己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受到尊重的权利，再生其生物能力的权利，并继续其生命循环和过程的权利"。 这就要求我们要善待自然，对自然要厚道，所谓“对自然的厚道”，就是用一种有机的眼光看世界，将自然不是看做与人类对立的，而是看做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与大自然的其他生灵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从而像对待自己的至爱之人一样呵护自然，关爱自然，敬畏自然。因为不是我们去保护大自然，而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如果我们毁灭了自然，“我们也就毁灭了我们自己”。正如西雅图酋长所言：“所有的生命互相关联，就像我们流淌着共同的血液。不是我们织出生命的网，我们只是其中的一条线。我们对生命之网所做的一切，都会回到我们自己。” 用冰岛著名女科学家、冰岛大学工程与自然科学学院院长拉格纳斯岛特尔（Kristin Vala Ragnarsdottir）教授的说法，“没有自然......也就没有未来”。

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自大之后，强调人对自然的敬畏和依赖，强调师法自然，并不意味着人的主动性的消失，更不意味着人犬儒主义的无所作为，相反，在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那里，强调人对自然的依赖和敬畏恰恰令人获得根性，获得归属感，从而获得了保护自然的动力和底气。在为2021年版的《是否太晚？》所撰写的序言中，柯布明确指出，“今天我认为，我们可以说，‘生态文明’已经在路上了。这意味着，以一种关爱的方式将我们与其他人联系起来，将人类与自然世界联系起来”,既强调万物一体，万物互联互通，又强调“我们与万物有一种独特的关系,我们有巨大的能力决定它们的命运。” 我们有责任保护他们的整全性，乃至为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做出贡献。也就是说，人类不仅有史以来首次具备了足以摧毁地球维持生命运行能力的一种可能性，而且同样也是有史以来“具备了创造一种真正的生态文明的能力。”

与敬畏自然的文明相联系，生态文明也是一种重农的文明。这里的“重农”包括珍惜乡村，重视农业，尊重农民。

与现代工业文明鄙视乡村，将之视为“失败之地”，“绝望之地”，必欲除之而后快相反，后现代生态文明将乡村视作是中华子孙繁衍生息的根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孕育者和传承的深厚载体， 是生命神圣的象征。 按照著名生态文明专家中央党校张孝德教授德说法，乡村是离天最近、与地最亲的地方，乡村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记忆和活历史，它是“中华文明兴衰的底线”，“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文化和智慧的宝库” 。生态文明建设成本最低、效果最好、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优势最大的地方是乡村”。 “上海、纽约、东京这类现代巨无霸城市尽管貌似强大，然而离开乡村的粮食供给，一天都难以存活，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恐慌。”此番全球疫情的爆发，再次彰显了这样一种重农文明的重要性。没有农田的城市，自己无法生产粮食和蔬菜，面对汹涌的疫情，显得格外脆弱。而乡村有地，地里有菜，地窖有粮，所以不慌。所以才有“大疫止于野”的古训。中国抗疫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乡村的存在功不可没。乡村不仅是感染率最低的地方，而且在源源不断为封城中的人们提供新鲜菜蔬和食粮方面也是居功厥伟。这个意义上乡村的的确确“是中国安全的保险阀、化解危机的蓄水池”。 展望未来，随着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的加剧，乡村的重要作用会越来越突显出来。因此一种重农的生态文明就是必需的。

要振兴乡村，繁荣乡村，离不开对作为乡村主体的农人地位的尊重与提升。因此生态文明是一种尊严农人的文明。农人被看作最有生命力，最有价值的存在。用我国环保作家徐刚的诗意表达就是“农人是一伟大而高贵的生活方式”。

没有人是孤岛！个体充分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最好方式是繁荣有机共同体。

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文明一种钟情有机共同体繁荣的文明。

从建设性后现代的视角看，工业文明最大的弊端之一是对有机共同体的摧毁。城市的“冷漠症”，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就是这种弊端的突出表征。正如西方有作者用诗歌语言表示的那样：“我们房子大了，但家却较小了;……我们可以到月球走个来回，却很难过条马路去问候新邻居”。

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生态文明是这样的一种文明：其中每一个共同体都认为自己与其他共同体一样共处于共同体之中。” 它意在重建个体与社群的关系，因此格外重视有机共同体的繁荣。所谓有机共同体，就是由跟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包括亲人之间的关系和邻里之间的关系。受现代西式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现代文明视这些关系和联系为一种束缚，是“落后的”的标志，因此必欲摧之而后快。生态文明则强调内在关系和有机联系，它格外珍惜共同体，力促共同体的繁荣和发展。在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看来，关系是构成我们的核心要素，个体与群体血肉相连。个人的发展有赖于社会共同体的繁荣。“他人的健康恰恰有助于我们的健康。” 那些通过损害共同体的福祉而获得财富的人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幸福。因为我们个体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休戚与共，息息相关。一个健康的共同体一定是一个既高度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又极大增进群体和生态体系福祉的共同体。在柯布看来，面对生态灾难，这些基于互爱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的地方共同体，“更有可能生存下来。”

也正是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对乡村的珍惜，对有机共同体的呵护，使得生态文明拒绝发展主义的恶行发展，倡导厚道发展，拒绝个人主义经济学，推重共同体经济学。共同体经济学认为包括所有地球居民的健康在内的整个星球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应该为作为整个系统的福祉服务。这就是柯布所说的“大经济”，这是一种旨在为人类和自然的共同福祉服务的经济，是生态文明所迫切需要的经济。

四， 有机过程思维可以为生态文明提供理论支撑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建设生态文明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同样离不开理论思维。由于作为工业文明哲学基础的固化的、静态的机械思维业已暴露出它的诸多弊端，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生态文明亟需一种新的思维，我们称之为“有机过程思维”。

所谓“有机过程思维”是一种基于有机过程哲学的整全性思维。它视生成，变化和创新为存在的本质属性，视有机关系为事物构成性的存在。它强调：我们不仅与他人是深度联系的一起的，而且与宇宙万物都是深度联系在一起的。有机过程思维将宇宙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将世界视为互联互通的系统”，整个宇宙被看作“一个无缝的相互联系的事件之网，其中没有一个事件能够与其他事件完全分离。万物互联，万物互涵。”在这个有机整体的宇宙中，机械二元论没有生存的空间， “有感知与无感知，有生气与无生气，有生命与无生命之间并无一种最终界限。” 有机过程思维视域下的宇宙观是一种生态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将世界看作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它无意将生命体与其所处环境分离开来。

在有机过程思维中，“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关系（relations）比实体（substances）更为首要”。 也就是说,关系是事物构成性的要素，“正是关系特别是内在关系构成了事物本身。” 由于万物皆由它的关系构成，如果这些关系在同步或历时上都没有边界的话，“那么一事物都或多或少地与任何其他特定事物相关联。

因此强调万物互联互依互通是有机过程思维的精髓。按照未来学家斯迈儿和理查德森的说法, “或许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历史性转变就是从独立不依到相互倚赖的转变。” “这一转变标志一个旅程，就是意识到所有生命形式（包括人的生命和非人的生命）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共同根植于一个永远展开的有意义的，共同创造的过程中。” 在弗里乔夫·卡普拉看拉，“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是有解决办法的，其中一些甚至很简单，但它们需要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价值观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一旦我们开始恢复我们对地球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星球的看法，看到一切都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生态系统网络中连接起来，而不是从还原论的地球力学角度看待它，我们将能够迈出治愈我们的家园和我们自己的第一步。”

可以说，按照有机过程思维，万物互联互依互通是宇宙的实相。不实现万物互联互依互通这一这一认知上和思维方式上的转变，生态文明是不可能建成的。

有机过程思维在中国拥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因为“作为《易经》的民族，中华民族可以说是过程思维的民族”，中国人的宇宙观和自然观按照李约瑟的说法是“有机主义的”。按照著名比较哲学家安乐哲的考察，“中华文化传统内具有悠久历史而形成的互系性思维方式”。 他认为，“互系性思维方式可以让人们对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有深刻的认识与参与意识。 这意味着中国文化“支持一种万物互联互通的世界观 ”作为一笔“宝藏”，中国万物互联互通的哲学“为我们以一种更有利于服务健康星球上的福祉的方式重构我们对现实的看法提供了机会”。

其实，今天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可以看作就是这一优秀传统的延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了人类在21世纪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安全等各方面相互依赖、共赢共生的关系。新近发生的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当今世界局势下，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按照《何谓生态文明？》一书作者的说法，“生态文明不仅仅有关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它还需要人类彼此之间要和平相处，从而促进所有生命的繁荣兴旺。” 如果说现代工业文明是一种尚争文明的话，“那后现代的生态文明应该是一种尚和的文明”。因此弘扬有机过程思维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生态文明的需要。

事实上，有机过程思维在当代西方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发生在当代西方的“过程转向”或“关系转向”就是证明。 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试图根据构成事物本质要素的过程和关系来理解复杂的现实”。许多交叉学科研究（诸如科学与技术、环境人文学与后人文学等）也开始依据有机关系思维“重构对自然-文化的学术理解。”有机过程思维被认为是有助于“克服学术界和科学界时下的碎片化现象”。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和思想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英戈尔德就曾强调，生物学家在考察有机体的发展时也开始接受有机过程思维，扬弃遗传学的观念传统，“采取过程性的、发展性的、关系性的视角”，还原生物个体本来面目，将人与非人有机体的生成与维持视作“整个关系矩阵的展开”。在间性论的倡导者，著名媒介哲学家弗卢瑟看来，存在即互在。无论是在赛博空间还是面对面，“我”和“你”都互为结果、一同产生。“无论我们把目光投向何方，我们都会看到相互依存、共同发挥功用、相互适应和共同演化”。

由于相互依赖是生命的本质，相互成就是生命的升华，因此有机过程思维呼唤一种“共命意识”。所谓“共命意识”就是意识到我们和他者是共享命运的，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是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这既包括与他人共命，也包括与自然甚至病毒共命。“共命意识”令我们时刻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与其他生物的例如细菌或病毒的共生关系中。”这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得以存在，完全有赖于其他生命形式包括微生物和病毒的存在，我们与病毒也是共享命运的。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持续不退的今天，这一点格外具有现实意义。这要求我们 “学会尊重微生物世界，学会敬畏病毒，学会善待病毒，与病毒共存” 这也要求我们学会放下“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微生物病毒的愚蠢执念。因为，纵观人类灾疫史和病毒史，任何一次瘟疫的结束都不是以真正消灭了那种病毒为胜利的标志的，而是人类以生命为代价去学会适应这种病毒，并最终学会与之和解为标志。“妄想消灭病毒的执信最终会彻底解构人与微生物世界之间的极为脆弱的共生存在的平衡框架，结果只能是人的个体生命的消逝和人类的毁灭。”

所谓尊重病毒，就是自觉地意识到病毒的存在也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学的最新研究表面，病毒不是我们的敌人，二是我们的“亲密伙伴”。 从这样一种视角出发，我们也不应该把小新冠看作敌人，而应看作“信使”。它的使命是劝说人类把极速发展的脚步慢下来，它旨在提醒我们注意“大自然的存在对于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是如何至关重要”。 我们和地球之间是如何休戚与共，是如何同呼吸共命运的。正如西班牙薇薇安女士借助新冠病毒之口所明确表达的那样：

我让你们发烧…因为地球在燃烧；

我让你们呼吸困难…因为污染充满天空；

我让你们软弱…因为地球一天天在衰弱。

我的来临不是要惩罚你们，而是来唤醒你们。

停止污染地球，停止相互争斗。

不要再关心物质上的东西，

开始爱你们的邻居吧 。

开始关心地球和所有的生命......

有机过程思维对我们每个个体的启迪就是，建设生态文明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我们无需等待“蜘蛛侠”、“钢铁侠”、“超人”之类的大英雄来拯救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

相信随着新冠大流行所彰显的“全球的互联性和人类的脆弱性”， 特别是随着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体认，有机过程思维一定会大有用武之地，也注定有一个璀璨的未来。

(本文最初发表于《鄱阳湖学刊》2023年第1期。原文标题为《人类世，生态文明与有机过程思维》，篇幅所限，此处省略了引文和参考文献部分，征引请以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