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里,昆明的水上运输几乎就等于滇池运输。早在战国、西汉时期的滇国青铜器上,就有了船只和“羽人行舟”的形象。昆明四周山高路险,陆上交通困难,从滇南、滇西、滇东南和滇西南经过驿道运到昆明的货物,尽管距昆明城仅剩两三天甚至一两天的路程,也多会到就近的滇池码头下货,转为船运,运进城内,以降低成本。
近代滇越铁路通车后,经铁路运来的许多货物,也会从呈贡下货,转由滇池水运送往湖周各地和滇西。这样一来,滇池的航运就不能不兴盛。尽管多次出现“海匪”“海盗”,但老昆明人对滇池航运的兴趣仍然不减。直到现代,环湖公路运输兴起,滇池航运才逐渐萎缩。
滇池古航道和古渡口
早在先秦的古滇国时期,五百里滇池上就出现了船只。后来出土的不少滇国青铜器上,都有“羽人行船”形象。唐宋两代,昆明成为南诏、大理国的“东都”,国王和官员从洱海边的“西都”前来昆明,多在碧鸡关下马登船,横渡滇池,从宝象河到蜗洞,经石虎关入城。为了保证官船的安全和方便,官府还大兴土木,在云水相连的“涡洞之乡”修建了设施齐备的渡口,由官府配置舟船和船夫,为来往官员及商旅渡运,称为官渡,今天昆明的官渡区即由此得名。
至元代,昆明成为省会,云南政治、商业中心都转移到了昆明,滇池航运繁荣起来。城南的云津码头停靠了大量航船,元人王升在《滇池赋》中盛称:“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垠,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在盘龙江云津码头旁的大德桥(今得胜桥)一带,沿街店肆林立,商业繁盛。据有关资料,早年除云津渡外,在滇池周边还有金沙渡、安江渡、高峣渡、昆阳渡等渡口。明代云津渡仍然是昆明近城的主要渡口,当时从滇池周边地区往来昆明城,多半要走水路,傍晚搭上帆船,天亮就可以到达云津桥,可以省去不少“负担之劳”。碧鸡关下又有高峣码头,为水陆交通汇合之处,“滇西客货往来,均取道于此”。晋宁的安江码头也很热闹,从海口横渡滇池而来的客货都在此登岸,从滇南来的铜在此装船北上云南府城(明·唐尧官《晋宁州风土记》《游海宝山记》)。
早年的高峣码头。
明嘉靖年间,四川状元杨慎谪戍云南,久住高峣,经常曾乘船过滇池与友人交往。在杨慎的《晋宁观社将归留别诸君子》诗中,有“南北相过殊不远,绿波红屿更轻舟”之句,写的就是从晋宁(今晋城)安江码头到昆明的航线。当时嵩明太守罗果齐带着好酒,从府城(昆明)乘船横渡滇池,到高峣与杨慎相聚。杨慎欣喜之余,赋诗《席上漫兴重赠罗果齐》,诗中有“君侯载酒过春城”之句,以示感谢。
明末崇祯年间,徐霞客在昆明逗留期间也走过这两条滇池航道,并留下了较详细的记载。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徐霞客游太华山,出了省城,向西南走2里(今西坝)上船,两岸都是平坦的田野。船行10里,穿过平田,又进入芦苇沼泽,行进在一片深绿之间,这里已经不是滇池河道,而是草海了。两侧深草旺盛,航道十分狭窄。再向西行15里,抵达高峣,这才下船登岸。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初四下午,徐霞客到晋宁会友人,从南城外羊市(今近日公园南)南行6里,到南坝上渡船,傍晚才开船,遇上了西南风,船行30里后在海夹口停了下来。三更时(23时)继续开船,清早抵达北圩口(今白鱼口),在“观音山之东南濒海处”。从这里又“挂帆东南行,二十里至安江村”,上岸后在安江饭馆梳洗、用餐,然后前往晋宁城。明代滇池周边码头不少,昆阳码头航运繁荣,附近的兴旺、储英两个滨湖村子多经营航船,被官府定为行船专业村——“专操船业以维持生计”。
明清两代,滇池渡口多达81处。清雍正年间,在昆明城东南一里的盘龙江上有一个古渡口,位于嵩山寺前,又叫嵩山古渡,大约在今天的螺蛳湾附近。清初云南府(辖今昆明一带)知府许宏勋曾为之题写了一块大匾,上书“登彼岸”三个大字。在城西30里的滇池彼岸有一个高峣渡,那里的船只可以到达昆明城西南的版坝河(清雍正《云南通志》)。官府在滇池东、西、南岸设立了河泊所,管理船只,征收海税。今滇池西岸还有河泊所村,就是那段历史的遗迹。
经滇池航运到昆明的砖瓦
滇池三大航线和长途“夜航”
昆明四围多山,驿道路险,人背马驮,耗时费力,又有土匪出没,安全难保,陆路如此,滇池水路的优越性就凸显出来了。早年滇池周边和滇南、滇东南、滇西、滇西南与昆明之间的客货运输,大半都要走滇池。据康熙《云南府志》记载,清初的滇池航运已有相当的规模,形成了东、西、南三条固定航线:
一、东线。从南坝入滇池,经晏公庙、近华浦,行60里到江尾村登岸可到呈贡;从江尾再行80里到石子河登岸,可到旧归化县(今马金铺一带);从石子河行100里经安江村登岸可到晋宁州(今晋城)。
二、南线。从南坝河登船,经土坝、灰湾、大小鼓浪山、观音山、白鱼口等处,行120里到老塘咀登岸可到昆阳州(今晋宁区城)。
三、西线。由板坝河(今翠湖)下船入滇池,经篆塘、运粮河、近华浦行30里到高峣登岸,过碧鸡关可到安宁州(今安宁市);也可以从西坝河登船进草海,行30里到高峣,再经山邑村行80里到海口。
到清末民初,滇池长途航线仍然是昆明—昆阳、昆明—晋宁(今晋城)、昆明—呈贡等线,还有昆阳、晋宁(今晋城)、呈贡和海口之间的航线等。即便是滇越铁路通车以后,滇西和滇南的部分地区、滇西南和昆明之间的客货运输仍然要经过滇池航线进入昆明城。由于受到季风的影响,每到下午,滇池内海常常会有大风浪,影响行船安全。为避开大风浪,滇池长途航船会延迟到下午四五点以后开行,在湖上行走一夜,第二天早上才能到达目的地,往返要行船两天。短途航线主要从西门外篆塘到大观楼、草海、西山脚、高峣一带,多半是搭乘“耍海”人的客船。这些船不大,一般都在白天开行,上午10点左右出海,有时遇到逆风,行驶缓慢,往往要到天黑才能到达,不过沿途海景甚佳,正好“耍海”。
古老的昆明城西篆塘码头
早年滇池航线来回都有生意可做,载客的自然有来有回,运货的也有来有往。据统计,在篆塘和高峣之间,运去的主要是洋货及日用品,运回来的有砖瓦、砂子和石灰等建筑材料;在昆明和海口、晋宁(今晋城)、昆阳之间,运去的主要是棉花、布匹和日用百货,运回来的主要是大米、杂粮、木柴、生铁等;在昆明和呈贡之间,运去的主要是日用百货,运来的主要是烧柴、水果等。滇西、滇南、滇东南各州县货物也会运到滇池岸边的码头装船下湖,运到昆明西门外篆塘上岸,再搬运到附近堆栈店中等待买主。如此运来的货物主要有大米、蚕豆、黄豆、食盐、生猪、烟、糖、茶叶、中药材、土布、木料、砂石、生铁、铅块和各种土特产品,返程则从昆明采办棉布、棉纱、匹头、日用杂货等回销原地,平均每天进出货物三百多吨,规模超过陆地运输,成为昆明和周边最重要的传统运输路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和盟军也常常征用民船运输军需货物。
滇池草海航线上的帆船
滇池航线上的“海匪”和夜袭的“海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军阀混战,时局混乱,土匪横行,滇池上也出现了“海匪”,对客货船进行抢劫,甚至伤害人命。昆明交通从“道路不靖”祸延“水路不靖”,滇池航运受到很大的打击。
当年昆明《义声报》报道了一起“海匪”事件,标题赫然为:《从来未有之骇闻》。报道称,1923年1月10日,有轮船从昆阳开来省城,10多个匪徒假冒军人,自称出公差,混上轮船。船行至观音山,这伙人大肆搜抢,打死掌舵者,又重伤一人,轮船所载货物和乘客银钱全被搜抢一空,然后“换驾小舟,捆载而去”。经统计,此次遇匪,客货损失约在三千元(《昆明掌故》)。
这桩劫财血案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滇池水上警察署决定向香港购买小火轮两艘,用来巡逻滇池,对付“海匪”。但“海匪”也转换方式,改对夜航的木船下手,驾驶着轻便帆船,乘黑逼近,登船抢劫,让警方防不胜防。
1931年1月7日,一艘昆阳大船满载洋纱货80余驮,并搭乘客人4名,午后5时从昆明篆塘驶出,于傍晚8时行驶到西山脚下的龙王庙前。突然驶来一艘木船,上有6人,每人携带大小枪各一支,大喊停船,并连放数枪,打烂船上甑子,幸未伤人。船家不得已停船,4人跳上船来,搜走乘客和船家购货款共510元,劫走洋纱数驮、杂货数驮,携赃驾船而去。船家只好驾船返转到大观楼报警,也别无他法。
1931年4月28日,晋宁船户晚上从晋宁运杂货并搭船客20人到昆明。船行至夜间2时多钟,快要到西山脚下了,湖面上突然刮起暴风,把船吹到岸边,不能行驶。此时来了4个匪徒,撑着一只小船,迅速靠近,其中3人上了船,一个人还穿着灰色的军便衣。他们拿着铁斧、木棍、尖刀,大声喊叫:“奉政府命令前来检查,并拿要犯。”匪徒把22个乘客赶出舱,以检查为名,抢走他们身上携带的钞票、大洋两千多元,还把他们身上的衣服脱去十多件,然后下小船向西山脚原路而逃——显然,当时滇池“海匪”打劫不是一两起,而且有散兵游勇为匪之嫌。
来源:昆明日报作者:朱净宇文图资料:《老昆明旧话旧照》美编:姜维钢责编:苏昊编审:周晓雪终审:周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