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很少审视现状?社会系统是如何“操控”我们的行为的?“我爱你”为什么那么难说出口?为什么存在贫困?
本期“我对你有问题”为你分享美国社会学家艾伦·G·约翰逊的著作《见树又见林》。在这本书中,约翰逊提出,为了理解什么是社会生活,我们不仅要观察个体,还要考虑个体所处的环境,以及个体和环境之间如何互动并且共创社会系统。约翰逊解释道,“树林是一棵棵个体之树的集合,但不仅于此。树林也是处于特定关系中的个体之树的集合,如果仅是观察一棵一棵单独的树,你没有办法看清楚树木之间的特定关系。”
艾伦·G·约翰逊于1968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人类处境的问题,特别是由性别、种族和社会阶层等议题塑造的人类处境问题。
自由职业者嘟嘟噜向本书提出了七个问题,并在书中找到了答案。
#01
为什么人们很少审视现状?
根据作者的看法,人们很少审视现状与社会的多元性有关。这里的多元性具体表现在,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有不同的性别、种族、年龄、社会阶级等等。这种多元性让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有更多的视角和观点,在交往中也有更多的乐趣。然而,社会多元性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有时会成为包容同好、排斥他人的基础。
例如,在过去的西方世界中,黑人就曾因为其肤色的差异,长期受到歧视,处于社会的底层。工人阶级也因其获得资源的匮乏,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对象。这些难以改变、且通常是与生俱来的差异,赋予一些人生存的特权,却让另一些人艰难度日。这些能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差异,在我们的社会中随处可见。然而,在作者看来,无论是拥有特权的人,还是没有特权的人,往往都会默许不平等的发生,不去审视现状。
对于没有特权的人,如女人、黑人、同性恋者、工人,他们往往对特权和其所处的位置避而不谈。因为他们如果改变现状,拥有特权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报复他们,让他们比原本生活得更糟糕。而对于有特权的人来说,例如男性、白人、异性恋者、领导,毫无意外地,他们不需要过多地审视和改变现状,现实就会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向发展。
还有一点或许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即审视现状和所拥有的特权,会让拥有特权的人产生罪恶感,于是进一步责怪审视现状的人,然后继续维护自己。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当妇女讨论性别歧视对她们的影响时,个人主义的思考方式会促使男人把所听到的看成是对自己的控诉:“如果女人被压迫,那我不就成了想要压迫她们的万恶之源?”没有一个男人愿意把自己看作坏人,而且绝大部分男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压迫女人,所以男人觉得性别歧视的说法是对他们的一种不公平的抨击,也就不承认男女不平等这一现状。
作者认为,社会中那群受到偏爱的人所获得的特权,是与生俱来、社会“强加”给他们的。然而,拥有特权的人忽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状态,光从个人角度出发,不承认社会不公平,这样一种思维让“多元”造成的后果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继续不平等的现状。
#02
社会系统是如何“操控”我们的行为的?
社会系统指的是社会中各元素的集合。例如,我们可以把家庭看作一个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包含各种各样的身份,如父母、妻子、丈夫、孩子;他们之间形成的关系,如亲子、夫妻、姐妹;与关系相关的观念,如“一个‘好家长’要怎么对待子女”等等。这些身份、关系、观念和其他元素,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系统。
社会系统又是如何“操控”我们的呢?作者用“大富翁”游戏来比喻社会系统。游戏中有身份(玩家、银行)、关系(竞争对手)、物质的实体(房子、骰子、游戏币、棋子等)和观念等等。而大富翁拥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决定了这个游戏的精髓,那就是要赢,即拥有最多的财富。而获得胜利的“最小阻力路径”,就是贪财。因此,玩家为了获得胜利,会用各种方法来获得财富,例如当别的玩家路过他的地盘时,他可以大量地收取过路费。
之所以社会系统能影响我们的行为,也是因为系统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最小阻力路径”。为了遵循游戏规则,不被踢出局,我们往往会遵循“最小阻力路径”去做事。当别人讲了一个笑话,即使觉得不好笑,大多数人仍会选择跟着别人哈哈大笑。这种跟随别人的从众行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一个让自己能轻易接受的选择,但往往却最容易发生,因为“从众”是社会系统为我们设计的“最小阻力路径”。
对于不同的角色,社会系统也准备了各种不同的“最小阻力路径”:父母应当尽其所能地去帮助家里的孩子,老师应当对班上的学生一视同仁,医生应该救死扶伤等等。然而,有时“最小阻力路径”也会发生矛盾,如果一个老师的班级里出现了自己的孩子,他就无法做到既最爱自己的孩子,又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这就产生了社会学家所说的“角色冲突”。
虽然“最小阻力路径”让我们按照社会系统的价值观去做事,社会系统也并不能强大到能预测我们的行为,也就不能完全操控我们的行为。正是人和社会系统的互动,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模式,让生活充满了乐趣和不确定性。
#03
新环境是如何使我们产生迷失感的?
从社会意义上说,“迷失”是相对于过往的经历而言的。作者认为,我们通过文化,主观地赋予了生活一定的结构,让我们更好地完成社会任务。当我们进入新环境时,生活的结构与过往的经历不同,我们就产生了迷失感。
文化所赋予生活的结构,可以从时间的概念上一窥一二。太阳和月亮能让我们区分昼与夜,但是文化带给了我们时、分、秒的概念,让我们的每一天,因为有准确的时间而有了结构。这也让大多数上班族,不需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拥有固定的工作时长和日期。试想一下,在工作日时闹钟没响,你猛地起身,想打开手机看时间,判断自己迟到了没有,却发现手机没电、开不了机。时间这一结构突然消失了,这时,你是否会感到迷失、焦虑和不安呢?
作者认为,新环境之所以给人们带来迷失的感觉,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结构发生了改变。这里的结构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与我们相处的人被划分为亲人、朋友、同事等等。有的时候我们能随意和朋友讲的话,和亲人却要有所顾虑地讲,这种关系的区分就是结构所带给我们的。其次是人的等级地位。原本人人平等,但文化却给人们在社会上的位置赋予结构,如古时的帝王将相,等级较低的布衣庶民,家族中有长辈和晚辈。正是文化赋予的结构感让我们清楚,应该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在和不同的人交往的时候,要用什么态度和方式。
进入新的环境时,原本固定的结构发生了改变。例如,上学时,周围是同学和老师,我们对拥有较高权力和地位的老师十分尊重,而老师也将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但毕业后进入公司,周围的人和我们的关系变成了同事,比起同学,在和同事的相处中或许多了一些利益的考虑。我们和拥有最高权力的老板相处,也不能完全套用和老师相处的那套模式。这种相对过去的结构的改变,往往会让我们对新环境无所适从,也就产生了迷失感。只有摸清新环境中他人的身份和地位,搞明白和不同关系的人的相处方法,这种迷失感才会渐渐消失。
#04
什么是“创造性越轨”?
社会系统中的文化价值和规范影响了我们的行为。在推崇异性恋的社会中,同性恋者往往不会像异性恋者一样坦然公开自己的性取向。然而,社会系统也有可能以一种与重要文化价值观相背离,并催生破坏性行为的方式组织起来。作者把通过违反社会重要文化价值观来实现目的的方式,称作“创造性越轨”。
作者居住在美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时发现,市中心地带,总是竖立着一块硕大的劳力士手表的广告牌。广告的文化价值告诉他们“你值得拥有”一块劳力士手表,不过以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根本无法购买。受这种价值观影响的人会产生一种束缚感和冲突感。他们会拼命赚钱来买这块手表,或是放弃买手表的欲望,老老实实地过原本的生活。
但当他们急切地想要获得这块手表,而合法的方式无法满足时,他们很有可能会通过偷窃、抢劫等行为,来获得这块手表。这些非法的方式,即是“创造性越轨”,通过与勤劳工作、遵纪守法这类重要文化价值相背离的“创造性”方式来实现。社会价值观的要求和我们的实际能力差距越大,“创造性越轨”越有可能发生。如果广告牌上画的是小天才电话手表,大家或许就能够轻松地购买,没有必要通过“创造性越轨”来实现了。
作者指出,这里的社会价值观不单单与物质金钱相关,也与精神层面相关。例如,有的学校有非常重视分数的文化氛围,却没有提供给学生通过合法途径获得高分的平等机会。优秀的学生因为实现了价值观的要求,获得老师的喜爱,拥有更多的学习资源,而成绩差的学生极有可能不受大家的尊重,既生活在压抑的环境中,又无法获得和优等生一样多的学习资源。这时,为了取得好成绩,这些成绩较差的学生,就极有可能违背诚实守信这样的重要价值观,通过作弊这种“创造性越轨”的方式,来对学校的体系和氛围进行负面的反馈。
虽然“创造性越轨”并不意味着,只要价值观的要求和我们的实际能力有差距,“创造性越轨”就会发生,但是它却警醒着我们,这些违背重要文化价值观的行为,实际上根植于我们所参与的社会系统。
#05
为什么说“保护环境”是人类的自大?
我们往往会说,我们“破坏”了生态环境,现在的生态环境处于一个“糟糕”的情况,但在作者看来,对于生态系统来说,一种情况并不会比另一种情况更好。从自然环境的视角来看,湖里满是鱼,并不比湖里满是水藻更有价值。森林也不一定就比沙漠更好。
与此同时,如果从长期来看,生态系统是不可能被破坏或毁灭的。生态系统的特征可能会改变,包括它们所能维持的各种形式的生命混合(可能包括人类,也可能不包括)。不同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相影响,会导致生态系统的改变。就像湖中的水藻如果越来越多,鱼就会很难生存,逐渐消失,可能还会走向灭绝。但是,某种物种的消失,仅仅意味着生态系统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并不意味着生态系统就会因此毁灭。
人类提出保护生态、保持生物多样性的观念,是因为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繁衍后代和科学研究意义重大,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要保持生物多样性的出发点,其实是为了让人类拥有更好的生活环境,能生存得更加长久。就算地球上没有生物、没有生态了,也不一定就是最糟糕的情况。这些所谓的好与坏,都是对于我们自己而言的,所谓的“破坏”和“保护”也是我们赋予生态系统的理解。
就此而言,自然界也不会认为人类高于别的物种。其他动物根本不需要人类来拯救,生态系统也不需要人类来维护。虽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保护环境,但是如果忘了保护环境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自己,反而将自己化为正义的化身,这无疑是有些自大的。
#06
“我爱你”为什么那么难说出口?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语言文字不过是展现我们所知、所感、所思的象征性符号,是与他人交流的工具。事实上,它的意义不止于此,它创造着我们对社会各种情境的真实感,还是有力的粘合剂,把社会系统与我们的参与粘连在一起。
在所有的语言使用方式中,最有趣但又被最少关注的就是“表述行为的语言”,又称述行语言(performative language)。顾名思义,这种语言表达了要做某事的意愿,同时也成为了行动本身。例如,当我找到老板,并和他说“我要辞职”时,我不仅向老板表达了这个想法,也真实地做出了这一行动。简单的几个字改变了我与老板的关系,他不再是我的上司,我也不需要再为他工作。再有,在婚礼宣誓中所说的“我愿意”,也是典型的述行语言。“我愿意”,在表达认可的同时,也改变了这对新人和他们家庭之间的关系。
上文所提到的述行语言是比较好理解的,我们能清楚地知道这个词在特定的场合,是作用于老板和职员解除关系、夫妻双方建立关系的。但是,当述行语言的限定作用没有被明确地表达时,它的使用就变得有趣了。“对不起”就是一个例子,它看起来只是我们表达内疚的一个途径,但如果获得另一方的原谅,那它就变成了一个述行语言,成为了缓和关系的行为。
“我爱你”之所以难说出口,也是因为这句述行语言的限定作用没有被明确地表达,而且情况更为复杂。如果“我爱你”只是一个表达爱意的途径,那么它的使用将非常简单。但实际上它还是一种企图改变社会关系的行动。一个“不合适的”人说 “我爱你”与一个“合适的”人不说“我爱你”,都会造成行动的中断,导致人际上的麻烦。而且,当面对“我爱你”时,只有答案是“我也爱你”,才能实现对话双方的互惠,才能实现行动的目的。无论是不回答,还是回答“谢谢”,“那很好”,“你爱我真是太好了”,都有可能使另一方产生不舒服的感受,认为自己受伤了,觉得自己愚蠢。
在无关爱情的非浪漫情境中,“我爱你”仍然有重要的作用。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它不一定意味着父母或者儿女一定喜欢对方,但却是确保彼此幸福的一种承诺,是充满责任感的爱。
“我爱你”作为述行语言的力量是惊人的,因此在使用时需要格外谨慎,因为如果被滥用,将会轻易快速地使社会关系分崩离析。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爱你”这么难说出口的原因。
#07
为什么存在贫困?
即使是在部分发达国家,贫困也大面积存在。它为什么会存在呢?作者用社会学的眼光指出,首先贫困是整个社会全部收入和财富的最终分配结果。我们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系统,允许少部分精英控制大部分资本,而大多数人竞争少数精英剩下来的财富,难免就有一些人处于弱势的地位,生活在贫困之中。因此,贫困存在的部分原因,在于经济系统的设计方式。
其次,资本家们通过崇尚竞争和效率等方式生产贫困。由于利益驱动,企业尽可能地通过压低工资、用机器取代人力、用兼职职员取代全职职员来控制企业成本。这样一来,一份全职工作并不能保证一个家庭生活无忧,往往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年人的收入,才能维持家庭的收支平衡。
除此之外,社会的其他因素也有可能造成贫困。比如,高离婚率使得大量的单亲家庭靠一个成年人的收入供养儿女,支付家庭开支。随着科技革新,原来那些无需多少教育就能胜任、并使其得以维生的产业工作机会悄然消失等等。
与此同时,作者认为,在他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提出的部分反贫困方案落入了个人主义思考模式的陷阱,以至于效果不佳。这些方案认为,经济上的成功仅仅与个人素质和行为有关,因此应该通过提高个人技能的训练,来消除贫困。而这样的方案带来的结果是,个人可能会在阶级中上下浮沉,而社会系统本身,包括贫困人口的稳定比例、有钱人与一般人之间的差距,依然如故。
有的方案却截然相反,认为社会因素是贫困的根源,个人不用为他们的贫困负责。因此实行这种方案的政府为贫困人民提供社会福利、医疗救助、住房补贴等等,让个人无需承受经济的压力就可以过上较为安稳的生活。作者认为,这些政策虽然能够减轻痛苦,但是治标不治本,如果政府不提供这些政策支持,贫困的人还将处于贫困的状态中,这就像医生只是不停地给病人输血,而不治愈伤口。
作者建议,在解决如贫困这类的社会问题时,并不要求我们必须责备个人或者社会的其中一方,而是要牢记社会生活是由社会和个人共同塑造的,只有当我们关注人、社会和社会与人的关系,将人与社会共同纳入考虑,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