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
摘要：抗战后期的史迪威事件，最终使得史迪威被召回了美国。但这一事件并不是史迪威和蒋介石两人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是深远地影响了中美两国后续的政治走向。
抗战后期的史迪威事件，最终使得史迪威被召回了美国。但这一事件并不是史迪威和蒋介石两人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是深远地影响了中美两国后续的政治走向。
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1883年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帕拉特卡。1900年7月考入西点军校。1904年以同届124名学员中名列第32位的成绩从西点毕业，获得美国陆军少尉军衔，分配到驻菲律宾的步兵第12团服役。1911年11月，第一次来中国，游历了上海、厦门、广州、梧州、香港等地。1919年8月，进入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汉语。1920年8月，第二次来中国，担任驻华美军的语言军官。1921年至1922年，被国际赈灾委员会借用，先后担任修筑山西汾阳至军渡、陕西潼关至西安公路的总工程师，深入接触了中国社会，也使他的中文带有明显的山西口音。
1922年至1923年6月，在美国驻华武官处任职。随后回美国，进入本宁堡步兵学校、利文沃思指挥和参谋学院深造。1926年9月，第三次来中国，担任美军驻天津步兵第15团营长，因此和担任副团长的马歇尔相识，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马歇尔后来成为美国陆军参谋长（美国陆军不设总司令，陆军参谋长就是陆军的最高军职），而且深受罗斯福总统的器重和新任，是美国军方最有影响力的大佬。史迪威也因为在天津第15步兵团和马歇尔共事的渊源，成了马歇尔的亲信。
1929年6月，史迪威回到美国任本宁堡步兵学校战术系主任。1935年7月，第四次来中国，担任美国驻北平使馆的武官。1937年7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史迪威先后在兰州、台儿庄、长沙、重庆等地考察战况。1939年8月，回到美国先后担任步兵第2师第3旅旅长、第7师师长、第3军军长。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为史迪威是美军中著名的中国通，所以他于1942年3月第五次来到中国，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
美国让史迪威担任这职务，主要就是认为他曾多次来中国工作，又会一口流利的中文，是最理想的人选。但是中国方面在成立中国战区联合参谋部的时候就明确提出，在中国的美国代表和高级军官应接受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节制，但参谋长必须接受战区统帅的命令而行。也就是说，中国希望蒋介石的指挥权不因为美国参谋长而动摇，中国更希望是派一位对中国情况并不太了解的将领。用外交部长宋子文向美国陆军部的原话来说，就是“不必是远东问题专家，对中国了解太多只会让他茫然无措，而对中国政治和军事问题一无所，那就更好了。”说的更直白一点，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只帮助中国得到美国援助而不过问中国具体事务的顾问。但很显然，性格倔强又锋芒毕露的史迪威，肯定不是这样一个橡皮图章式的角色，这就从一开始注定了史迪威在中国的使命必然是会以悲剧收场。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以惨败告终。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由此产生了第一次龃龉，蒋介石认为：“我军在缅如此重大牺牲，责任全在史氏之指挥无方，而彼乃毫不自承过失，反诋毁我高级将领至此。当失败之初，彼乃手足无措，只顾向印度逃命，而置我军于不顾，以致我第五军至今尚未脱险。乌呼！史迪威诚不知耻者也。”甚至想对史迪威进行军法审判。同时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印象也同样很差：“中国政府是一个建立在威恩兼施基础上的机构，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中。”
6月下旬，由于北非战局的恶化，美国将原来承诺隶属于中国战区，驻印度的美军第10航空队全部重轰炸机和一个中队的A-29轻轰炸机都调往埃及，由此引起蒋介石的极度不满。这对已经开始不和的蒋史关系，无疑雪上加霜，从战略战术上的分歧，发展到对个人品行的相互诋毁，蒋介石于7月初表示了对史迪威来华四个月工作的不满，指出美国政府之所以援华物资不多、不及时，完全是史迪威不能及时向美国报告与建议所造成的，并第一次提出撤换史迪威的打算，并命令在美国的宋子文，与美国政府“重新协商参谋长的职权”，希望美国方面“最好能主动召回史迪威”。对于蒋史之间的矛盾，经过中美双方的种种斡旋，特别是罗斯福总统行政助理居里来到重庆调解，以及美国对华援助的增加、中美中英不平等条约的废除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暂时得到缓和。
史迪威以西方人的思维简单地以为只要有了指挥权就能真正控制军队，所以一直都在想掌握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应该说他的这个想法，既有出于尽快赢得战争的公心，也有自己能真正指挥一支军队建功立业的私心。
1942年7月日，史迪威出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8月上旬，史迪威就提出“只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并从美国调来三百多名军官，准备全面替换驻印军营长以上的中国军官，这一举措受到中国官兵的强烈反对，最终史迪威只好将这些美国军官作为营团师的各级联络官，但这些联络官权力很大，可以直接调动营以下部队，而无须通知中国军队的指挥官。甚至史迪威还打算将第38师改编为10个炮兵营，也遭到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史迪威也不甘心自己的计划一再被否决，就竭力批评中国军队作风延缓，副总指挥罗卓英有“十大罪状”。蒋介石撤换罗卓英，由邱清泉接任。不久，因担心邱清泉脾气暴躁，容易和史迪威山城矛盾，又改为性格比较平和沉稳的郑洞国继任，这才使驻印军的整训总算顺利完成，并在此后的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这以后，史迪威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印度和中国云南训练中国军队，并提出了整编军队、撤换无能将领、理清指挥系统等种种建议；与此同时，史迪威还建议摒弃意识形态的差异，主张给予国共双方军队以同样援助，还建议将国民党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数十万嫡系部队用于抗日前线；。特别是为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史迪威还向延安派出了以包瑞德上校为组长的、代号“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史迪威的这些举措，不但是和国民党所坚持的“溶共反共”政策和背，而且也是犯了蒋介石的大忌，因此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实际上是在双方矛盾是在进一步加深和激化，最终演变成了1944年9月到10月的“史迪威事件”。
9月19日，史迪威兴冲冲地赶到蒋介石在重庆的黄山官邸，当时官邸内蒋介石正在和何应钦、白崇禧、宋子文还有美国特使赫尔利召开高层会议，史迪威首先把赫尔利叫了出来，给他看了一封昨天刚收到的以罗斯福总统的名义发给蒋介石的电报。
电报里有这么几句最为关键：“近几个月来，我多次请求阁下采取严厉的行动来消除渐渐危及中国和阁下本人的祸患。由于阁下至今尚未委派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致使华东要地失陷，后果可能极为严重……我确信，阁下现在要阻止日军实现其在中国的目标，唯有立即加强萨尔温江中国军队的实力，饬令他们向前推进。同时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予他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实权。”
赫尔利马上意识到这封电报的意思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措辞上实在有欠考虑，他以外交管的直觉敏锐意识到这封电报的语气过于尖锐，就这样直接交给蒋介石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所以建议由他口头向蒋介石转达电报内容，过去宋美龄、宋子文也多次有用这样的方式转达罗斯福的信函，但却被史迪威拒绝了。其实史迪威亲自把电报带过来，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史迪威就想亲手把电报交给蒋介石，好亲眼看看蒋介石在接到这封电报后的神态。
于是，史迪威走进会议室，亲手把电报的中文翻译稿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看过电报，却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平淡地对史迪威说了声“知道了。”随后沉默了片刻后就宣布散会。
这可让史迪威有些意外和失望，他本来以为这封电报就像是把直插蒋介石心窝的尖刀，足以让蒋介石神色大变，没想到蒋介石居然不动声色。实际上蒋介石内心是异常愤怒，他在当天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实我余平生最大之污点，亦为最近之国耻……今年七七接美罗侮辱我国之电以后，余再三忍辱茹痛，至今已有三四次之多，然尚可忍也。今日接其九一八来电，其态度与精神之恶劣及措辞之荒谬，可谓极矣。”
蒋介石认为如果自己接受了这封措辞犹如老师教训学生一样严厉的电报要求，接下去就会被美国彻底抛弃，今天如果这样顺从地接受让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那么以后美国就会用这样的口气来要求他这样或那样，因此他决定坚决反击，甚至不惜和美国关系彻底破裂，准备再次“独立抗战”。
20日，蒋介石向赫尔利明确表示：“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此忍受史迪威等之侮辱，此殊足为中美两国合作之障碍也。”
24日，赫尔利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罗斯福要求将中国军队交给史迪威指挥是出于好意，但军队是国家命脉，军队的指挥权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必须慎重处理。并强调已对史迪威“失去最后一分之希望与信心”，希望美国另派人员来华。
25日，蒋介石致赫尔利备忘录，表示同意美方遴选将领一员为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兼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并表示自赫尔利来华后，自己曾不顾以前之感觉与判断，考虑以史迪威为前敌总司令，但“史迪威将军非但无意与余合作，且以为受任新职后，余将反为彼所指挥，故此事因而中止”。
面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罗斯福只得让步了，10月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接受蒋介石的建议，解除史迪威的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但罗斯福坚持还要让史迪威负责指挥在缅甸及云南的中国军队。
10月7日，蒋介石向赫尔利表示拒绝罗斯福建议，称史迪威既不能服从命令，又缺乏与中国的合作精神，所以不能再委以指挥中国战区任何军队的名义与职务，要求美方另派人员。
10月8日，蒋介石的智囊陈布雷认为应适可而止，可以让史迪威只指挥滇缅路作战。但是蒋介石不同意，坚持要美国撤换史迪威。同一天，正在美国作为蒋介石代表的孔祥熙也致电蒋介石，说明罗斯福召集美国军方首脑商议，军方对撤换史迪威有很多顾虑，马歇尔对史迪威非常支持——马歇尔和史迪威的私人关系相当不错，早年在天津马歇尔当团长时，史迪威就是他手下的营长，并提议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所以想要美国另换他人，实在是很困难。因此建议蒋介石只要史迪威辞去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专心负责滇缅路军事行动就可以了。但是蒋介石也不为所动，坚持要完全撤换史迪威。
10月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重申要求调回史迪威，另换他人。蒋介石也认识到和美国的交涉已到了最后关头，做好了最坏打算。他在日记中表示，如罗斯福不改变其现在态度，则不能不准备决裂。
这才是史迪威想要的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但他没有想到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击，最终史迪威成了牺牲品。
10月1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通知他将立即召回史迪威，由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官。
10月21日，史迪威离开重庆，随后在昆明、保山、密支那和兰姆伽等地短暂停留后返回美国。
“史迪威事件”是抗战历史上中美关系的一次重大事件，从结果来看似乎是蒋介石赢了。但史迪威灰溜溜地回国，却让马歇尔颜面扫地，要知道史迪威是他的心腹小弟，打狗害得看主人，蒋介石这一出就是和马歇尔结下了梁子。
马歇尔是何许人也？美国军方的头号大佬，在美国军界和政界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接下来，马歇尔的报复就来了。在1945年12月由马歇尔作为美国特使和调解人，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中，就有意无意偏袒中共，甚至连周恩来不小心遗忘在马歇尔专机上，记有被誉为“龙潭后三杰”之一，中共最重要的卧底熊向晖联系方法的笔记本，马歇尔都不动声色还给了周恩来。
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美国立即通过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武器禁运，马歇尔在其中无疑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后来这项武器禁运在国民党的全力游说和争取下，只持续了一年，但对国民党来说，影响依然十分深远。
再有国共内战期间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1944年10月才刚刚晋升少将，在二战中不过担任过第1装甲兵团补给计划处中校处长、陆军装甲兵司令部上校参谋长、欧洲战区总司令部准将副参谋长、参谋长，完全没有团、师、军级主官的经历。特别是级别太低，只是个少将——后来在朝鲜战争中，巴大维担任美国陆军第7步兵师少将师长，只不过是个师级军官。相比之下，北伐时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加仑，真名布柳赫尔，是苏联红军第一批五位元帅之一。1930年代德国军事顾问团屯长塞克特，陆军大将，曾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被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
可见，马歇尔派巴大维来担任顾问团团长，很显然是是敷衍了事，轻慢不屑之情溢于言表。
1937年宋美龄访问美国，寻求美国援助。结果遭到冷遇，不但没有能够争取到任何援助，美国只同意将抗战时承诺但还没有交付的援助物资继续交付，甚至连发表一个支持国民党政权的声明都不愿意。作为在美国政界军界有着巨大影响力的马歇尔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其实很清楚了。
如果当初蒋介石能忍下这口气，同意将军队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说实在，一个美国将军就真能够完全掌控中国军队？那么，后来的内战，恐怕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史迪威事件”并不是表面上的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是深深影响了后来中国的政局走向以及中美两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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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本名周明，曾用网名光亭，长期从事军事战史研究，曾多次在凤凰卫视、上海电视台担任军事栏目嘉宾。出版过二十多本军事书籍，可在微店“知兵堂书店”、某宝网店“知兵堂书店”上咨询购买。现在喜马拉雅上有个人专栏“老周军事”，制作军事类音频节目。在各大视频平台都开设“老周新观察”视频号，解读军事热点，敬请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