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在德国首都柏林的一处房间内，居住着穷困潦倒、家徒四壁的九口之家。

66岁的老户主前不久因为自己曾经的纳粹党员身份而被苏联红军带走调查盘问，在面见朱可夫元帅说清自己清白后，他被释放回家。

可雇佣了他几十年的西门子公司却将其解雇，丧失了经济来源。

女婿久病在床，之前的大房子早就在战乱中被夷为平地，全家过得极其清贫，每日靠着难以下咽的黑面粥、野菜草根过日。

在不了解内情的周围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为法西斯服务的帮凶所应有的待遇，然而在几年之前，正是在这位“纳粹”手中，南京城至少25万人的生命得到了延续。

他就是有着东方“辛德勒”之称、被南京人称赞为“洋菩萨”的德国人约翰·拉贝。

（约翰·拉贝）

（一）“你不能独自偷生”

几十年来，因为拉贝的纳粹党员（德国国社党）身份，他的事迹在自己的家乡一直被低调对待，以至于西方人对保护犹太人的辛德勒几乎家喻户晓，而对约翰·拉贝却知之甚少。

约翰·拉贝，1882年出生于德国北部的名城汉堡，自幼就是一个饱受宗教思想熏陶的虔诚基督教徒。

自年轻时代开始，他像那个时期的许多欧洲青年一样喜欢去海外淘金冒险，在非洲的草原上捕猎兽皮兽角。

（约翰拉贝夫妇在北京）

26岁那年，受西门子公司派遣，拉贝第一次来到中国开辟业务，凭借着出色的个人工作能力，他在中国的职位步步高升到了驻华总代表，并于1930年开始与南京这座城市结缘。

当时西门子公司在南京的员工家属颇多，20多位孩子急需一所德语学校，有鉴于此，身为负责人的他向德国驻华使馆请求修建一所学校，自己担任校董。

（拉贝所建立的德语学校）

此时他离开已久的故国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特勒的上台将德国改造为了一个狂热的法西斯主义社会。

按照规定，向德国政府申请办理学校，校方负责人必须要有纳粹党员身份才能放绿灯，对纳粹思想知之甚少的拉贝没有多加思考就宣誓加入。

对他来说，当初本不过是用来方便办学校的一层手续而已，没想到竟在几年后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此时战争已经越来越逼近，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人凌厉的攻势让不远处的南京城处在危险当中，尤其自8月份开始，日军飞机已经对南京城发动了一轮轮嗜血的空袭。

作为日本人的盟友，德国驻华使馆方面早早得知了日本人的空袭部署，马上劝告所有在华德国公民尽快撤离南京，拉贝的西门子公司也同意所有员工离开南京。

（日军进攻南京）

战火无情，枪弹无眼。没有人能够百分百保证乱世中的生命安全，作为一名德国人，在中日战事之间拉贝本来可以置身之外，离开南京回到安全的祖国。

不过亦或是出于和中国人民的长久相处、亦或是心中根植已久的正义感，对这片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土地已经有了强烈不舍感的拉贝毅然选择了留守下来。

据他的孙子回忆，拉贝这样对身边的家人解释道：

如果我走了，这些可怜的人们该如何是好？

30年来一直善待我的中国人就要遭受苦难，有钱人都逃走了，但是穷人无处藏身，他们没有办法逃走。

不能独自偷生！

正是带着这种信念，拉贝和南京城其他一起留下来的外国友人在此后的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中救下了25万中国人的性命。

（二）“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自同年11月份上海失守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各部门陆续离开首都，家产丰厚的富人们早早收拾细软跑路，留在南京的除了守城官兵以外就主要剩下人数最庞大的底层穷人。

（拉贝与其他安全区内的国际友人）

日军针对平民烧杀抢掠的残暴作风自开战来就名声在外，为了维护南京城的秩序保护平民，拉贝和其他留守的几十名外国人在11月19日这一天成立了一个国际区，准备专门用来收容城破时的平民。

当时在外国之中关系与日本最好的当属德国，拉贝本人又是国社党员，有鉴于此，协调运转整个国际区的主席职位交给拉贝是再合适不过的。

于是在狭小的3.88平方公里内，数十个难民收容所得以创立，负责为平民们提供基本的生活食物、住宿。

20多天后，南京城破，野兽般的日军将所有的人性丢弃得一干二净，奸淫杀掠无恶不作，“日本军队都是由释放出来的囚犯组成的！”

（南京安全区）

拉贝一边将他所目睹过日军暴行一一记录在日记之中，一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竭尽所能保护安全区内中国人的安全。

尽管在实际情况中，安全区实在很难与安全两个字划等号，日本人并不会因为这里有外国人看守就收敛自己的兽性，多次以搜捕中国士兵为由强行进入安全区搜捕迫害平民。

仅同年12月16日这一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有100多名女性惨遭日军毒手。

但总体来说，由拉贝负责的国际区所管辖的难民收容所至少保住了城中25万难民的生命，大大增加了大屠杀中民众的生存几率。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拉贝本人停留时间最长、由他住宅所改造而成的收容所成为了整个南京唯一一个没有难民伤亡的地方，堪称南京城里面的诺亚方舟。

这间难民所一共容纳下了包括126名儿童在内的602个中国人，他们每天可以得到3袋大米的食物供给，仅有的缺点是面积狭小。

（安全区内的拉贝）

日军对拉贝身上的德国纳粹党员身份多有顾忌，每次日军要登门抓捕难民，拉贝往往及时喝止对方，尤其一看到拉贝手持纳粹礼，日本人就无一不悻悻离开。

一直持续到来年的6月份，确认安全以后，这数百名难民终于才离开他的这间住宅。

在1938年新年之时，出于内心真挚的感激，几百名难民联手送给了一条绸布向拉贝祝贺新年，这条布上写了一句让他备受感动的话：“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三）回国遭受不公待遇 拉贝一家穷困潦倒

1938年2月，拉贝启程回国，一股心中的正义感使得他觉得有必要将自己在南京所见到的恐怖记录向外公布。

当时的德国正在希特勒高压统治下，身为纳粹党员的他要想出版日军暴行记录有关内容必然绕不过元首希特勒。

于是他写下了一份语气十分谦卑的信件给希特勒，向他详细揭露了日本人过去几月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幻想以此让德国向日本施压，使其有所收敛。

这当然是拉贝的一厢情愿，长年待在中国不了解纳粹的拉贝不清楚，与日本狼狈为奸的法西斯德国怎么可能冒着得罪盟友的风险而放任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遍西方。

短短几天之后，几名警察冲上门来将拉贝带走投入狱中，没收了他在南京拍摄的宝贵证据资料。

拉贝万万没想到自己会一下子从南京的“活菩萨”变成了德国人眼中的“贱民”。

尽管后来西门子公司出面将其从狱中救了出来，但拉贝也从原本的高层职位跌落到了一个底层普通工作人员。

随之而来的战火让原本还算宽裕的家庭陷入了困境当中，在盟军高强度的空袭中，自己的住所被炸毁，只能在多病的女婿家中居住。

战争结束后，满目疮痍的德国并未快速走出阴影，人们在45年—47年的饥荒中惨淡度日，单单在1945年8月，柏林就有一半婴儿在饥饿中死去。

（拉贝家庭）

昔日风光的白领精英沦落为街上的流浪汉，城市中饥民为了食物抢劫的案件屡见不鲜，拉贝家中的贵重收音机就是在这段时间内被人偷窃。

在食物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拉贝一家九口每日只能以难以下咽的黑面粥、野菜汤度日，生活质量和过去相比天差地别。

随后因为战后清算纳粹的政策，拉贝身上的国社党员身份又让他遭受了一次牢狱之灾，西门子的工作丢了，家中重要的经济来源遭到切断。

虽说在朱可夫元帅面前澄清了自己在国社党内的所作所为，让自己得以恢复了清白。但之前的积蓄早已所剩无几，哪怕口袋中有再多的金银，在当前配给制下，亦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

正当拉贝愁心于家庭的生计时，一件件装满了香肠、黄油、咖啡在内的食物包裹已从瑞士启程远赴柏林，去报答这位昔日的救命恩人。

（三）知恩图报 中国人雪中送炭

知恩图报是中国人民的美德。

抗战胜利后，拉贝家庭的困难境遇传到了南京政府和市民的耳中，时任南京市长的沈怡立即组织市民进行募捐活动。

（南京市民的一份捐款凭据）

考虑到拉贝家庭最紧缺的是宝贵的食物，故而此次募捐完金额后便将其中大部分转为订购食品，就近在德国的邻国瑞士购买食品寄往柏林。

于是自1947年3月起，拉贝家中就定期收到了香肠、奶粉、黄油、玫糖、咖啡等在内的易于保存的食物，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再寻常不过的东西，对于那时遭遇饥馑的德国人来说无异于比黄金还珍贵的宝物，可谓是雪中送炭。

拉贝一家得以摆脱战后饥饿的束缚，他本人大受感动，在日记中写到：“过去之所为与今日获得之同情，使我将永不再感到失望！”

据计算，包括食物在内的募捐规模约法币一亿元，换算过来差不多2000美元。（这在1947年已经是一笔不菲的巨款）。

南京方面还打算将拉贝接到南京进行居住，一切生活起居皆由南京政府供应。

可惜的是，拉贝本人已上了年岁，行动多有不便，彼时中国又战事连连，搬到南京居住显然不合时宜，故而拉贝婉谢了南京的好意。

1950年，约翰·拉贝遗憾在家因中风离世。

由于约翰·拉贝本人敏感的国社党员身份，这位英雄的事迹在其祖国长期处于一种低调的状态，记载着日军屠杀证据的拉贝日记亦一直到90年代才重新为世人所知。

（拉贝外孙女展示拉贝日记）

结语

2020年，新冠疫情在德国蔓延，医疗资源紧缺成为常态。

当得知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感染新冠却因缺少医疗物资而无法得到救治时，南京方面立即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人手快马加鞭，免费将40盒药物经使馆交到了托马斯手中。

与此同时，托马斯·拉贝所在的医院也在一个月后得到了包括200套防护服、3万只口罩以及其他海量般药品的无偿捐助。

（中国为托马斯拉贝捐赠医疗物资）

拉贝先生，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