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马褂在清代的影视作品中十分常见,或许在大众的眼中,得赐黄马褂者恩宠无比,一旦穿上地位陡增,似有皇帝亲临的感觉。
实际上,黄马褂在清代不算什么级别很高的服饰,而且黄马褂的赐予也比较普遍,数字恐怕轻松突破一万大关。故而,大臣蒙恩获赐黄马褂,并非属于殊荣,充其量也就是锦上添花而已。
相比较黄马褂,以下几种服饰的等级就很高,而且赐给的对象也不像黄马褂那般不讲究门槛出身,非得是有大功者且品级必须是一品大员。
一、四团龙补服
四团龙补服,通俗地理解就是亲王补服。乾隆以前,亲王补服的样式为四正龙,郡王为二正龙二行龙。如果对清代的服饰没有细致研究的话,那么就容易产生混淆。
乾隆中期,大学士傅恒鉴于亲王、郡王补服难以区别,上奏请改亲王、郡王补服,此后亲王补服改为二行龙二正龙;郡王改为四行龙,此后成为定制。
清初时期,四团龙补服从不赐给异姓。雍正在位时开了一个头,年羹尧平定青海后,晋一等公赐四团龙补服,因此年羹尧成了清代首位获赐四团龙补服的异姓贵族。
乾隆时期,四团龙补服的赐予增多,但数量也十分有限。仅有傅恒、阿桂、福康安、孙士毅(后因罪被收回)四人。
定制,凡是获得四团龙补服的大臣,按例是可以在正式场合穿着的。不过傅恒为人低调,不管是朝会还是庆典,从不着四团龙补服,仍穿公爵补服,据说乾隆对他此举十分认可。
可以看出,四团龙补服的等级极高,非有大军功者例不赐给,而一旦赐给大臣,就意味着该大臣在穿戴方面享有亲王的体面。
二、红绒结顶冠
红绒结顶冠的等级更高,只有皇帝、皇子、皇孙才能穿戴,近支的宗室诸王如果没有得到皇帝的允许,一律不准戴用。
乾隆时期常有降恩赐给王、贝勒,并规定他们日常可以戴用。红绒结顶冠赐给异姓大臣的最早案例出现在康熙朝,图海、费扬古等皆因军功获赐,不过异姓贵族即便有此殊荣,也不敢日常戴用。
雍正朝时,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蒙恩获得红绒结顶冠,雍正帝为视恩宠,特意下旨准许戴用,但也有一个前提,就是每年元旦大朝的时候才能戴用一次。虽然一年只能戴一次,却也被同僚视为非常之荣。
从史料的记载中不难看出,红绒结顶冠比四团龙补服更为难得,有清一代获赐恩荣者,不超过十个人。
三、赏戴双眼、三眼花翎
清初时期,宗室诸王向例不戴花翎,只有贝子才戴三眼花翎,公爵则标配双眼花翎,这是作为人臣的最高礼遇。
乾隆中期,顺承郡王时任前锋统领,他主动向乾隆皇帝讨要花翎,乾隆批示说:花翎乃贝子品制,诸王戴之,反觉失制。
傅恒随即上奏说,郡王此时正年轻,如果戴了三眼花翎更为美观,乾隆听后觉得有理,便赐给了三眼花翎。此后,宗室诸王赏戴三眼花翎成为定制。
异姓大臣能获得双眼花翎已是难得,仅有区区的几十人;三眼花翎更是寥寥无几仅有七人,恩宠如阿桂、和珅者,不过是双眼花翎而已。
可见,双眼、三眼花翎在清代的官制服饰中享有至高的地位,非有大功者且位居人臣者不授。
四、大臣赐紫
清代官定服饰的颜色为蓝色、青色系,并不像明代那么过度讲究色系的区分。所谓的“大臣赐紫”也不是赏赐给的大臣紫色的官服。
根据《啸亭杂录》的描述,赐紫是皇帝赐给有功大臣的舆服。“舆服”在古代表示车舆冠服与各种仪仗,与日常穿着的服饰有一定区别。
不过在文献中,也将大臣赐紫归入服饰礼仪的行列,故而御史额外列出。对于大臣赐紫,朝廷是有明文规定的,非有社稷大功不得予。
乾隆朝获得赐紫的异姓大臣较多,其中就有傅恒、福康安、福长安、福隆安、阿桂、和珅、海兰察;嘉庆朝有庆桂、得愣泰、额尔登保,道光以后,大臣鲜有赐紫。
还有一种奖励主要是针对武臣的,叫“赐紫缰”,主要用于装扮马匹,也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了解了以上四种高等级的服饰以后,便能理解黄马褂的含金量了。从赐给的人群来看,黄马褂也是参差不齐,上至大学士、部院大臣,下至侍卫、知县甚至是平民百姓。
这种群体差异性,便很能说明问题,历史是有定律的:凡是身份低的人能得到的东西,那么大致也是不太值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