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导谈天说地
饶毅教授对张文宏教授的批评文章（《对上不必逞能、对下不宜逞强：疫情双方代表性人士都应该实事求是》）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张文宏背后的势力——不一定与张文宏有什么联系，但他们显然想利用中国当前的乱局——在网上对饶毅教授展开了攻击。甚至陶斯亮都出面说话了，可见这个利益链条之长之深。
但是这些攻击饶毅的人都没有顾及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饶毅对张文宏的批评，其实是饶毅很长时间以来批评的一部分，以及近期的许多批评的一部分。
饶毅长期以来的一个批评焦点，就是中国科学界的浮夸、造假、不科学、不专业，他的批评触动了许多科学水平专业水平低，却通过浮夸和造假，获得了学术地位、政治地位，同时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的人。饶毅近期以来的批评，则指出了中国科学管理体制、教育体制的不科学、不专业，针对了中国的科学管理体制、中国的科学教育体制。
我们在美国和一些华人科学家、医生聊天，我们问他们，他们早已都是教授级的，现在已经或面临退休，他们的孩子也都大了，再加上美国的反华氛围，他们会不会有意愿在退休后到中国做点事情。他们提出的两点顾虑，恰恰是饶毅所讲的这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学术氛围问题，对中国学术政治化深感畏惧；另一个就是管理体制问题。可能他的专业并不在这个专业的序列中，管理者并不具备这个专业的相关知识，即便遇到了人品好的管理者，科学家和专家也会有很强的无力感，会带来事倍功半的效果。
可惜这两点恰恰都发生在了张文宏的身上。
这次疫情深深暴露了中国科研体制的问题、中国科研水平的问题，如果有人看不到这些问题，那么他就是睁眼瞎。正像饶毅文章所说的，中国缺少的正是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而要发扬科学精神，贯彻实事求是，就需要抡起大刀，斩断中国一条一条的利益链。这些利益链是造成中国防疫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而发扬科学精神，贯彻实事求是才能真正斩断利益链。否则只会产生新的利益链。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我们的所有文章中，都是将科学家、专家和知识分子进行区别的。知识分子指的是文科生，科学家指的是理科生，专家指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包括医生等。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不认为社会科学是科学，因为它不符合科学的基本定义和常识。
马斯克最近讲了一句其实是常识、但被各种所谓的理论混淆已久的话，他说物理是定律，其他都是建议。这是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我们理解他说的物理就是理工科，其他就是文科。
我们将用三个部分来谈谈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三个领域，第1个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结构问题。第2个是实事求是问题。实际上实事求是也是一个科学问题。第3个是在中国已经羽翼丰满的利益链问题，以及由于利益链而产生出来的，在中国社会和政治中普遍流行的权谋主义问题。
第一部分：科学发展和公平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其他对发展的定义都不科学。
公平发展，我们结合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而不是花架子一样的美国经济理论，已经写了20多篇文章，发表在《财经》和《经济导刊》上。我们的主要观点是，如果不谈政治，只谈经济结构，那么美国比中国更社会主义。原因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对富人征的税比中国多得多；美国的监管和法律比中国严得多；美国对弱势群体、弱势产业和国家重要产业的补贴比中国多得多；美国的社会保障投入包括医疗保障投入比中国多得多。
可以理解中国在这些方面比美国投入少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发展的时间还很短，真正的发展时间只有30来年，中间还被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相信了这些中国经济学家的决策者带错了路。中国的经济总量还比美国少1/4，而人口多4倍多，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中国的投入就会比美国少五六倍。
问题是中国的方向在哪里？是走全世界发达国家都走的共同的道路，还是走全世界唯一的强盗资本主义经济体香港的道路？这个问题是当前中国所有政治问题的根本。
公平发展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谈。
一、科学精神与科学结构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这个发展有没有建立在科学精神基础上。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把新教精神等同于专业精神，把专业精神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逻辑关系是错误的。但是他给学术界一个巨大的启示，那就是现代化与专业精神具有极强的关联性。所谓专业精神就是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部分。
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细分化。现代经济需要越来越多的大量的专门家，同时现代经济还需要少量但突出的战略科学家。在大量的专门家中发现少量的具有战略视野的科学家，使他们逐步走到具有统领地位的位置，这才能形成一个具有战略头脑的，由大量专门家组成的高水平的团队。创新经济不是喊出来的，而是由一个一个这样的科学结构自然产生的。
我们看看美国大型制药集团辉瑞公司的发展历程，以及它的历任CEO的学术背景，就可以知道它为什么这么成功。
科学发展不能产生于一个混沌结构，它必然是一个科学精神、科学结构的产物。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有没有、能不能建立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科学结构的经济体系。
饶毅对中国医药生物学界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整个科学界的批评。饶毅长期以来的一个批评焦点，就是中国科学界的浮夸、造假、不科学、不专业。饶毅明确指出，张文宏不具备分子生物学和病毒学的专业背景，他对新冠病毒发展变异的非常肯定的见解是不科学的，因而是不负责任的。这是从科学精神角度说的。饶毅没有说的，就是张文宏不是病毒学专家，也不是呼吸专业的专家，为什么却成了关于疫情的发言人和管理者？这是从科学结构去思考的。这种张冠李戴的事情在中国科学界还少吗？而这样的问题正是饶毅关于科学管理体制文章所涉及的。
二、关于疫苗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结构问题
关于三年疫情的整体分析，涉及到实事求是问题，我将在后面说。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三年疫情暴露了我们国家在生物医药科学方面的落后、无能。我们的科技人员与美国的科技人员的科技水平相差太远，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改善管理来弥补这个缺陷。我们的军工系统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为什么这样的经验不能移植到一般的科学管理上来呢？
关于中国疫苗研发的相关问题，以及中美两种疫苗的相关问题，我们的一位朋友在2022年5月我们在美国时与我们通电话的聊天中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这位朋友具有美国病毒学博士后的学历背景，在美国的几个大药厂做过研发和研发主管，至今已经几十年了，可以说是非常资深的研发人员和研发主管人员。
他的看法简单地说就是，灭活疫苗其实是比mRNA更好的疫苗路线，原因在于灭活疫苗更安全，成本更低，不需要极低温保存和运输，所以极容易普及，中国有大规模的现成的生产线，可以快速生产。这些都有利于疫苗科研、生产、接种全链条的低成本、高速度和大规模的可及性。
同时他还讲到了灭活疫苗其实有很强的内在科学依据，这个依据他讲得很清楚，但我们不懂，无法清晰地转述。美国不是没有做灭活疫苗的能力，但是经济的考虑、战略的考虑是主要的。
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是，选择的灭活疫苗方案不是最佳的。原因在于没有真正懂的人来掌舵，将人员、经费和精力都分散了，各个药厂自己做自己的，而且路线还不同，不可能做出最优方案来。
中国的药厂都比较小，经费比较少，真正有经验的研发人员更是少得可怜。中国全年用于生命医学与制药的总研发经费（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全部投入）等于美国一家辉瑞制药集团的全年总研发投入。在世界前20大药厂中，中国没有一家。美国的制药集团巨头垄断了全球市场的近70%。
这样相对劣势的情况下，只有集中科技人员，集中经费，由国家统一管理，而不是各个药厂利用自己微小的力量进行自我研发，才可能找到最佳方案。集中力量办大事本来是中国的优势，但是在疫苗研发上，中国没有很好地利用自己的优势。
在我们看来，中国在疫苗管理上出现的失误不止这一个。中国在疫苗接种策略上也出现了失误。
首先就是，由于灭活疫苗非常安全，经历了上百年的考验，在开始接种之初就应该全民接种，而不是把老年人放在后面。这种做法让老年人产生了疑虑，认为疫苗对老年人是不安全的，先用年轻人做小白鼠。这是造成老年人接种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一个管理与决策的心理问题。显然我们的决策过于谨慎小心，在两难选择中给自己提供的保险系数过高。
而美国的mRNA疫苗是先给老年人接种。这种疫苗没有经过三期临床试验，长期会不会带来某种问题也不知道，是一种人类完全没有过经验的疫苗。这就体现出了临到大事发生时，美国人更敢于冒险的性格。
其次，可能更重要，既然我们的灭活疫苗有效率相对较低，而疫苗的安全性又显著比较高，那么就应该缩短疫苗接种的间隔期，使得有效性能够高水平地持续。
我们是在国内打了三针科兴疫苗，2022年4月份去美国。美国的规定是60岁以上的老人4个月接种一次，而且灭活疫苗三针相当于两针mRNA疫苗，这样我们在科兴第3针疫苗之后4个月在美国接种了mRNA疫苗。12月我们在香港接种了mRNA二价疫苗。这样，我们一共接种了五针疫苗。明年我们四五月份回国前，可能还会在美国再打一针。
而且我们认为随着疫情的长期化，定期接种疫苗将是个人和家庭的一个必要选择。主管部门在这方面是否有相关的预案和准备？国家不可能长期为疫苗接种买单，要早点做政策和宣传上的准备。我们认为主管部门在长期战略方面思想比较混乱。
我们认为也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问题。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所谓“成功的困局”。由于前两年防疫的成功，由于当时病毒的传播率较低，中国境内的病毒并不多，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人民群众还是主管部门，可能都认为那么勤地打疫苗没有必要。
三、专业性跑哪里去了？
这个时候就突显出专家的重要性来了。专家如果预测到下一个病毒传播率很高，而且重症率与死亡率虽然比前面的病毒低，但也不能忽视，那么专家就应该建议新的疫苗策略，并且从医疗的角度建议，如果感染病毒，在轻、重和危的情况下治疗的程序应该是什么？家庭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药品和设备？医务系统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宣传部门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政府决策机构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恰恰在这些问题上，以张文宏为代表的网红专家，失去了他们最起码的专业性。例如张文宏医生曾经说过，奥秘克隆也是要咬人的，但是人被“咬”后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他们却一句没谈。而治病恰恰是张文宏这一类医生的专业。他们不在他们的专业上提出他们的专业意见，却在他们根本不懂的科学性上提供完全错误的预测。不能不说，这是当前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政府主管部门难辞其咎。
饶毅2022年11月2日发出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谁在开玩笑：中科院“基础医学和肿瘤研究所”？》点出了根本问题，中国的疫苗研发、药物研发由科技部主管，而不是专业上更对口、并且是成果使用部门的卫健委主管，这使得科学、技术和使用完全脱节。我猜测决策者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卫健系统的腐败非常严重，与医药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想让这样重要的事情再落到利益集团手中。
但是另外一个事则让人更意外。科技部请回了一个哈佛教哲学的人参与到疫苗研发的决策中来，这个事儿成了一个国际笑话。
再比如国药集团的董事长是学机械干机械的，2019年才调到国药集团，他可能是非常优秀的干部，但是他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他所能做的也就是循环流转式的工作，不可能做创新性突破性的工作，因为他缺少做出分析、判断、决策的基础知识，这就会大大损害他的分析、判断、决策的能力。
这正是饶毅批评张文宏的一个主要观点。张文宏不具备相关学术背景，他做出的分析、判断就非常值得怀疑。而依据这些分析判断所做出的决策，要是不出问题，那才是怪事。
很多人认为在美国药品研发只是制药集团的事儿，这是错误的。美国有两个国家级机构对药品研发进行统管。一个是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由总统任命，经费由国会拨付，每年的研发经费大约在500亿美元左右。请看清楚了，单位是亿。这个单位负责支持药品研发和临床研究，一些有创意的研究机构，可以从这里获得经费。这些研究机构的药品研发做到一定程度时，大药厂就会把他们收购。也就是说国家相当于风险投资机构，为药品研发承担了风险。
另一个国家级机构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也是由总统任命，经费由国会拨付。他们负责审查药品的临床实验，对药品上市进行审批，并颁布药品的使用指引。由于世界上大部分药品都要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批准，在美国上市，所以全世界的内科医生看病用药，大部分用的都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治疗指引。
只不过美国的内科医生比其他国家的内科医生水平高得多，因为所有大医院的教授级内科医生都有自己的实验室，实验员少则七八人，多则二三十人。所以按美国的标准，中国大部分内科医生都是不够格的，这可能也包括张文宏。
建议国家应考虑仿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体制，建立中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这个国立卫生研究院最好是由国务院直属，由卫健委代管。科技部应该去管自己更在行的事。
2020年疫情刚开始时，3月6日我们在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蒋超良：专业的与通用的》，我们指出：
蒋超良学的是财政金融，毕业后33年都在金融系统工作。从金融系统直接调到省政府的领导岗位，至今总共不过五六年的时间。
金融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而政府需要的是通用型人才，特别是政府的主要领导岗位。
金融系统程序化平台化非常强，主要领导面对的泰勒所说的例外原则，主要就是控制风险。但政府的工作程序化平台化就非常弱。假设每个系统10年出现一个突发事件，那么政府管理的二三十个系统，平均每年要有两三个突发事件。
这几年在干部急缺的情况下，组织部门乱点鸳鸯谱，大量专业人才涌向通用部门，反而使金融这样重要的专业部门缺位严重。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专业性、职业性。通用部门的通用性本质上也是一种专业性。用专业人才去治理通用部门，出问题是必然的，不出问题才是偶然的。
现在蒋超良式的问题再次出现。饶毅说的很对，张文宏，包括钟南山院士，他们并不具备病毒学的基础，而病毒学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让他们来发布病毒发展的预测，他们错误的预测固然和他们自己的科学精神有关系，但是更大的责任则是那些把这些不恰配的任务交给他们的部门和领导造成的。相反他们所擅长的专业，不但他们自己没有去研究并公布出来，而且那些领导部门和领导个人也没有这样去想这样去做。这就是个科学结构问题，也是相关部门和领导的专业性问题。
张文宏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这样一个热衷于网红而不注重科学性的人，我们的社会应该对这样的人保持警惕，因为他们很容易被利益集团所利用，他们的目的也并不单纯。根据网红而不是根据学术来提拔人，这创造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不但给那些并不将精力专注于自己专业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激励了投机的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不起我们急需的科学结构，也损害了我们急需的科学精神。
为什么科学性、专业性、科学结构的问题在防疫过程中不断出现，我们总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这样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它不仅仅有关于我们今后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时的策略，而且对我们整个发展战略都会有重大影响和价值。
很多人现在都忘了。将近三年前疫情刚开始时，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曾经提出了体系性防疫的思路。我们做到了吗？
饶毅对张文宏的批评，是有关科学精神和科学结构的问题。这个问题绝不能被那些利益集团和有阴暗心理的人带偏了路。
（绿会融媒获授权转载）
（注：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欢迎争鸣，对话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