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10月7日至9日和以及18日至21日，举世闻名的圆明园惨遭英法侵略军两度焚掠，大部化为灰烬。面对正义舆论的质疑和诘难，施暴者炮制诸多谬说，混淆视听，遮掩罪行。时至 160 余年后的今天，仍有部分西方学者沿袭当年侵略者所虚构的火烧圆明园的理由为其洗白，更有政客公然鼓吹“不应该被殖民历史带来的羞愧和对未来的怀疑所折磨，而是应该为自己的身份和立场感到自豪”。也就是说，为了“为自己的身份和立场感到自豪”，一些西方人政学唱和，要千方百计洗白自己的殖民历史，虚构火烧圆明园的历史记忆只是其中一例。如果雨果地下有灵，不知会作何感想！

而且，竟然诬指圆明园内囚虐俘虏。英法侵略者宣称，火烧圆明园是对清军在圆明园内虐杀英法联军俘虏的报复。英法联军的主要指挥者——英国公使额尔金和法国公使葛罗均持此种观点。据王开玺考证，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曾俘虏英法外交人员和抢劫犯 39 人。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额尔金照会恭火烧圆明园之罪岂能洗白？

恭亲王奕䜣，声称“英法侨民，即在此园内遇害极惨”。葛罗在给法国外相的信函中亦宣称英法俘虏被“手足背缚，四肢齐捆，载于车上，送至圆明园中，置一室内”，“死于饥寒，尸为鼠虫所啮”。

然而，关于英法俘虏的关押地点，联军方面的记载多有矛盾。额尔金在日记中写道：“正是在这（圆明园）附近，他（咸丰帝）将我们不幸的同胞擒拿，让他们遭受了最严酷的虐待。”而部分英法俘虏的回忆，则可证明他们并未被押送至圆明园。

如法国人科尔迪埃记载，巴夏礼一行 8 人被捕后，“初解至通州，过八里桥，即令下车，带至白旗都统裕麟营中被审后”，禁锢一庙内。后被押送至京，“加锁练（链），置于狱，与群囚共处于污秽之中”。显然，英法联军实际知悉联军战俘并未被关押在圆明园内。相比英法联军自相矛盾的表述，中方史料的记载明确并且一致。

时任刑部尚书赵光在其自订年谱中记载，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在通州一带与英法议和，因“口语决裂，将巴酋（巴夏礼——引者注）及伊手下人诓拿解京，锁铐交刑部监禁”。赘漫野叟的《庚申夷氛纪略》记载，“通州所获夷酋巴夏礼，幽囚刑部，仅数日而出之”。

《翁同龢日记》于 9 月 18 日记载，“是日，怡王、穆荫、桂良、恒祺均回京。怡王等羁英夷通事巴夏礼等二十余人，下刑部狱”。此外，据9月23日奕䜣上咸丰帝奏折可知，其他十余名英法俘虏也没有被押送至圆明园，而是由“巡防大臣分交各州县看押”。可见，英法俘虏并未被关押于圆明园，更未在此受到虐待。英法联军在与清政府交涉和向本国报告中，强调俘虏在圆明园内受到关押和迫害，不过是浑水摸鱼，为其焚园劫财的暴行制造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