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挽救国家危亡,中华大地上曾经涌现过一批能人志士。
他们就是共产党人,为祖国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无私奉献。
“我是谁?这不重要。我做过什么,也不重要。我的经历、我的职务、我的待遇等等,都不重要。人,就是人,光荣的人,神圣的人,即共产党人。”
这是谷景生墓碑上的一段话。
2004年11月28日,距离“一二·九”运动六十九周年纪念日的前十天,这位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在北京与世长辞。
以庄严的丧仪葬在了对革命者来说意义重大的北京八宝山公墓。
谷景生的墓非常简单,长方形的底座周围,种着一圈绿色的植物,将谷景生的墓碑围绕在中间,植物生机勃勃,一如谷景生永垂不朽的革命精神。
谷景生的墓碑上面没有雕刻任何的花纹,只是干干净净地写上了他的名字,旁边附上生卒年,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白色的墓碑下面,是他的墓志铭。
这篇令人肃然起敬的墓志铭,出自谷景生生前的笔记。
在这一段之后,谷景生还写道:“我深信共产党的精神不灭,因为它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取向。一切带着个人企图加入党的人,都是伪党员。古人说﹐人为财死,还应加一句:官为位亡。共产党是一种信仰﹑精神、意志﹑品格,而不是任何官僚伪员能修改的。”
在谷景生的观念中,共产党的事业是需要有识之士身体力行的,要团结所有能为党工作的人,严己宽人。
团结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缺点归自己,功劳归他人;只要对党的事业有利,个人名誉也可以牺牲。
谷景生用他的一生践行着他所执着的共产党人的精神,坚守着共产党人的事业。
谷景生生于1913年,16岁参加革命。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他是一位文化人,既懂世界语,又会讲英文。
20世纪30年代,谷景生曾历任多家报刊的编辑和主编。
他还是中国革命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党的正确方针本应该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但是,当时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却仍然固守打倒国民党的方针,反对组织广大青年学生向国民党政府争取抗日的民主和自由,并且打击坚持正确意见的市委宣传部长彭涛、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左联党团书记谷景生、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负责人周小舟。
“官司”打到河北省委后,省委肯定了谷景生等人的意见。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便开始酝酿了。
1935年12月9日,是国民党政府和宋哲元、日军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日子。这实际上是实现日军图谋已久的“华北特殊化”,使华北五省全部沦人敌手。
在危急关头,谷景生、彭涛与周小舟果断决定于12月9日这一天,由北平学联出面,组织爱国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坚决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于是,这场请愿游行便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了。
谷景生回忆当时的场景:“我们在抗日同盟军中学到的军事知识,从党办的《长城》杂志中学到的游击战术,都派上了用场。事前,我们做了认真的准备,确定了活动的原则,研究了具体战术。”
12月9日早晨五点多钟以敲钟为号,各大中学的学生冲出校门,怀着满腔热血,向何应钦行辕进发。
警察当局事先听到了学生要请愿游行的消息,清晨就下了戒严令,派警察堵住许多学校的大门,并在一些学校的要冲布置了岗哨,企图消灭这次运动。
但是,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青年学生们,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指导和学联的具体领导下,自黎明时起,就按预定的计划,积极行动起来了。
当天,新华门紧闭,门前排列着警车队和架着机关枪的摩托车,还有手持大刀的警察、警备司令部的宪兵、平津卫戍司令部特务营的士兵杀气腾腾,如临大敌。
这更激起广大学生的极大义愤,他们在新华门前的广场上,挥舞着旗帜,标语,不停地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
在整个请愿游行的过程中,北平市临委派到第一线公开露面指挥的是彭涛,同时还有学联的主要负责人郭明秋、姚依林等人。
谷景生和李常青按地下党的规定,不能公开参加请愿游行指挥,而是由学联随时派交通员向他们两人汇报。
一二九之后,各学校爱国学生罢课斗争的热潮,便席卷了整个北平城。
北平市临委的谷景生、彭涛、周小舟和李常青在一起,又开始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
毛主席对一二九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把它和伟大的五四运动相提并论。
但是,因为是地下党员,所以作为临时市委书记的谷景生根本无法正面出现,以至后来在人们的回忆和党史著作中他的作用被湮没了。
对此,长期以来,谷景生个人对“临委”在发动“一二·九”运动并担任领导工作一事上保持沉默,更不提及“一个成功事件的组织者在幕后所付出的代价”。
一直到1995年,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真相才彻底地被人们所知晓,谷景生的功绩也开始为后人所赞颂。
那是一二九运动的六十周年纪念日来临之前,中共中央决定举办纪念活动。
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共青团中央等组织,策划了一个一二九运动亲身经历者发言分享的座谈会,就打算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当年的知情人,清华大学的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已经离世,组委会便找到了另外一个老同志,也是当年的参与者之一韩天石,将他们拟定好的名单给他看,请他看看还有没有缺漏。
韩天石的秘书胡文斌对中共党史相当熟悉,他看了名单后,对来人指出名单缺少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谷景生,一个是黄华,这两个人不到场,对纪念活动来说是缺憾……”
组委会的人走了之后,胡文斌给谷景生打了个电话,和他说了中央准备举办一二九运动纪念活动这个事情。
谷景生前脚知道此事,后脚组委会的请柬便在上午十二点半送了过来,但是下午三点就要开会了,时间非常匆忙。
来送请柬的工作人员对着谷景生一再道歉,说是他们的疏忽,从前确实不知道谷老对一二九运动作出的贡献。
因为座谈会的议程事先已定,没安排谷景生发言,所以待别人都讲完,他才要求“讲十分钟”。
他讲的很简洁,中心即一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运动的步步铺垫,其间党内的激烈纷争,以及他作为中共北平临委书记的活动等细节都没有提到。
多年以来,几乎没有人知道在一二九运动中谷景生做出过多大的贡献,他也从未与人提起。
九十年代,在一二九运动的意义与评价提升,并且谷景生的领导者身份也浮出水面之后,许多记者与干部对他进行拜谒访谈。
在拜谒访谈中,谷景生总是强调党对运动的领导,他说出彭涛、周小舟、李常青等一个个他凡能记得,并真正在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者的名字,却就是不愿意多谈他自己在运动中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他不居功,不贪慕荣誉的行为,正是做到了他墓志铭上所说的那样,他做过什么并不重要,因为他是一名共产党人。
国防大学副政委李殿仁曾经这样评价谷景生:
“由于他长期做党的秘密工作的特殊要求,由于后来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段(一二九运动)历史始终鲜为人知。许多人建议谷老讲一讲,他总是说,宣传了党,宣传了运动本身的意义就够了,对个人所起的作用还是少讲不讲为好。这种有功不骄傲,谦虚严律己的精神,表现了他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这样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思想境界,不得不使人肃然起敬。
而在革命的道路上,谷景生几度命悬一线,但始终无怨无悔。
1934年到1935年初,北平城内充满着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枪声。
但即使是这样,谷景生还是毅然回到北平。
1933年秋季谷景生重返北平城,是让人抬进去的。
当时他还担任着抗日同盟军五师张稻团的政委,张稻团被日军和伪军还有国民党军队三面夹击,谷景生率领着战士们奋力抵抗,但还是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全军覆没。
当时谷景生也中弹了,子弹嵌进了他的左边肩胛骨,神经受损,半身无法动弹。
北平的地下党知道了谷景生的处境,就通过红十字会,费尽千辛万苦将谷景生从伤兵收容所里转移了出来,转到了协和医院。
因为没有钱,协和医院是以用他做医学实验的名目收留的。
血腥的白色恐怖在北平城内蔓延,时局非常不稳定,是绝对不利于养伤的。
但是没有办法,由于国民党的围剿,北平地下党组织数次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为了逃避追兵,谷景生即使还在养伤期间也需要不停地变换住址,来回奔波。
照料过他生活并负责和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的人,亦由杨克冰、楚显和一位姓唐的女学生几度变更。
但未等伤愈,他还是和党组织断了联系。
谷景生身上的伤还没好,一边躲避追兵,一边维持基本的生存,还要想尽办法找到组织,生活很是艰难。
但他从不曾对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选择有过丝毫的怀疑和动摇,还通过各种关系寻找组织。
对于革命,对于国家建设,他一直抱有着赤诚的奉献热情。
解放初期,谷景生先后被任命为第一任的洛阳市委书记、郑州市委书记和昆明市委书记。
后来,谷景生又积极投身国防科技的建设。
1957 年,在周总理、聂荣臻亲自主持下,我国组建了研发火箭导弹技术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归国不久的钱学森任院长,谷景生任政委和党委书记,参与了我国两弹一星和国防现代化的奠基工作。
从一纸方案到实际雏行,从寻找院址到实地勘察存,施工,从技术人员的调备到制定机构的框架,他都亲历亲为。
谷景生政委在五院初创时期,把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五院研制导弹的实际相结合,或者说五院的各方面的工作建设中如何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这方面起了开创性、奠基性的工作,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聂荣臻元帅曾用“生是五院的人,死是五院的鬼”来向他托付重任。
原航空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王道力回忆与谷景生共事时写到:
“谷景生政委1957年3月到五院工作,1958年6月初离开五院,到总政群众工作部任部,在五院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他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细致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不仅和老专家们谈话交朋友,而且常常和青年知识分子促膝谈心。他同政治工作人员说,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工作,要深入,要细致,要同他们交心交朋友。”
王道力说,谷景生常说的话就是:“我是政委,但我又是教导员﹐我按教导员的方法工作。你们就是要像指导员一样,按指导员的方法工作。但知识分子不是战士,要用关心爱护战士一样的心情去工作,但却不能用对待连队战士一样的方法去工作。”
“知识分子的科技知识比我们强得多,要虚心地向他们学习。要虚心热心、关心地同他们一起工作。”
谷景生这样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让王道力感到敬佩不已。
第一次与谷景生接触时,谷景生便坦率地对王道力说,业务工作我不懂,我也不想管那么多。大事党委定,党委决定了的事,你们就大胆地工作,而且是创造性地工作。
谷景生这样说,让王道力心里一下就踏实了,他心想,在这样的领导人手下工作,心情会舒畅,工作会做好的。
谷景生的最后一个实际职务,也是军地双兼的。
中央在20世纪80年代决定调整和加强新疆的最高领导,谷景生被任命为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乌鲁木齐军区政委兼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书记、第一政委,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
担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时,他对维护民族的大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新疆的经济建设也开始走上了正轨。
1981年,一直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机会来新疆视察的邓小平,利用假期时间去新疆走了一趟。
邓小平这次来得很低调,但说是来新疆休假,其实每天的活动都安排得满满的。
他们一行在招待所稍事休息后,便在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同志谷景生等陪同下乘坐面包车游览石河子市容。
从教学区到工业区,又从文化区到生活区,邓小平认真听着石河子地委书记刘炳正的介绍,不时点着头。
面包车在笔直平坦洁净的路面上行驶着,一排排翠绿挺拔的穿天杨在车窗外闪过。
谷景生还带邓小平去视察了石河子垦区,去了原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一四五团一营三连。
一营三连耕地有八千二百亩,粮食作物就占四千八百亩,棉花种了五百亩,地膜棉花种了四百亩,都是在没有铺膜机械,全靠人工操作的情况下进行的。
新疆农业发展得很让人欣喜,看见邓小平对现在新疆的情况满意地笑了,谷景生也觉得很是欣慰,自己搞的新疆建设总算是对得起党和人民。
可以说,谷景生的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去践行他墓志铭所记述的话,那是一个一心向党的共产党员发自肺腑的声音。
虽然谷景生已经离开我们十几年了,但每当瞻仰他的墓,看到这位老党员的墓志铭,仍有无数人会感到动容。
只要你去了解谷景生的生平,相信没有人不会对他崇高的精神肃然起敬。
谷景生虽离开人世,但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刘立强:悼念敬爱的范承秀阿姨和谷景生叔叔》(作者系老一辈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之子)
《谷景生将军与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发动》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