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异姓爵位自轻车都尉以上,都分一、二、三等,然而御史在翻阅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有清一代凡是被封为公爵的,不是一等公就是三等公,二等公仅有鳌拜一人(还有一个是图尔格属于赠的)。

既然侯、伯、子、男以及轻车都尉都有不少人是属于“二等”的,为何公爵里头就没有二等呢?这个问题还是值得好好探讨一番的。

异姓爵位制度简述

清代异姓爵位制度起于关外太祖时期,经过太宗的改革完善至顺治朝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体制,但最终形成定制则是在乾隆十六年,将爵位分为九级二十七等,具体如下:

一等公、二等公、三等公,一等侯兼一云骑尉、一等侯、二等侯、三等侯,一等伯兼一云骑尉、一等伯、二等伯、三等伯,一等子兼一云骑尉、一等子、二等子、三等子,一等男兼一云骑尉、一等男、二等男、三等男,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一等轻车都尉、二等轻车都尉、三等轻车都尉,骑都尉兼一云骑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

自骑都尉以上每个爵等都有一个“兼一云骑尉”,有不少读者可能还不太理解这个概念,这是因为异姓爵位的等次的提升,都是以云骑尉为基础单位的。

打个比方说,某个官员爵位是一等伯,他因功受到皇帝的奖励,但这个功劳又没有达到晋封三等侯的标准,所以就会给予一个云骑尉。那么他的实际爵位就是一等伯兼一云骑尉,若是日后再获得一个云骑尉,那么就可以顺理成章晋封三等侯了。通俗地理解,集齐两个云骑尉就能升等或升级。

虽然清代异姓封王、赠王的不在少数,但法律层面规定公爵是异姓贵族所能获得的最高爵位,至于封、赠王都属特殊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有一种情况也是需要说明的,有些已经是一等公的异姓大臣立有重大军功,那么皇帝就会在一等公之外,额外再加爵位。比如乾隆二十年一等公傅恒平定准噶尔内乱,乾隆帝又额外赐给一等公。

像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许多异姓王公都有被额外加封爵位的,但子爵以下的居多,且多指名子孙中某一人承袭。

公爵虽然是异姓爵位中级别最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等公是最高的。开国功臣扬古利于天命六年封一等子,天聪八年晋超等公,崇德二年赠武勋王。清代超等公属于特例,也就扬古利一人。

还有一种情况是属于封公而不言等者,比如开国功臣额亦都所封的公爵就没有说明是几等,太宗封其为弘毅公(这个估计读者会有异议,认为是一等公),还有沈志祥、郑成功、郑克爽、白文选等之公爵也没有言等。

异姓爵位同样也存在一个承袭次数的问题,清初时期爵位是否世袭以及承袭的次数,是需要皇帝特旨说明的。乾隆以后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了,朝廷对爵位承袭的次数出台有具体的规定。

一等公承袭次数为26次,二等公25次,三等公24次,以下按等递减1次,直到云骑尉1次。尽管每一级每一等爵位都规定有具体的袭爵次数,但因伯爵以上的次数很多,所以就与世袭罔替无异。

至于“封”和“赠”其实也有有差别的,封爵一般都是世袭罔替的,而赠爵非皇帝特旨,不是仅限于本人就是降级承袭。

二等公为何很少有人获得

御史大概数了一下,清代连封带赠的异姓公爵大概有93个左右,不到一百,可以说公爵绝对是个稀有品种。且这么多的公爵中,除了皇后之父例封承恩公外,绝大部分都是满洲贵族世家,蒙古、汉人的占比并不多。

清之爵号,其别有五:一曰酬庸,以彰世赏;二曰奖忠,以优死事;三曰推恩,以逮外戚;四曰加荣,以殊圣裔;五曰备恪,以恤胜国。

其中前三种最为常见,至于授孔子后裔世袭衍圣公属于“加荣”;雍正二年,封前明后裔朱之琏为一等侯,则属“备恪”,这两种情况很少见。

异姓公爵数量中,又以军功者最多,这些人都与爱新觉罗氏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又是皇帝最信任的心腹之人。这些人的爵位升迁速度很快,起步都是子爵,待积累一定军功时,就会授予公爵,有的是一步到位直接授一等公。

而有些则是由于资历不够,怕在朝中引起非议,往往以三等公为过渡,然后创造机会让他们建功再晋一等公。

再者公爵数量本来就少,地位也很尊崇,朝廷也不会像侯、伯、子、男那样按部就班晋封,如果封爵后没有建功则罢,一旦立功都是直接跨过二等晋升一等。毕竟,已经到了公爵这个级别,皇帝也不会计较,一步到位更能显示出皇恩浩荡。

清代异姓爵位的授予有个原则,越低的爵位在授予时越是要按部就班,这是因为授予中低级爵位的人数量大,还有不少是汉人,所以控制越严格。比如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已经是二等侯了,可死后朝廷也没有给他晋一等侯。

备注:严格来说清代异姓爵位分为爵与世职两种,子爵以上才能称爵,而轻车都尉以下统称世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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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都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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