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岁的王伟力已经不用再像最初几年那样刻意“失明”了。为盲人放了17年的电影,他早就熟悉了在没有视觉的情况下,如何将一部电影“看”得淋漓尽致。
每周六上午9点,北京东城区正阳门外的保利国际影城9号厅。这是王伟力与盲人观众约定俗成的时间和地点。
院线热门的片子会在这里放映。与日常影厅不同的是,影片放映时,王伟力就开始同步讲述。银幕上的场景和人物细节被他一一解构,盲人观众或侧耳歪头,或者眉头紧锁,紧跟着他的节奏调动情绪。
“这不是‘听书’。”在与《中国报道》记者对话时,他反复强调这一点。这些年里,他琢磨了一套自己的讲述理论:把握导演的创作意图,把影片的镜头感、形象感准确地描述传递,由此让盲人观众产生心理视觉。
“要让盲人进入社会、融入社会。”身为心目影院创始人,王伟力始终把电影看作盲人与现实社会产生连接的重要通道。
从小院里走出来
△ 王伟力在给盲人朋友们讲电影。
通道的“挖掘”来源于巧合。
上世纪90年代,王伟力从中国科学院地球所辞职下海经商。王伟力的妹妹患有智力障碍,一直由他和母亲照料。对于像妹妹这类残障群体的处境,他并不陌生。
“下海挣了些小钱”后,王伟力和爱人郑晓洁开始计划做一档关于残障人士的纪录片《生命在线》,他记得,正是在拍摄的过程中,夫妻俩结识了不少盲人朋友。用王伟力的话来说,相对比明眼人,盲人与世界的脱节更为明显。
2004年,因为资金问题,纪录片栏目不得不中断。王伟力开始转向为盲人做公益广播培训。但很快,他和妻子都发现,盲人和明眼人的语言体系相差甚远。受制于视觉限制的盲人,很难将自己内心或是触摸物体的感受通过媒体语言加以反应。
王伟力时常分享一个巧合的场景。2004年的一天,在家看《终结者》的他偶遇盲人朋友的到访。考虑到朋友看不见,他开始将电影里的画面讲述给朋友听,这是这位盲人朋友过去30余年里的首次“观影”。也正是从这天起,王伟力确信,盲人一定可以成为电影的观众。
“通过电影讲述,能在短时间里为盲人提供大量的视觉形态和信息,这或许可以为盲人填补上视觉认知的部分空缺。”王伟力开始琢磨着为盲人讲电影。起初,放映室只有20多平,在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79号的一间小屋里。试讲到第二次时,闻讯而来的盲人观众挤满了屋子,坐不下的观众就沿着门外的台阶席地而坐,竖着耳朵朝向窗户的一侧。
这是心目影院最早的雏形。2005年,王伟力夫妻俩一起创办了为残障人士服务的红丹丹文化教育中心,这年7月开始,心目影院正式对外开展为盲人讲电影的公益项目。
放映厅里设备简陋,电视、话筒、VCD放映机和几十把椅子,仅此而已。王伟力至今记得,最初从那间屋子里传出的气味,汗味、脚味、烟味等各种呛鼻的味道充斥在一起,冬天也得把窗户敞开。“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因为盲人对于美和文明等一些方面的认知是空白的。”王伟力向记者解释。
王伟力发现,处于黑暗世界的盲人对于视觉构成的世界充满着渴望。在此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看”过电影。
△ 生活类的片子往往更受欢迎。
为了对盲人的世界有所共情,王伟力刻意地闭上眼睛。在妻子的协助下,他走上街头体验“失去光明”的“滋味”,以便自己能对盲人的理解更为深刻。电影讲述的脚本写好后,王伟力也让妻子闭上眼睛试听。两人常因为修辞、场景的“听不懂”争论不下,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改。
王伟力说,电影是视觉的艺术,电影的讲述不同于说书、评弹。对于无法用视觉感受的盲人而言,场景、时间、色彩,以及年龄、动态、 表情、服饰等描述需要极具细节,才能在他们的脑海里对画面有所建构。
语调要贴近角色,语气要契合场景,为了准确地讲述,王伟力要把片子多看几遍,导演的阐述、影评都得看,脚本注解也随着观影的理解越写越多,最长的脚本写了足十余页。战争片往往是“难讲”的,涉及方言的更是难上加难。为了讲好带方言的战争片《八佰》,他在4天里看了5遍片子。院线上映《长津湖》时,他去看了3遍。
“视听要寻求一体。这样盲人朋友才能进入到电影里,否则的话就不能算是欣赏电影。”心目影院放映的初期,王伟力和妻子一致认同,要打破盲人观众的听觉依赖,建立视听一体的模式。
一到周六,小院里坐满了盲人观众。王伟力清晰地发现,讲了几年后,一些显现的变化出现在这里的盲人观众身上:有人为了来这里观影特意打扮一番;观影时,大家会跟着电影的节奏哭或是笑;小屋子里的对话声也趋向正常音量。王伟力笑称:“刚来这里时,盲人朋友因为对环境和周围人的陌生,聊天总是不自觉地提高音量,像是一群人在吵架。”
在小院放映的片子都是王伟力找来的影碟且大多是老片,要想看到院线热映的片子,只能是影院。为了让盲人观众们和明眼人一样,也能第一时间体验新上映的影片,心目影院决定告别小院,走进社会公共场所,这是它在小院放映电影的第14年。
从2005年起就在心目影院当起全职志愿者的视弱患者曾鑫记得,那时大家靠着挨个给电影院打电话,询问合作的可能性,再去实地踩点,几经沟通,最终心目影院得到了保利国际影城的资助,有了标准的放映厅。
“盲人也是社会人”
△ 有了放映厅,盲人观众也看上了院线上映的片子。
告别小院的那天,心目影院举行了简单的息影仪式,老朋友们在院子里依依惜别。那天是2018年5月26日。
年过六旬的肖焕义就在其中。即便十余年过去了,在与《中国报道》记者分享时,他仍依然清晰地记得每周六到小院的路:从家门出发,坐44路公交车到达桃源,换乘7路公交到积水潭桥东,再等上一趟635路公交车,坐两站就能到。对比清晨5点就要从昌平家里出发的影迷来说,他觉得自己来看电影算是“很方便的了”。
肖焕义是心目影院的首批影迷。由于自幼失明,肖焕义不常与人打交道。“以前想不开,觉得人生挺不公平的。”聊起那个“爱钻牛角尖、容易偏激”的自己时,他不自觉地提高了分贝。
印象里,大约从2006年9月,肖焕义就在心目影院“看电影”,对于看过的片子,他信手拈来。“大伟老师把《宝贝计划》讲了两遍,一次是2006年,一次是2013年。”来这里听电影的盲人观众都把王伟力称作“大伟老师”。
在大伟老师的鼓励下,退了休的肖焕义与人热络了不少。有一次放映前,王伟力试着让他当起“主持人”,预告当日的影片名或是分享观影心得。用肖焕义的话来说,自己和许多影院的盲人影迷一样,每周六的电影生活几乎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不可或缺”。
肖焕义没法量化电影在自己身上的变化,但他能感觉到:“看了电影之后,好像心态好了很多,很多事情都看开了。”
采访中,王伟力多次提及,中国有着1700万视力残疾患者,帮助他们融入社会是改善这部分群体生存窘境的关键。“盲人与明眼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平等,视觉限制让盲人对于社会上大多数的事物都难以产生共鸣,他们也因此难融入社会。”在王伟力看来,能让盲人影迷们看到院线同步上映的片子就是平等的一种。
从小在明眼人圈子里长大的曾鑫对此深有感触。她发现,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盲人的文化精神需求被忽略。在心目影院工作的初期,诸如“给盲人放场电影不如发点米面粮油来得实在”的声音总在耳边出现,即便是早期来观影的盲人观众也对观影效果如何有所疑惑。
从起初的用放大镜看屏幕到现在只能看到光感和轮廓,曾鑫的视力在随着年岁的增长而衰退。有合作方在得知她的视力情况后,为曾经“催促方案”感到抱歉。曾鑫反而劝说对方,用与明眼人同样的工作要求来对待她。
曾鑫告诉记者,盲人融入社会的连接点就是社会公众在思想上的平等意识,具体而言,“就是把我们跟明眼人同等看待”。
从2005年至今,心目影院为盲人放映的电影超过了1000场。可喜的是,曾鑫发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逐步认同“盲人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件事,身边的误解也少了许多。
“助盲公益事业”
△ 最小的盲人观众仅5岁。
把电影讲好不是件容易的事。给盲人观众讲电影的难点在于要从他们的视角出发,王伟力向记者解释,盲人会用自己摸过的东西来构成视觉符号,再想象这些符号的声音,这是他们的心理视觉。
为了丰富盲人观众的视觉符号和心理视觉,王伟力带着盲人组团去触摸长城、去海边听海浪、在放映《侏罗纪公园》前先去触摸恐龙的模型……但他发现这些远远不够。要在短时间里为盲人提供大量的信息,那还是得电影。王伟力说,电影的类型多样,各种社会形态都在电影里集中体现。
为了能把讲述效果发挥极致,每到放映日,王伟力和志愿者们总会提前到保利国际影城的9号厅,把影厅重新布置。音响的摆放有讲究。王伟力说,讲述者的声音通过不同位置的音响传达至观众的耳朵里,达到“耳语化”的讲述效果,既不和电影的台词产生冲突,也能凸显讲述的情感和音量,“就像在耳边讲故事一样。”他形容说。
“镜头缓缓地向下摇动,山头被雾气淡淡的笼罩着,山脚下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的一些小房子,镜头继续向下,一条小河横贯而过……”对比17年前,现在的王伟力对于电影场景的讲述早以轻车熟路,很少有盲人观众再因为“听不明白”而当场质疑。用他的话来说,这是集理解、感受、阅历等于一体的技术活。
2015 年,红丹丹视障文化中心推出《视觉讲述之电影讲述手册》。王伟力把积攒的电影讲述经验整理纳入其中。他希望能由此为视障人士建立了“视觉讲述”体系,把视觉讲述服务提升到专业化的水平。
王伟力告诉记者,除了电影讲述,红丹丹还曾与日本盲文图书馆开展了技术交流;与法国卢浮宫合作,带领盲人触摸馆藏雕塑复制品;推出盲人生活地图等多种帮助盲人与社会产生连接的产品。王伟力把这些称作为自己的助盲公益事业。
2007年之前,王伟力为了把自己的这项公益事业维持下去,下海挣的钱、房子的拆迁款,共100多万都投入其中。他和爱人达成共识,若是哪一年机构生存不下去了了,第二年两人就去挣钱,做公益的事暂缓。那是中国公益尚在发芽的阶段,民间机构筹款经验、渠道都不算完备,社会和企业的捐赠也只能算是“碰运气”。
好比“枯木逢春”,王伟力说,每到机构快要“活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出现希望的火苗。拜耳公司的捐款支撑了心目影院一段时间的运营;德国使馆公益项目资助帮他们顶上了3个月内拖欠的大部分房租;一对热心夫妇开车送来了2500元捐款……王伟力向记者依次举例。2007年,一位广东的老板向机构捐赠了100万,这是红丹丹第一次有了大额捐赠。
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也参与到他们的助盲工作中。曾鑫告诉记者,从2005年算起,参与到红丹丹助盲工作的志愿者有一万多人次,来观影的视障人群也超过了4万人次。
曾鑫介绍,除了北京之外,心目影院还落地了全国其他城市,包括天津、徐州、郑州、昆明、东莞、苏州、酒泉、大连等。不仅如此,心目影院跟100多所盲校也有了语言类培训的合作,还推出了大字版的盲人杂志。
等待相聚
△ 盲人的精神文化需求逐步被关注。
不同于放映现场为盲人指引的服务型志愿者,电影讲述师存在着一定的隐形门槛,语言表达、讲述技巧等技术性问题都要过关。
2021年,心目影院的第1000场电影放映会上,团队为电影讲述志愿者做了评估分级,将讲述师按讲述人、讲述师划类,再按照实习、初级、中级、高级划分等级。曾鑫介绍说,目前志愿者团队中能达到初级电影讲述师水平的有100多位,但能达到高级电影讲述师水平的仅有5位。
王伟力向记者坦言,在电影讲述方面的人才非常稀缺。年轻一代的讲述者由于生活阅历不够,很难与盲人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深耕助盲工作近20年,王伟力也发现社会对残障群体的关注在发生着变化。
中国有8500万残疾人。截至2020年,全国有1753个市、县开展无障碍建设,累计创建了469个无障碍市县村镇。截至2019年,全国已建成各级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2341个,省级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25个、电视手语栏目32个,设立盲文及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1174个。
像盲人“看电影”这样的需求,也渐渐进入公共视野。虽然“盲道之类的基础设施日渐完备,科技助盲的技术也逐步发达”,但王伟力觉得“还是不够”,让公众更了解盲人群体、学会与他们打交道,让盲人更易融入社会,是亟待解决的、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心目影院的线下放映不得不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及时作出调整。对于习惯了“周六电影”的盲人影迷而言,“看不了”电影是件遗憾的事。
线下不能放映的时候,王伟力和团队就把电影的放映移步线上。妻子郑晓洁为此建立了“红丹丹家园”微信互助群,电影讲述者通过直播的形式开展电影讲述,以此维持盲人影迷观影的需求。
和录制或者在影院现场讲述不同,线上直播受制于技术,讲述者的声音和电影本身的音源容易重叠,情绪的感染力很难透过讲述者的声音传递至手机另一端的盲人耳朵里,“观影”的效果会因此打折扣。
而对于“观众”而言,要在线上“观影”,首要的门槛就是会使用智能手机。肖焕义弄不明白“这些科技操作”,已经两周多没“看电影”了,他总觉得生活缺了点什么。肖焕义喜欢线下放映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前到地方,聊电影或是聊生活。他因此认识了不少新朋友,电影结束了,朋友们会三五成群地走向公交站台,这是很让人享受的社交活动。
“没办法,特殊时期。”肖焕义告诉记者,2020年疫情初期,心目影院的电影放映停了近7个月,“那时候我们都忍过来了。”他有信心,目前不能放映的情况只是阶段性的、暂时的,总有一天都会回到常态,大家再聚在一起“看电影”。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邱慧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责编: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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