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大外交智库创始人授权“秦安战略”平台独家原创刊发,转载自公众号“库智交外大”。作者赵京媛,大外交智库研究员助理实习生。
2022年3月10日,韩国国民党候选人尹锡悦以超过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0.8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当选下届韩国总统。这意味着下届韩国总统,将很可能是一位“反女权主义者”。在往期文章《“反女权斗士”上任在即,韩国性别战争何时休?(上)》中,笔者叙述了韩国性别战争的演变以及韩国“厌女”、“仇男”的社会现状。那么,性别议题如何影响并成为了韩国政治圈的“香饽饽”?韩国的性别对立从“性别歧视”演变成“性别战争”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一、“反女权”成韩国政治圈“香饽饽”
韩国性别战争的战火蔓延到政治舞台已有些年头。韩总统文在寅在2017年竞选时,许诺将成为“女权主义总统”,扩大女性在各部委、政府、企业和公立学校的任职人数,为广大女性群体谋福利。而2022年,尹锡悦在竞选时却将自己塑造为“反女权斗士”。短短5年,“反女权”是怎样扭转势头,成为了韩国政治圈的“香饽饽”?
一切有迹可循。事实上,文在寅总统任职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韩国经济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屡创新高的房价、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年轻一代对未来充满焦虑。而今年2月,韩国舆论调查机构Embrain Public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调查则显示:性别政策排在了所有政策公约的第一位。这预示着韩国政坛的角逐需要换一个口号作为各党派动员选票的工具。这时,通过性别议题进行站队,无疑为他们争取特定群体的选票提供了最佳抓手。
(一)“李俊锡旋风”
2021年首尔市长补选中,有72.5%的年轻男性投票给了保守派。本应是思想前卫的年轻群体,为什么却纷纷站在了保守派一边?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保守派“反女权”主张对年轻男性选票的强大吸引力。这一现象的出现让很多韩国政客嗅到了机会并迫不及待地将“反女权”当作“权力密码”。其中,尤以李俊锡为代表的年轻政客开始崛起,以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冲击着韩国政坛。
2021年6月,一场“李俊锡旋风”席卷韩国政坛。年仅36岁的李俊锡依靠反女权思想,在缺乏资金和组织派系支持的情况下当选国民力量党党首,成为韩国实行民主化后最年轻的党首。他认为社会出现的“逆向型歧视”侵害了男性的生存空间和正当权益。言论一出,获得了20—30岁年轻男性的爆发性支持。同时,他支持废除《消除女性歧视公约》下的“女性配额制”,认为女性不需要被分配一定比例的职位;支持裁撤女性家族部,直言女权主义者是“毫无根据的受害者心态”。这样的激进言论让他成为了韩国年轻男性一代中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年纪轻轻便在政坛拥有了极高的影响力。
(二)“反女权斗士”尹锡悦
无独有偶,今年的韩国总统大选中,尹锡悦的竞选策略与李俊锡的“性别哲学”如出一辙。他表示:“女权主义成为男女之间良好关系的绊脚石,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低出生率。”因此,作为“反女权斗士”的他主张废除女性家族部。这是韩国1998年成立的女性特别委员会,主要负责女性、青少年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相关工作,致力于推进女性权益地位的提高。与李俊熙相似,废除女性家族部是他一直以来的政治主张。尽管两者之间也曾因尹锡悦聘任女权主义者加入竞选阵营而出现分歧,一度导致20—30岁的韩国男性对尹锡悦支持率低迷。但是短短两周后,随着两名女权主义者的辞职,新的政策主张如“加强对性犯罪诬告罪的处罚”等释出,博得了韩国年轻男性的强烈好感,尹锡悦成功稳住了局面。性别战略的日趋明朗化,让他在20—30岁的男性选民中支持率大增,并相当程度上扭转了颓势。
二、从“性别歧视”到“性别战争”
性别矛盾是韩国社会的一个复杂问题,这当中既包括历史传统影响下的观念冲突,也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实困境。然而,在当下它却沦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战争:政治人物只想利用它来取胜,却并不想解决问题。他们企图用性别议题来掩盖就业难等社会结构性问题。在此情况下,男性和女性对彼此的敌意只会升级。那么,韩国的性别对立从“性别歧视”演变为“性别战争”的深层原因有哪些呢?
(一)历史传统:“男尊女卑”的观念
韩国性别战争的根源主要是儒教中的“男尊女卑”观念。先秦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半岛是在公元前1世纪。到了高丽时代末期随着性理学(程颢﹑程颐、朱熹派理学)的传入,儒教逐渐成为朝鲜王朝的建国理念。进入近代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和外来文化的强制性渗透,整个朝鲜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儒教逐渐失去其统治地位,传统的伦理价值规范和道德体系也面临着崩溃。但儒教中的男尊女卑观念在历史长河中,已渗透进韩国的社会生活、社会习惯等各个方面,积淀成一种心理定势和潜在意识,深植于韩国社会与家庭。
如今,历史遗留下来的这种传统性别观念并没有因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被消灭,而是在人们的意识中、在社会的观念里仍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但是文化传统并不是阻碍性别平等的借口,性别更加平等的未来将使每一个人受益。
(二)制度因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问题的产生,固然同男女两性在社会劳动中的分工及其作用相联系,但私有制才是导致妇女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决定性因素,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1945年韩国光复后,韩国社会的性别歧视并没有因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消失。相反,因其亲美的事大主义(朝鲜语:,是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和反共意识而更加印证了马克思的观点。
光复后的韩国受到美军的管辖,具有浓厚的美国色彩,建立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延续了美国独裁、歧视、集权和排斥朝鲜民族传统的恶习。广大的韩国女性,一方面在亲美事大主义的“西方化、开放化即是女性解放”这一扭曲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开始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和风习;另一方面,在南北分断的社会背景下,保守的统治阶级以父权制的观念形态为思想基础,使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和女性的从属地位得到加强。
此外,韩国运行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市场经济,市场主体是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目的就是实现剩余价值,取得高额利润。而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行为如工资性别差异大、工作稳定度极低,又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这种利润的扩大。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张继续维持和强化对女性的歧视。受此影响,韩国光复后,女性仍被排斥在社会劳动之外,被认为是家务劳动的承担者,即使参与社会劳动,也只能参加简单的、有限的社会劳动,而且还不能享受到正常的劳动待遇。
(三)经济衰落:“内卷”的衍生
如果说性别歧视根源于韩国“男尊女卑”的历史传统,发展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性别战争则是韩国经济衰落的必然产物。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韩国经济进入持续低迷期以来,韩国年轻人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
此外,新冠疫情影响下的韩国经济不确定性不断加深,这意味着房价持续失控、就业机会缺乏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一连锁反应使年轻人进入“社会成年”(经济自立、建立家庭通常被看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成年”的标志)的年龄不断延后,长期处于低收入和雇佣不稳定状态,被称作“88万韩元世代”,即平均月薪只有88万韩元(约合5000元人民币),仅能维持最基本生活所需的年轻人。甚至“三抛弃世代”,即因收入原因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甚至放弃恋爱、结婚、生子。有调查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将成为阶层身份较父母出现下滑的第一代人。
对韩国年轻男性而言,身边学业成就更加优秀、经济活动参与欲望日益高涨的女性挤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当竞争愈发激烈,他们中受传统观念影响较大的一批人逐渐出现了憎恶女性的心理。根据2021年5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在20多岁的韩国男性中,近79%的人说他们才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而对于韩国年轻女性而言,职场中的就业歧视与性骚扰仍未得到根除,她们对维护女权的渴望,更加剧了男性的相对剥夺感。遗憾的是,面对严峻经济形势下进一步的男女割裂,韩国各党派却选择利用性别议题来掩盖就业难等社会结构性问题,无休地炒作性别对立,这真是莫大的悲哀。
三、结语
韩国大选结果已经揭晓,但性别冲突并不会随之终结,这场战争的“阵痛期”有多长,性别平等之路该何去何从,这些都是韩国社会无法逃避的问题。韩国年轻男女在社会议题上的对立以及诉求上的鸿沟,或将一直是韩国政治动荡最危险的因素……或许,表达愤怒只是第一步。从长远来看,男女双方跳出性别战争的怪圈还有赖于韩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共同改善、向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