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大外交智库创始人授权“秦安战略”平台独家原创刊发，转载自公众号“库智交外大”。作者赵京媛，大外交智库研究员助理实习生。

2022年3月10日，韩国国民党候选人尹锡悦以超过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0.8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当选下届韩国总统。此前，尹锡悦凭借27年的检察官生涯和仅8个月的从政经验，被媒体称为“政治素人”。而他竞选时提出的“反女权”主张在韩国社会也引发了巨大争议。不过，这一惊人主张也为他赢得了韩国年轻男性的广泛支持，并最终逆风翻盘。可以说，“反女权斗士”的身份是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的获胜法宝，让无数韩国年轻男性冒着“一周工作120小时”、“取消最低时薪”的风险，也要全力支持他当选。那么，为何“反女权”标签成为尹锡悦当选的杀手锏呢？这一切或许要从韩国性别战争说起……

一、韩国“性别战争”的演变

当今的韩国社会，性别斗争已然成为超越阶级、超越种族的存在。这一现象的萌发要从上世纪70年代说起。彼时，韩国实现了经济腾飞，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并成功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然而，与韩国经济上的辉煌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的性别歧视严重，女性地位并不高。

（一）短暂的女性崛起

韩国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极低，“男尊女卑”、“女必从夫”等封建的父权制思想长期主导着韩国社会。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逐渐解体，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韩国女性对性别平等的追求日益强烈，自由恋爱、男女平等的思潮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广泛传播。20世纪60年代，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高速发展，为韩国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这时，韩国的人力资源供求关系还处于“粥多僧少”的时期。就业机会的增多使得越来越多的韩国女性也能够像男性一样拥有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女性”路线，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女性在经济职能部门中的参与比例有了稳定的提高，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由1960年的26.8%上升到了1985年的41.9%。

但似乎性别平等的进步仅限于韩国的就业结构，当时的韩国政府仍缺乏支持女性的专门政策，韩国男性也没有意识到支持的必要。因此，尽管女性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但她们在这一过程中，依然会受到各种不平等待遇。例如工资性别差异较大、行政机构任职的女性比例较低、就业女性的工作稳定度较低、多以临时工的形式被雇佣等。这些潜在的不公平现象犹如一颗定时炸弹，埋伏在经济欣欣向荣的景象中。

（二）“性别战争”一触即发

很快这一定时炸弹被引爆。随着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的到来，韩元兑美元的汇率跌至1891:1，银行资金链断裂，大中小企业纷纷破产，金融恐慌不断蔓延。据统计，当年的韩国自杀率比前一年增长42%。这场经济危机使政府自顾不暇，失业率的暴涨也使本就存在的性别歧视变得“明目张胆”。以女性为主的临时工成为工厂、企业裁撤的首要对象，她们本就拿的是低工资，并不享有其它福利待遇，却还要遭受随时丢失工作的风险。大量女性无法从这场“就业危机大逃杀”中幸免，这也为性别对立的激化埋下伏笔。

事实上，尽管韩国市场经济很发达，生活方式西化程度也很高，但整个社会系统仍然支持女性主要承担家庭责任。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韩国职业女性，也不得不面临这一社会偏见。早期女权主义者认识到这一社会现象，主张反对职场骚扰和就业歧视，崇尚个人主义并与传统的父权社会切割，获得了大部分韩国民众的支持。但是随着中国崛起挤压韩国产业发展空间，加之财阀和社会资本等势力垄断市场越发严重，韩国底层青年向上兼容的机会变得少之又少。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韩国再次遭受致命打击，失业率屡创新高，经济形势极不乐观，内卷现象更是不断加重。而韩国作为深受父权制影响的国家，就业歧视与职场性骚扰本就屡见不鲜，女性就成为了这场残酷内卷的牺牲品……

韩国青年2005—2020年间失业率 （图源@新浪新闻）

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往往在一瞬间。2013年，朴槿惠成为了韩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也是东亚第一位民选的女性国家元首。她的当选被视为女性胜利的开始以及女性崛起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这意味着韩国平等观念的普及打破了男权“一言堂”的状况，她为大众塑造出了一个寻求女性平等的正面例子，激励更多的妇女甚至是男性认识、尊重女性。然而，2016年，朴槿惠因闺蜜崔顺实听政事件导致支持率变得极低。后来，她为了挽回支持率，选择靠拢极端女权，靠嘲讽男性来讨好少数群体。这样的举措不但没有拉回流失的选票，反而背离了她“国民幸福为先”的初心，加剧了韩国社会男女之间的割裂。2017年3月，朴槿惠被免去总统职务，性别战争却还在继续……

（三）“性别战争”的组织化

韩国性别战争中，有一群人的力量不容忽视，那就是彼此“相伴相生、互为依存”的女权组织与反女权组织。最初，女权组织希望可以改变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于是在各大场合为维护女性合法权益发声、为反性骚扰、反就业歧视而斗争。遗憾的是，一些女权组织的方向渐渐走偏。它们关于性别对立的言论愈发激进，接连发表各种贬低男性的言论，甚至推广堕胎男婴的宣传活动，坚持要性别灭绝韩国男性。一些极端女权组织的出现更是将性别对立推向高潮。例如2015年兴起的Megalia，它的logo极具讽刺意义，充满暗示性与侮辱性的组织符号掀起了广大韩国男性的激愤，网络上爆发的大规模口水战使男女割裂感进一步加深。

极端女权主义社区Megalia的logo （图源@百度）

很快，网络骂战延伸至社会现实。面对女权组织的来势汹汹，反女权组织“Dang Dang We”应运而生。遗憾的是，该组织却并没有如它的宗旨一般“反对过度的女权主义，为男人的正义而战”，而是日益极端化。每当韩国的女权主义者举行反对性别歧视和性暴力的集会时，这群男性就会出现，他们一般身着黑色衣服，在女权主义者的人群中穿梭并高呼：“讨厌男人的人滚出去！女权主义是一种精神疾病！”据民调机构Reakmater调查，20岁—30岁韩国男性中反对女权的比例高达76%，30至40岁的则为66%。而在整个韩国男青年中，反对女权主义的比例已超过58%，其中极端反对的比例达25.9%。可见，当极端女权组织来势汹汹，韩国大部分男性将女权主义等同于性别歧视与仇恨，这场性别战争已势不可挡。

裴仁奎，韩国最活跃的反女权主义团体之一Man on Solidarity的负责人（图源@iWeekly周末画报）

二、“不存在的”结构性性别不平等？

在和平、民主与开放成为时代潮流的今天，女性地位的高低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而韩国社会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却迟迟得不到根治。虽然尹锡悦所在的国民力量党曾提出，韩国社会并不存在结构性性别不平等，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一）发达国家的性别差距？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韩国在156个国家中排第102位，甚至落后于阿塞拜疆、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这与其2021年GDP总量全球第11名的位次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报告从经济参与和工作机会、教育、健康及生存、政治赋权的四个维度评估一个国家的性别差距。这也证明，韩国在消除性别歧视、实现性别平等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韩国位列102名（图源@世界经济论坛）

自2009年以来，韩国女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就逐渐高于男性，但是性别薪酬差距却在所有发达国家中位列第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1年发表的数据显示，韩国的男女收入差距为31.5%，即女性收入不及男性收入的七成；同年，韩国女性家族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女性中缺乏劳动保障的非合同工比率高达45%，比男性高出15.6个百分点。

（二）为“性别平等”而斗争？

种种数据显示，韩国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依旧突出，亟待解决。然而男女双方对于性别平等的不同看法以及“受害者”视角更加剧了两者间的诉求鸿沟，他们纷纷以极端方式为实现“性别平等”而斗争。一方面，韩国女性对自古以来的性别歧视传统发起进攻。#MeToo运动被认为是亚洲最成功的反对性骚扰运动，这场拒绝强权、拒绝性别暴力的运动在韩国各界掀起了巨大波澜。但伴随着韩国政客、娱乐明星、上班族接二连三地受到性骚扰指控，相关消息被媒体大肆渲染，极大程度上加剧了男性群体的恐慌情绪。

韩国男性正在抗议女权主义 （图源@百度）

另一方面，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网络社区，厌女文化盛行。他们将女权主义者描绘成激进的“厌男症”患者，并散布对女权主义者的恐惧。加之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不少人自嘲：“目前在韩国生活就像是在地狱一般的朝鲜”。在这些年轻男性眼中，不服兵役、不工作的家庭主妇以及不纳税的外国人都是“逃票者”，是造成他们如今窘境的罪魁祸首。此外，他们强调，自己并没有得到过父权制的好处，凭什么为当下的女权运动负责？性别不平等问题明明是上一代人遗留下来的，又凭什么要年轻人为此付出代价？或许，对于韩国底层年轻男性而言，既然困境难解，将生存压力归咎于“抢饭碗的逃票者”似乎要比把希望寄托于被资本裹挟的韩国政府“容易”得多……

三、结语

在韩国，一个手势可以引爆男性的怒火，成为侮辱、贬低他们的象征；极端女权组织也可以将受压迫的问题一并归因于根深蒂固的“父权”，对正常男性进行攻击，而全然不顾在韩国社会中大量男性也处于社会底层的事实。当“厌女”、“仇男”成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两方对峙下大量的情绪宣泄只能造成一地鸡毛而毫无任何正面成果，并且性别战争的愈演愈烈只会沦为选举政治的“权力密码”被反复运作，在“女权”与“反女权”骂战中销声匿迹的只有真正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