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是我党著名的抗日英雄和革命烈士,她在临死前留给儿子的一封遗书,也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赵一曼遗书中所称的儿子宁儿,大名叫陈掖贤,他在解放后才知道母亲的英雄事迹,为了纪念母亲,他在身上刺下了“赵一曼”三个字。

陈掖贤一生命运坎坷,他的精神和性格也有着一些缺陷,最终在53岁自缢而亡,他一生从不因为烈士子女的身份搞特权,还拒绝了母亲的烈士抚恤金。

生于忧患之中的宁儿

1928年11月,赵一曼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回到上海后,她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前往湖北宜昌进行革命工作。

赵一曼在莫斯科时,和来自湖南的同学陈邦达情投意合,两人在异国他乡结为伴侣,赵一曼回国时,已经怀有两人爱情的结晶。

来到湖北宜昌后,赵一曼租下一处房子,准备在宜昌建立我党的联络站,刚刚开展工作没有多久,1929年2月的一天,她突然感觉肚子一阵疼痛,自己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没想到的是,房东老太太是个不近人情的老古板,她担心租客在自己的房子里生产不吉利,要赶赵一曼走。

好在,当时邻居中有一位工人,十分同情赵一曼的遭遇,就把她接到自己家中,当天晚上,赵一曼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赵一曼十分疼爱这个尚未出生就历经坎坷的孩子,给他取了个小名叫宁儿,寓意是希望他能一生安宁。

但宁儿从出生开始,就没有过几天安宁的日子,赵一曼生产后没有多久,我党在宜昌的联络站就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当地抓捕共产党人,事先得到消息的赵一曼连夜抱着宁儿从城里跑了出来,才逃过一劫。

赵一曼带着这个孩子,回到了上海,又在党组织的委派下,前往南昌,在中国共产党的江西省委机关工作,宁儿这个出生才几个月的孩子,也跟在母亲身边去了南昌。

当时正值白色恐怖越演越烈的时候,江西省委机关又因为叛徒的出卖而被破坏了,赵一曼接到同志们冒死传递的危险信息后,赶紧烧掉了机密文件,抱着宁儿逃离了住处。

当时正值冬天,外面正下着大雪,赵一曼抱着孩子匆匆忙忙跑出来,黑夜里连鞋子都走丢了,只能躲到城外一户农家的草垛里,才熬过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这户人家发现了赵一曼,看着她们母子俩不像坏人,就让她们进房间里烤干了衣服,还送了赵一曼一双旧鞋,赵一曼千恩万谢后,带着宁儿又出发去寻找党组织了。

这样危机四伏、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打消赵一曼火一样的革命热情,但身边跟着宁儿这样的一个年幼的儿子,开展工作十分不方便,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也十分不利,赵一曼就琢磨着为宁儿找一个稳定安全的家庭寄养。

为此,赵一曼跟陈邦达的妹妹陈琮英,也就是宁儿的姑姑商量,陈琮英是我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的夫人,对革命工作的危险性也有着充分的认识,对赵一曼的想法也很理解和支持,

她们两人经过商议后,决定把宁儿交给陈邦达在武汉的大哥陈岳云抚养。

陈岳云在武汉家境优越,家中还有几个子女,可以给宁儿一个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为了宁儿的安全,赵一曼虽然万般不舍,还是把一岁多的宁儿送到了武汉的陈岳云家中,挥泪告别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赵一曼送别儿子前,还专门带着宁儿来到照相馆,抱着宁儿留下了一张合影以作留念,但没想到的是,这是赵一曼留下传世的唯一一张母子合影照。

赵一曼挥别儿子后,就前往东北开展抗日工作,在白山黑水中艰苦奋战了好几年,最终牺牲在东北的抗日战场上。

赵一曼牺牲前,曾包含深情地给宁儿留下了一份遗书,遗书中赵一曼为没有尽到母亲教育的责任而感到遗憾,也告诉孩子自己不是用千言万语,而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育的他,希望他长大成人后,不要忘记自己的母亲是为国家而牺牲的。

这封遗书,流传下来后,也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而当时远在武汉的宁儿,根本还不知道自己母亲牺牲的消息。

宁儿长大后,取名为陈掖贤,一直在伯父陈岳云家里生活的他,虽然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但对父母的真实情况一直知之甚少,只知道母亲在参加革命工作。

直到建国后,陈掖贤在陈琮英等亲属的帮助下,才了解了母亲赵一曼的革命经历,1954年,他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第一次见过了母亲赵一曼留给自己的遗书。

陈掖贤看到母亲牺牲前最后的嘱托,不禁大哭一场,他手抄一份遗书带在身边留作纪念,为了表达对母亲的尊敬和思念,他用钢针蘸着蓝黑墨水,在自己的手臂下刺下了“赵一曼”三个字,希望赵一曼的革命精神,能伴随自己的一生。

当时《赵一曼》电影正在全国热映中,对这部电影,陈掖贤一直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态,他想在银幕上看到母亲的英勇事迹,但每一次去看又都极为痛苦,看到母亲遭受的磨难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折磨。

陈掖贤幼年时和母亲分别后,在大伯父陈岳云家中的生活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也谈不上有多么幸福。

虽然经商的陈岳云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但毕竟不是生活在自己亲生父母的家中,陈掖贤稍大一些后,知道自己是寄养在这里的,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这也养成了他从小就比较内向沉闷的性格。

解放前的一次遭遇,更让陈掖贤的性格变得越加内向脆弱,他在上海文华大学读一年级时,有一天他病了,就一个人在宿舍休息,没想到突然闯进一个高年级同学,竟然想对同是男生的他进行不轨的行为。

虽然在陈掖贤的奋力反抗下,强暴者没有得逞,但是这件事也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从小没有父母温暖的他感觉自己在哪里都是一个弱者,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对他的性格形成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解放后,陈掖贤在亲姑姑陈琮英的照顾下,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周围的同学很多都是革命志士的子女,大家对他都很照顾,让陈掖贤感受到了革命家庭的温暖。

在大家的照顾和帮助下,陈掖贤在人民大学的求学十分顺利,但他自小形成的性格缺陷,还是影响了他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也让他的命运十分坎坷。

陈掖贤的坎坷命运

1956年,陈掖贤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但他并没有跟他同学们一样,走上外交工作的舞台,而是来到北京工业学校,担任一名政治课教师。

陈掖贤为何没有去从事外事工作,至今依然有着不同的说法,他的家人回忆说他是出于国家的需要,认为国家更需要工业建设,因而放弃了外交工作而走上了外交战线,而据他当时在北京工业学校的同事回忆,他是因为被组织认为“不适合外事工作”才分配到学校里的。

在当时跟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们的印象里,陈掖贤的生活习惯和个人卫生都十分糟糕,他素日里对我个人形象就不是很在意,整个人显得有些邋遢,并且对于房屋居住的卫生情况也不在意。

据说,在陈掖贤的宿舍内,推门就可以清晰看到木板床上就铺着一张凉席,然后就是赤条条的被面和棉絮,原本应该雪白的棉絮,最后变得灰扑扑的,堆成一团,还有就是宿舍内随处可见的烟蒂。

这样的个人生活习惯,也难怪传出了陈掖贤不符合外事工作要求的说法。

在学校里的卫生检查中,陈掖贤的单人宿舍每次都是不合格,这也让学校领导十分为难,最后学校领导调整了宿舍,让他和同事一起住在建工楼的一个房间里,让同事帮助他一起搞好宿舍卫生,这样总算让陈掖贤的房间变得干净了一些了。

陈掖贤参加工作后,没有家庭负担,又住在学校安排的宿舍里,每月的工资当时是69元,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本来应该过得十分宽裕,但不知道为什么,陈掖贤每当到了月底,他的收入都已经用完了。

当时学校的工会有一种简便借款,只须到经办人处签名就能借到5元钱,下月发工资时即扣还,陈掖贤便成了这个借款的常客,每个月月底都能在工会看到来借钱的陈掖贤。

后来,在同事们的细心观察下,才发现陈掖贤一直不会安排自己的经济开支,每月的工资,他用起来总是前松后紧,他在月初的时候总是吃比较贵的甲类菜,还买些零食。

有次同事见到他喝酒时在吃一种炸过的昆虫,他告诉同事这叫龙虱,营养十分丰富,过去只有在南方才能买到,这次很不容易在前门大街看到了,标价很贵,他就毫不犹豫地买下来打打牙祭,这样的用法下,他的钱到了下半月就捉襟见肘了,只能吃便宜的丙类菜。

陈掖贤一直爱吸烟,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月初吸比较贵的纸烟,下半月没有钱了,就只能用剪开的报纸卷烟叶抽。

在北京工业学校教书时,他爱上了学生张友莲,张友莲毕业后分配到化工厂担任实习技术员后,两人便在1957年结婚了。

但在结婚后,陈掖贤依然管理不好自己家庭的经济生活,虽然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每个月超过了100元,但依然在每个月月底都无法应付正常的生活开支,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也越来越大,两人虽然生育了一个女儿,但没过多久还是离婚了。

离婚后的陈掖贤,情绪更是消沉郁闷,甚至有了一些轻微精神疾病的倾向,每个月还是都没钱吃饭,这也让学校的领导们都担心他出问题,就安排跟他关系最好的同事袁宝珊帮助陈掖贤安排工资开支。

当时学校里定下了一个办法,陈掖贤的每月工资还了欠款后,买够当月的饭票,再把剩下的钱分成四份放在袁宝珊那里,当做陈掖贤的零用钱,陈掖贤每周向袁宝珊领一份,这样以来,既能保证陈掖贤每个月都吃饱饭,每周也有零用钱。

但这个办法根本实行不下去,陈掖贤每周都想要提前支取零用钱,不给的话就会发生口角,实在拿不到零用钱的陈掖贤就会去找别人借钱,还会拿饭票跟别人还钱,这样一来到月底他依然没有饭票吃饭。

有一次袁宝珊特意问他零用钱为什么花那么多,结果他告诉袁宝珊,自己有一天经过金鱼胡同和平宾馆,发现那里有零售的议价西凤酒,每两两元七角钱,他就买了2两一饮而尽,可是这5元4角钱差不多是他一周的零用钱了,这也让袁宝珊哭笑不得。

1961年春天,学校的党委看陈掖贤整个人都情绪低落且苦闷不已,担心他精神上是否有所异样,便让袁宝珊陪同其一块到安定医院就诊。

经过检查和诊断后,医生决定让陈掖贤住院治疗,这样他就在医院轻症病房里住了几个月,这段时间袁宝珊继续帮他管理工资,袁宝珊每月去看他两次,替他交住院伙食费,准备生活用品,剩余的钱替他存人银行。

等他出院时,袁宝珊交给他一张存有200多元的银行存折,这可能是陈掖贤这辈子的第一笔存款。

出院后不久,精神状态有所恢复的陈掖贤和张友莲复婚了,学校在一栋新开辟的家属宿舍楼里分给他一个房间,袁宝珊也不再帮他管理工资了,不久后,陈掖贤又有了第二个女儿。

本以为陈掖贤的生活要走上正轨了,但他的精神状态又逐渐变得苦闷低沉,每天低头上下班,很少与人交谈,张友莲的身体不好,经常住院,这个小家庭的经济更加拮据,也加重了陈掖贤的精神负担。

大约是1974年秋天,陈掖贤好几天没去上班,同事到他家看时,发现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原来他因没钱吃饭已经饿了四、五天了,同事们赶快把他送医院抢救,才救回他一命。

就这样一直到了1982年8月,陈掖贤又是几天没上班,同事们到他家看他,发现他已经自缢身亡。

陈掖贤虽然一直被精神性格上的缺陷所困扰,但他一生之中,一直视母亲赵一曼为榜样,不但没有任何的特权意识,也一直努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刚参加工作时,北京工业学校的同事们就评价他理论功底扎实,有着广博的历史知识,古汉语基础也很扎实,他的讲课也很受学校学生们的好评。

后来陈掖贤虽然因为精神上的问题,教学效果起落很大,但他在情绪正常时也一直努力工作,同事们对他也十分认可。

最可贵的是,陈掖贤有着赵一曼这样的英雄母亲,他的亲姑姑陈琮英是国家领导人任弼时妻子,他常去中南海探望姑姑,但他从来不张扬自己的身份,也教育他的女儿们不能有特权意识。

党和政府曾在解放后要给陈掖贤发赵一曼的烈士抚恤金,陈掖贤坚决不要,他连烈属证都没有办,没有要任何待遇。

他在去世前,给女儿留下的也只有寥寥几句话:

永远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给组织和国家添麻烦,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你的奶奶是你奶奶,你是你。

参考文献:

《赵一曼烈士之子的非常人生》,《世纪》,2007年1月

《铭心的母爱 刻骨的亲情——赵一曼烈士和她的儿子陈掖贤》,《生活中的老一代革命家》,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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