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战役,是事关明朝与后金政权国运的一次重大战役。不论是从军队人数,还是武器装备乃至国力方面,后金都处于劣势地位。但结果却是后金赢得了胜利,明王朝在辽东地区转攻为守,陷入被动。
萨尔浒一战,占据优势的明军为何会战败,其实这只是表象,任何一场战争的胜负,其实都与当时的朝局不无关系。就萨尔浒之战而言,明军自踏出关外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要失败。
明王朝出兵的动机
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十五日发兵辽东重镇抚顺。当时的抚顺守军仅有一千余人,后金八旗轻取抚顺,守将李永芳出降。
接着八旗军又取东州、马根单等堡台五百余,劫掠人畜三十万。二十一日,击败辽东总兵官张承胤、副将颇廷相之援军一万余人,参将、游击及千总、把总等军官五十余人,获马匹九千匹、甲七千余副。
战报传至京师,朝野震惊,万历皇帝指示兵部遣兵数千出关加强防御的同时,朝廷也在各地调集重兵,筹饷数百万两,起用杨镐为经略,李如柏为总兵官,准备与后金决战。
万历皇帝这次发兵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教训努尔哈赤以及收复城池,而是要从根子上解决辽东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要彻底灭了后金政权。
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大军出发在即,经略杨镐上奏“擒奴赏格”,兵部尚书黄嘉善覆奏,万历帝批准,颁布天下以及海西、朝鲜,具体为:
“有能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世袭。擒斩奴酋八大总管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者,赏银一千两,升指挥同知世袭。擒斩奴酋中军、前锋领兵头目者,赏银七百两,升指挥佥事世袭……”
所谓的“奴酋八大总管”即指后金的八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阿巴泰等人。“十二亲属伯叔弟侄”,系指努尔哈赤侄儿阿敏一系。中军、前锋则为额亦都、达海、何和里等异姓贵族。
很明显,明朝这次出兵,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将努尔哈赤家族斩尽杀绝,又要把整个建州全部消灭,这就是发动萨尔浒之战的目的。
明军部署情况
应该说,这次出征准备工作还是比较充足的,经过十个月的紧张筹备,粮草、军械、火器等大体完备。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抚陈王庭,在辽阳誓师讨敌。
大军兵分四路:
北路为开原铁岭路,以原辽东总兵官马林为主将,共两万余人,以靖安堡出边,由北直攻赫图阿拉,叶赫出兵两千相助;
东路为宽奠路,以总兵官刘铤为主将,兵一万余,朝鲜都元帅姜弘立领兵一万三千从征,由亮马佃出边,从东发起进攻;
西路为抚顺路,以山海关总兵官杜松我主将,官兵二万余人,由抚顺出关,从西进攻;
南路为清河路,以现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兵两万余,从鸦骨出边,由南进攻。
四路大军总计人数为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叶赫兵,共十万三千五百余人,号称是四十七万。对于萨尔浒明军参战兵力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是20万重兵,但总体来看十万人左右更靠谱,毕竟当时的后金军队不足三万人,已经占有明显的优势。
这次出征,明王朝可以说是把家底都拿出来了,十万大军千员上将,枪炮火器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领先的。如此军威雄武,声震山岳,看来努尔哈赤这次是劫数难逃了。
兵未至已先败
十万大军出关看起来很威风,实际上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出师之前,明朝政府的腐朽,已经决定了明军必然惨败的命运。
如果了解万历皇帝其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因循苟且,晏处深宫,沉溺酒色,厌恶国政,爱财如命,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懒皇帝。旁得不说,仅以祸国殃民的矿税一项,每年就要额外征银五百余万两,纳入内库。
万历皇帝也是骄奢淫逸,挥金如土,营建三殿,仅采楠木、杉木于川、贵、湖广,就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御用服袍,岁费数十万。册立太子,只是采办珠宝一项,就下诏取银两千四百万两,而每年的国库岁入,仅有四百万两。
皇帝如此,大臣自然也好不到哪去。这一时期的内阁首辅便是著名的庸臣方从哲独理阁务,此人才具平平,只知逢迎媚上,既无治政用兵之才,又缺乏匡时救弊奋发图强之志,凡事都是敷衍塞责,苟且度日,这样的人如何能担当巩固边疆的重任。
皇帝、宰相皆昏庸,政务必然废弛。万年晚年从不临朝,京城各衙门中的官缺都不满,六部中堂官仅有四五人(标配有18人),都察院御史、给事中按编制应该有150人左右,而实际在岗的不到一半,至于督抚监司一类的,更是常年空缺。
具体到军政方面更是一塌糊涂,要打仗就必须要有兵,而且还得是精兵。就辽东地区来讲,既无精兵更无受到人民拥护的好兵,辽镇马步兵定额应该九万余人,而实际上缺额达二万二千人,除了老弱病残之外,精壮者不不过二万有奇。
当时朝中大臣就曾形象地描绘了辽东地区的军队情况:
大将军遣各将领,提兵屯驻各城堡,近者一月,远者两三月,或更番往返,岁以为常。每丁军阶至,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一家倾竭,蚕食别室,稍不如意,尽行毁虏。马蹄经过,鸡犬一空,弓刀悬门,人皆丧魂。
所用大将无一可造之材
君昏相庸,国穷民贫,军政废弛,本已决定了出师必败,再加上朝廷所用非人,更加速了明军的覆灭。任辽东经略的杨镐本是一个贪生怕死、丧师辱国的劣材,竟被文武百官捧为克敌制胜安邦定国的大帅,他从一个闲官,提升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荣任经略。
其下的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官,也都是爱吃如命、畏敌如虎之辈,尤其是对新兴建州的八旗劲旅,更是久久闻威名,谈虎色变。如此腐败的明朝政府,怎能与新兴的后金相争,如此松弛胆小的弱军,怎能打败兵精马壮的八旗劲旅,萨尔浒之战,只能以明军的惨败而告终。
参加萨尔浒战役的各位将领中,也非个个草包,比如西路军主将杜松,以及东路军主帅刘铤,都有过辉煌的战绩,也是善于领兵之人。但一场大规模的战役,仅凭一两位杰出的将领是改变不了战局的。
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军心振奋,器械充足,战马成群,为后来取开原,灭叶赫,下辽阳奠定了基础。相反,明朝经此战后,君惊臣恐,兵无守志,陷入了被动困窘的逆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