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黄酒在国人酒饮世界里的地位不消赘言。不过想必多数国人无从料到，餐间月下，调味佐餐的那杯琥珀色浆液，竟能成为近代异域来客体认中国酒文化，乃至与中国人生活发生联系的一大媒介。

　　可以确信，1863年3月不会是近代来华西人第一次目睹绍兴黄酒。但未尝不可把这个时间，视作绍兴黄酒飘香世界的一个起点。那月，一位《北华捷报》通讯人去信编辑，讲到旅居绍兴城内的外侨时而会采购几坛“Loo Choo”出城犒劳太平军，与那些“非常享受这种酒”的将领们联络感情。“Loo Choo”，即威妥玛拼音的“老酒”，实指绍兴黄酒。不知提坛挂壶犒军去的金发碧眼，可曾与“红头人”推杯换盏过？

　　1879年，法国博物学家福威勒受命筹备1880年柏林万国渔业博览会中国馆。福氏借机在浙江多地深入田野，调查风物。因缘注定，福氏在“一个月的浙江之旅中，多次品尝了这种酒，总是感觉很好”。他饶有兴味地告知读者，“随着年份的增长，绍兴黄酒的质量会变得更好，所以珍藏在房窖里的美酒总是被人称作‘老酒’。我很想把绍兴酒带回欧洲。不幸的是，这种酒无法忍受长途旅行及路上的高温闷热”。都想搬几坛回国痛饮，恐怕绍兴黄酒带给福氏的愉悦已非文字所能形容了吧！在考察报告《一位博物学家在舟山群岛和浙江沿海的旅行记》里，福氏如此向西方世界读者述说绍兴黄酒：“这是一种被广泛饮用的发酵饮料，因浙江一座城市得名，品质绝佳。这种酒装在陶土做成的双耳形坛子内，经由宁波大量外运。绍酒和金华火腿同出一省，后者也是清国极为重要的一种农产品。中文有句俗谚：‘绍兴酒与金华火腿，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名声赫赫’。” 福威勒也记录了一则坊间传闻，可能早在1857年，几位法国军官就因一名华人随从力荐，咪到了一口地道的绍兴黄酒。故事真假莫辨，但美酒本就是半醉半醒的。喝与没喝，真有那么重要吗？

　　博览会真的好似黄酒与19、20世纪西方世界的“红娘”。近代绍兴黄酒首次震撼亮相海外舆论舞台，也是得益于一次全球展会。1884年，规模盛大的国际卫生博览会在伦敦开幕。本次展会的中国馆布展精致，体验活动丰富多元，以一场中外嘉宾盛宴为最高潮。是日宴设曾纪泽亲题匾额的馆内中餐厅“紫气轩”，海关洋员赫德特地组建的中国民乐队也来到现场伴奏助兴，好不热闹。

　　散席后，《伦敦医学时报》率先从食品角度，分析了那晚奉客的绍兴黄酒：“与燕窝羹一起端上来的，是盛在一组小杯子里的热酒，名字叫做‘绍兴酒’，是用大米酿成的”。然而，当晚“身先士卒”的英伦医生们，无法在一时间适应绍兴黄酒的独特风味：“对于英国人，这酒实在会造成些难以描述的不适感”。其实不只是医界嘉宾，那晚赴宴的英国人先前都未曾品尝过绍酒，当他们带着啜饮香槟的预期，快速将舌尖探进黄酒盅时，那种强劲的味蕾冲击不消多说。于是乎，一些并无恶意却略显滑稽的绍酒风评，陆续进入英美读者的视野。英国发行量极大的幽默讽刺杂志《笨拙》调侃，绍兴酒的口感有点像“家具抛光剂的经典味道混合着巧克力奶油”。《格拉斯哥先驱报》引述现场宾客戏谑，称“一想到冒着热气的酒水从茶壶中流淌而出，客人们不禁内心发憷。但绍兴老酒到底还是“压轴”出场了。朋友说它喝着有股‘医院药房的味道’。”卫生博览会报道现场的英美记者们，显然也从嘉宾们面红耳赤的表情里觉察到了问题，发回的报道不谋而合地提醒可能接触到绍兴黄酒的读者：“这酒一桌点一壶就好，每位客人小抿一口就可以了，那股冲劲实在难言其怪。”

　　在其他晚清重要外交场合，譬如1889年3月光绪帝大婚的各国使节招待宴上，都能看见绍兴黄酒的身影。多家英语报纸先后披露了总理衙门招待宴的酒水安排，其中第一顺位正是“来自绍兴府的酒”。由此，争先恐后希望一窥中国皇家生活的西方读者，无意间再次强化了“绍兴酒就是中国国酒”的文化印象。

　　相映成趣的是，1943年，雷塔·兰伯特发表在美国《自由》杂志上的文章，将绍兴黄酒评为中国“温和的酒饮”：“如果招待你的是‘绍兴酒’，你大可安心喝上好几小碗。不过假使端上来的是高粱酒，或者‘广东酒’，你就必须小心了，那可是烈酒”。而在此前，寓居浙江的外侨们，早已习惯端一樽绍兴佳酿畅饮消遣。澳大利亚《昆士兰人报》透露，1930年前后，诸多外籍友人喜欢在杭州西湖的碧波之上，就着绍酒饱览大好风光。看来美酒真无所谓“烈”与“不烈”，也并没有“冲”或“不冲”，化用黄酒“老乡”鲁迅先生所言，“世界上本没有好酒，饮的人喜欢了，也便有了佳酿”。

　　随着绍兴黄酒愈发驰名世界，绍兴这座小城渐渐锚定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坐标。20世纪上半叶，《泰晤士报》《中国评论周报》等英文主流媒体放送新闻时，多会不期而同地以“那个举世闻名的酿酒中心”指称绍兴。有甚者，这般地理思维还影响了部分严肃的政府文件。1938年5月21日，美国情报部门编制的一份中国抗战简报，就为便利决策层理解绍兴这个不常现身的“小”地名，注明“那里因是‘中国银行家之乡’，还有‘中国黄酒产业中心’而闻名于世”。

　　更为令人惊叹的是，有些近代在华西文媒体，竟然把绍兴黄酒的地理象征拔高到了民族国家层次，俨然指认绍酒就是中国“国酒”。1921年，《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谈到，绍兴酒与苏格兰威士忌，这两款世界名酒在象征民族国家方面着实神似：“绍兴酒是何等妇孺皆知，芳名远播，以至于对一个中国人而言，‘绍’这个字的意义好比‘苏格兰’对英语世界一般重要”！1936年10月，艺界泰斗刘海粟为英文报纸《大陆报》银禧特刊里开列专节推荐绍兴黄酒，毫不吝啬赞美之情：“中国许多地方都出产酒饮，其中绍兴地区酿造的那种被称作‘黄酒’的酒，几个世纪以来都被视作质量最佳的国酒典范”。绍酒的“国酒”形象历久弥新，直到1946年，《大陆报》还盛赞“绍兴黄酒是最为风靡海外的一类中国土特产”。

　　绍兴黄酒何尝不是近代中国国家民族意识的一个风向标呢？1909年初，来华西医斐恒在上海观察到，通商口岸精英们的饮酒偏好，较之父辈已有明显改变：“中国绅士们和洋人品鉴同样的酒饮，不再喜欢喝那种著名的绍兴酒”。的确，在晚清民初的大变局中，踟蹰于传统与近代之间的中国曾过激地短暂“忘根”，香槟威士忌挤占绍兴黄酒的桌面之下，涌动着“土”与“洋”的认同挣扎。然而很快，中华民族自尊感、自信感火种复燃，国人深切意识到“中国的”虽未必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适合中国的。酒饮方面的修正随之到来。1933年9月，杭州市民向国家捐赠飞机的首航“掷瓶礼”上，西方传入的香槟首次被中国本土的绍兴黄酒取代。翌年2月，汉口市民献给国家的三架飞机再次以绍兴黄酒，而非香槟作为“掷瓶礼”道具。当年3月8日，《大陆报》主笔高度评价了中国“掷瓶礼”的转变：“不再是香槟的天下，著名的黄酒终于在今日的庆典仪式里拥有了它当之无愧的地位！”外人尚且欢呼，国人有什么理由不对绍兴黄酒的“正名”深感自豪？

　　游历既久，来华西人不仅“识”了绍兴黄酒的盛名，也渐渐“知”其工艺、民俗、地域性等方方面面的奥妙。1936年7月3日，上海美侨媒体《大美晚报》，精当点评了绍兴黄酒品质卓越的“诀窍”：“这种酒具有独特风味，是因为酿酒用水取自绍兴城附近的鉴湖，那里的水完全没有受到矿物质、有机质污染”。7月9日，美国加州《圣克鲁斯哨兵报》首次面向美国普通读者，介绍了绍兴 “女儿红”酒文化：“在中国绍兴，当女婴降生时，她的父母会贮藏几陶土坛子的顶级黄酒。这些酒会在女孩成亲日，在新房里启封品尝”。1947年，《大美晚报》又针对上海入冬给出了一则有趣的比喻，称这是“睡前小酌一壶绍兴酒的日子”，把中国乡绅的冬季日常描画得生趣盎然。

　　同属东亚“大米文化圈”的日本，对于绍兴黄酒的理解、认同由来已久，在近代历史上方兴未艾。1887年6月11日，《朝日新闻》的调查详细记载了绍兴酒通过陆、海路行销天津等北方都会的史实。此次日人考察绍酒，直接目的是为新研制的“玫瑰露酒”寻求改良参照——天津消费者反映同是大米酿酒，“玫瑰露酒”后劲太重，而绍兴酒温和宜人，饮后不易头疼。这篇调查还有心附加了一张绍酒与“玫瑰露酒”成分化验表，借鉴乃至赶超的用意露于纸表。绍酒在日本的知名度从未跌降。1918年7月23日，《东京朝日新闻》的 “论酒”文章写道：“说起名酒的出产地，一般都会列举出日本兵库，法国波尔多以浙江的绍兴”，绍兴黄酒岿然位居斯时日本人心目中的“世界三大名酒”。1930年代，日本记者、“中国通”泽村辛夫系统整理了绍兴黄酒的点点滴滴。泽村把所见所闻撰成《谈绍兴酒》，开篇就由衷地褒奖道：“一说到中国的酒，恐怕除去烧酒外，首先所指的就是绍兴酒吧！”日本对绍酒的热衷，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上引发了一种创痛极深的经济侵略。我国东北地区沦陷后，伪满政权在抚顺扶持“满洲老酒会社”仿冒绍兴酒，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警告消费者“谨防假冒”。谈起近代日本与绍兴黄酒的故事，这段历史也是不可不提的。

　　绍兴黄酒在飘香世界之时，也凝聚着海外中华儿女的故园乡愁。1946年10月，《中央日报》解释绍兴黄酒出口兴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南洋及美国等地华侨，颇多对国内著名之绍兴酒，具有宿嗜”。万国来客，尝的是绍兴黄酒的一个“奇”，而浸湿漂泊华侨唇边的绍兴黄酒，或许总是和思乡潸泪一道，述说着中国人的那个“家”吧？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邹赜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