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熟悉盖世太保、纳粹政权的秘密警察,但他们的恐怖和镇压行为,与他们的日本同行的宪兵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成立于1881年的日本宪兵队,是现代化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宪兵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扩张主义的日本帝国主义兴起之前,宪兵队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引人注目。

后来宪兵队成为了一个残酷的国家机构,对被占领的领土、被俘战俘和被占领的民族拥有管辖权。宪兵队同时也从事间谍和反间谍工作。并使用酷刑和法外处决,来维持他们对数百万无辜人民的权利。日本投降时,也有许多文件被宪兵队故意销毁,所以他们的暴行的真实规模,可能永远不会为人所知。

猪笼大屠杀

在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后,一群大约200名英国军人发现,他们在入侵期间被困在了爪哇。于是他们以游击方式,辗转到山上作战,但他们最终还是被日本宪兵队抓获并受到了拷打。根据战后在海牙的60多名目击者的证词,这些人被强迫关进1米长的,用来运送猪的竹笼子里。然后,在38摄氏度的高温下,被卡车和敞篷火车运送到海岸。这些俘虏严重脱水,然后被安置在等候的船只上,随后船只驶离泗水海岸,并最终将这些笼子扔进大海。而俘虏们要么淹死,要么被鲨鱼活活吃掉。

一名当时只有11岁的荷兰目击者,向一家杂志描述了这一事件:

一天中午左右,也是当天最热的时候,一辆由四五辆军车组成的车队,经过我们玩耍的街道,车上装着所谓的“猪筐”,而这些东西在本地通常是用来装猪的,并堆在运往屠宰场或市场的卡车上。不过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所以猪只供应欧洲和中国的消费者。所以穆斯林(爪哇人)不允许任何人吃它们,认为猪(和狗一样)是“肮脏的动物”,应该避免接触。换句话说:任何与猪和狗有关的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是可耻的。不过令我们吃惊的是,日军的猪篮子里塞满了澳大利亚的士兵,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穿着他们的部分制服,一些人甚至还戴着他们的特殊帽子。他们被成双成对地捆在一起,两个人面对面,像猪一样被困在篮子里躺着。有些人的状态很糟糕,哭着要水。随后我看到一名日本警卫脱下他的裤子,在他们身上小便。我记得当时我很害怕,永远忘不了脑海中的这些场景。后来,我的父亲告诉我,这些卡车开过小镇,是为了向印尼人展示他们对白人种族的羞辱,然后被扔进海里淹死。

驻爪哇的日军总司令今村仁史中将,因缺乏证据而被荷兰法院宣告战争罪名不成立,但后来被澳大利亚军事法庭指控,并被判处10年监禁,随后他于1946年至54年在日本的菅口服刑。

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行动:Operation Sook Ching

日本占领新加坡后,他们将这座城市命名为“昭南岛” (Syonan-to),意即 “南方之光”。并将当地时间设置为东京时间。然后,他们发起了一项计划,清除他们认为危险或不受欢迎的中国人。年龄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每一位中国男性,都被要求到全岛的登记点报到接受检查,并且将受到密切询问,以确定他们的忠诚和政治倾向。那些通过测试的人会在他们的脸上、手臂上或衣服上印上“检查”的字样。那些没有通过测试的人——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秘密社会成员、说英语的人、公务员、教师、退伍军人和罪犯等,都会被带到拘留区。并且对许多人来说,只要你有一个装饰性的纹身,那么就足以被打上反日秘密组织成员的烙印。

在筛查结束后的两周内,那些被标记为不受欢迎的人,会被带到种植园或沿海地区,如樟宜海滩、Ponggol前滩和丹那美拉渡口海滩,在那里接受处决,而尸体则会被冲进大海。处决的方法根据4个指挥官的想法而有所不同。一些人被押往海里,然后被机枪扫射,另一些人则被绑在一起,然后被枪决、刺刀刺死或被斩首。在后来的战争罪审判中,日本声称有大约5000名受害者,而当地人自己的估计是在2万到5万人之间。

在大屠杀之后,宪兵队继续维持着一种恐怖和酷刑的规则,其中包括一种惩罚方式,即用消防水管强迫受害者吞水,然后用脚踢他们的肚子。其中一名日军管理人员,筱崎麻默,被这种酷刑吓坏了,于是他签发了很多的安全通行证,不过这些通行证通常只针对那些与日本勾结的人。最终他发放了近3万张安全通行证,挽救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而这让宪兵队大为光火。今天,他被人们铭记为“新加坡的辛德勒”。

山打根死亡行军

占领加里曼丹岛(婆罗洲)后,日本人得以进入宝贵的近海油田,他们决定用山打根港的军用机场来保护这些油田,而这些机场由战俘充当奴隶劳工进行建造与维护。最后大约1500名战俘,大部分是在新加坡沦陷时被俘的澳大利亚人,被送到山打根。在那里,他们忍受着恶劣的生活条件,只有很少的蔬菜和肮脏的米饭供应。1943年初,英国战俘开始加入他们,一起被迫在飞机跑道上劳动,忍受着饥饿、溃疡和营养不良。

一些早期的逃亡事件导致了营地里的镇压。而因为捡椰子或没有向路过的营地日军警卫鞠躬等原因,战俘还会被殴打或关在露天的笼子里晒太阳作为惩罚。那些被怀疑使用无线电设备或向营地走私药品的人,也会受到宪兵队的严刑拷打,他们会用打火机烧他们的肉,或把金属钉钉进他们的指甲里。一名受害者后来描述了宪兵队的方法:

日军一名士兵拿出一小块像肉串一样的木头,把它塞进我的左耳,然后用小锤子敲进去。随后一种难以忍受的疼痛,我晕了过去,后来被一桶冷水浇醒。从那以后,我再也听不到声音了。

尽管受到残酷镇压,澳大利亚士兵马修斯上校还是组织了一个地下情报集团,向俘虏们走私医疗用品、食物和金钱,并与盟军保持着无线电联系。后来他被日军逮捕,但他拒绝透露那些帮助他的人的名字,最终他于1944年被宪兵队处决。

1945年1月,盟军轰炸了山打根日军空军基地,随后日本人决定撤退到内陆的拉瑙(Ranau)。1月至5月之间发生了三次死亡游行。第一次包括那些被认为是最健康的人,他们携带着日本的装备和弹药,被迫在热带丛林中行进9天,并只带着4天的口粮,大米,鱼干和盐。那些倒下或走路摇摇晃晃的人,要么被日本人射杀,要么就是被殴打致死,幸存者到达后,他们被迫建立营地。那些留在山打根的人继续面临着营养不良和虐待,最终又分两波向南推进,那些无法行进的人,只能看着日军撤退时将营地烧毁,自己留下等死。最终只有六名澳大利亚人在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

Kikosaku

在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期间,日本人在试图控制欧亚人口方面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这些人是荷兰和印度尼西亚血统的混血儿,并处于有影响力的位置,不愿意支持日本版的泛亚主义。最终日军以严厉的镇压和处决作为回应,他们把这次的行动称之为“kikosaku”。kikosaku是一个新词,由佛教中的kosen和saku两个词组合而成,kosen指的是死者的土地“黄泉”,saku的意思是“工程”或“机动”。它被翻译成英语为“哈迪斯行动(Operation Hades)”或“地狱飞船(hellcraft)”。在实际的行动中,包括未经审判的处决或造成死亡的法外惩罚。

日本人怀疑他们会从事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所以日本人也和荷兰殖民者一样,害怕共产主义或伊斯兰叛乱。因此他们很快就开始认为,在调查处理他们的案件时,遵循司法程序是低效和妨碍执行效率的。由于实行“御罪”政策,宪兵队可以在没有正式指控的情况下,无限期监禁犯人,或对有嫌疑的人处以即决处决。

当宪兵队开始发现只有使用最极端的审讯,才能导致供述时,就会使用刑讯逼供,即使结果是死亡。一名前宪兵队成员后来告诉《纽约时报》:“一提到宪兵队,就连哭闹的婴儿也会闭嘴。每个人都怕我们。甚至流传的一句话说,囚犯从前门进入,然后尸体从后门离开。”

Jesselton Revolt

现在的哥打基纳巴卢的城市,是1899年由英国北婆罗洲公司建立的,原名叫杰塞尔顿的城市。在1942年1月被日本占领并更名为Api之前,它一直是一个中转站和橡胶资源的来源。1943年10月9日,华人和当地的苏禄人起义袭击了日本军事当局,包括日本的办公室、警察局、军事旅馆、仓库和主要码头。尽管只装备了几支猎枪、长矛和长柄帕朗刀,他们还是在撤退到山区之前,杀死了60~90名占领这座城市和周围城镇的日本人。

两个连队和宪兵队被派去进行报复,不仅针对叛乱分子,而且还针对广大的普通人民。数百名华人仅仅因为被怀疑援助或支持叛军而被处决。他们还将Sulug、Udar、Dinawan、Mantanani和Mengalum等离岸岛屿上的Suluk土著人作为目标。很快,迪纳万岛的所有男性人口都被消灭,而妇女和儿童则被强行转移到其他地方。虽然日本人的估计是只有500人死亡,但其他人给出的数字接近3000人,而日军对苏禄人的对待,更是被一些人形容为种族灭绝。

Double Tenth Incident

1943年10月,一群被称为Special Z的英澳突击队员,利用一艘旧渔船和折叠独木舟潜入新加坡港口。随后他们击沉了7艘日本船只,其中包括一艘油轮。最后他们成功偷偷溜了出去,所以日本人确信,这次袭击是由马来亚的英国游击队根据平民和樟宜监狱的囚犯提供的情报,精心策划的。

10日,宪兵队对该监狱进行了为期一天的搜查,并逮捕了嫌疑人。进一步的检查发现57名被拘留者,因参与港口破坏而被捕,包括一名圣公会主教和一名前英国殖民大臣和新闻官员。在接下来的5个月里,他们被挤在灯火通明的牢房里,没有床上用品,也没有可以躺下的地方,还要忍受饥饿和残酷的审讯。其中一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破坏活动而被处决,另有15人最终死于宪兵队的酷刑。

在1946年对Double Tenth Incident事件相关人员的审判中,英国检察官科林·斯利曼中校描述了当时日本人的心态:

我是带着一点怀疑和疑虑,来描述本案的事实和事件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人的罪行,我有必要描述一下那些使人类堕落到极点的行为。整个案件的基调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难以言表的恐怖。赤裸裸的恐怖从始至终渗透在本案的每一个角落和角度,没有丝毫的缓和。我一直在大量的证据中努力地寻找一些可以减轻罪行的因素,使这个故事从纯粹的恐怖和兽性,升华到可以理解的程度,至少在悲剧的层面上,但我不得不承认我失败了。

桥屋(Bridge House)

自1937年日本帝国军队占领上海以来,宪兵队就一直在上海驻守,而其总部设在一座名为“桥屋”(Bridge House)的大楼里。上海的外国势力和知识分子,见证了抗日书刊的兴起。宪兵队和改革政府利用一个由中国犯罪分子组成的准军事组织黄道会(Yellow Way Organization),在外国殖民地对反日分子进行谋杀和恐怖活动。在其中一个事件中,一家反日小报的编辑蔡国土被斩首,他的头被吊在法租界前的一根灯柱上,并挂着一张写着“看!看!这是反日分子的结果。”的纸条。

日本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宪兵队被用来对付上海的外国人,这些外国人被以反日活动或间谍罪逮捕,送到桥屋,被关在铁笼里,遭受毒打和折磨。那里的环境非常糟糕:“到处都是老鼠和虱子,而且任何人都不准洗澡,因此从痢疾到斑疹伤寒和麻风病等各种疾病,就猖獗了起来。”

宪兵队特别关注曾报道过日本在华暴行的英美记者。《中国周报》(China Weekly Review)的编辑约翰·b·鲍威尔(John B. Powell)是囚犯所受待遇的一个典型案例:“审问开始时,自己必须脱下所有衣服,跪在逮捕他们的人面前。”当他们的回答无法让审问者满意时,受害者的背部和腿部,还会被四英尺长的竹棍殴打,直到鲜血流出。”在鲍威尔被遣返回国后,因腿部坏疽被截肢而死亡,其他的许多记者,也因这种经历而永久受伤或精神失常。

1942年,在瑞士大使馆的斡旋下,一些被抓捕的盟军平民作为遣返协议的一部分被释放。不过日本人故意使这次旅行不愉快。这些人被安置在过度拥挤、闷热的甲板下,并同时从横滨和香港接走了更多的被拘留者,然后缓慢地驶向中立的葡萄牙港口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尔克斯。

占领关岛

与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其人口在入侵前被疏散)一样,关岛是二战期间被日本占领的美国境内唯一有人口的领土。1941年占领后改名为“大宫岛(Great Shrine Island)”,首都阿加尼亚(Agana)被改名为“赤城”,并且该岛最初由日本帝国海军的京畿道监管。日本人用恶毒的手段试图消除所有美国人的影响,迫使当地的查莫罗人遵守日本的社会习俗,希望使他们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顺从公民。

1944年,日本宪兵队控制了该岛,当时战争正转向对日作战,而美国的战争机器正飞速地越过太平洋。从1943年开始,对查莫罗男子的强制劳动范围扩大到妇女、儿童和老人。宪兵队深信,亲美的查莫罗人正在从事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因此对人民进行严厉镇压。由于纪律的破坏,平民被士兵强奸、枪杀或斩首。一次一名名叫何塞·丽莎玛·查福罗斯(Jose Lizama Charfauros)的男子在寻找食物的时候撞上了一名日本巡逻队,他被迫跪下,然后被一把剑砍伤了脖子。几天后,他被朋友们找到了,因为蛆虫侵入伤口,清除了感染,这才使他活了下来。最终他从战争中幸存下来,不过脖子上留下了一块巨大的伤疤。

慰安妇

“慰安妇”问题至今仍是东亚地区政治紧张和历史修正主义的根源,有着悠久的历史。从1904年开始,日本宪兵队正式负责有组织的慰安妇活动。最初,是妓院被转包给宪兵队管理,但因为担心一些妓女可能是间谍,从顾客那里获取军事机密,因此宪兵队被安排担任监督角色。

1932年,宪兵队完全控制了有组织的军队慰安妇活动,在军队里建造慰安所,用来安置被迫服役的妇女。她们被关在铁丝网后面,由日本或韩国的黑帮看守。火车车厢也被用作流动慰安所。最终,小至13岁的女孩都被迫成为慰安妇,其价格因族裔以及嫖客是士官或是士兵而异。日本女性的收费最高,其次是韩国人、冲绳人、中国人和东南亚人。也有白种妇女也被迫成为了慰安妇。据信,多达20万名女性被迫为多达350万名日本士兵提供性服务。并且这些妇女被关在可怕的条件下,尽管承诺每月为她们的“服务”支付800日元,但她们实际得到的钱很少,甚至没有。

现如今,日本对慰安妇本身仍然存在很多疑问,因为日本对慰安妇的保密程度很高,而且证据也被销毁了。1945年,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在台湾缴获了日本宪兵队的文件,其中详细描述了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处置慰安妇:

她们可以被单独或集体消灭,或以任何方式,比如通过大规模轰炸、有毒烟雾、溺水、斩首或其他方式……目的是不让任何一个人逃走,做到把她们全部消灭,不留任何痕迹。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

虽然众所周知,日本人通过731部队从事人体实验,但该计划的规模往往还不能被人们完全了解,而且在亚洲各地存在的其他17个相关设施,通常不为人知。有一组日本宪兵队被安置在中国东北的第173部队。8个村庄被夷为平地,建设了供数千名研究人员和医务人员居住的宿舍和设施,包括宪兵队营房、监狱、地下实验室和掩体、处理尸体的大型火葬场等设施。而这些部门也被日军称为“防疫部门”。

石井四郎(Shiro Ishii)是负责人,他向他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医生的天赐使命,是阻止和治疗疾病,但我们现在开展的工作,完全违背了这些原则。”被送到这里的犯人通常都是那些被标记为“死不悔改”、“顽固反日”或“没有价值和用处”的人。大多数是中国人,但也有韩国人、白俄人,以及后来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盟军战俘。

他们使用活人作为实验对象,来测试生物和化学武器的影响,以及暴露在诸如黑死病、霍乱、炭疽、肺结核和伤寒等疾病下的情况。而且,没有麻醉剂的活体解剖也很常见。一名新研究人员,描述了在一名30岁的中国男性身上进行实验的过程:

他知道自己要结束了,所以当他们把他带进房间并绑住他时,他没有挣扎。但当我拿起手术刀时,他开始尖叫起来。我把他从胸部到腹部切开,随着可怕地尖叫,他的脸因痛苦而扭曲。他发出了难以想象的声音,尖叫也变得非常可怕,但后来他终于停了下来。这是这里一名外科医生一天的工作,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

由宪兵队和关东军监督的其他设施,也分布在中国其他地区和亚洲其他地区。长春的第100部队为日本牲畜研制了疫苗和生物武器,以消灭中国和苏联的牲畜;广州的第8604部队培育了携带黑死病的老鼠。新加坡和泰国也建立了其他研究疟疾和鼠疫的设施,但许多记录在盟军缴获之前就被销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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